雅集漫话

　　中国向有“礼仪之邦”之名，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编定六经，数千年来，在抑武崇文的大趋势下，武功的辉煌逐渐被文道的昌盛所遮蔽，在中华文明厚重的土地上，孕育了灿若星辰、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旗帜鲜明地出现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分野，即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可见，从很早开始，风雅之事就已经和寻常百姓无关，而为占据文化高地的士人阶层所垄断了。

　　“风雅”一词源于诗经，后用以泛指诗文之事。事实上，在广阔的中国文化长河中，风雅更是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精神气韵。这种姿态和气韵，并含了《国风》与大、小《雅》的文化基因，时而“发乎情，止乎礼”，时而放浪形骸，率性天真，从而缔造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串起了一个个飘逸的身影。

　　风雅，首先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先要有诗意的心灵，才能表现出诗意的谈吐与举止。而风雅的行止又最能简洁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与才情。所以，各种雅事就为才行高洁者所爱，附庸风雅者所趋了。比如，在清初文人施清的《芸窗雅事》一文中，作者就列举了当时文人们喜爱的二十一种雅事，包括：“溪下揉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鹤、临《十七帖》数行、矶头把钓、水边林下得佳句、与英雄评较古今人物、试泉茶、泛舟梅竹屿、卧听钟罄声、注《黄庭》《楞严》《参同解》、焚香著书、栽兰菊蒲芝参苓数本、醉穿花影月影、坐子午、啸、弈、载酒问奇字、放生、同佳客理管弦、试骑射剑术。”（王梕、张潮编纂，《檀几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在古人看来，纵情山水，游心翰墨，清谈释老，甚至饮酒长啸都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当然不乏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之辈，但也确有真性情者。如明末清初的散文大家张岱，曾在数日大雪之后的夜晚，孤舟前往西湖的湖心亭赏雪，不期已有二人在亭内煮酒看雪，三人把酒言欢，到临别时方才问及姓氏籍贯。个中风雅，为张岱划船的舟子自然无法理会，才会发出“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感叹。若说到魏晋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做派及风骨，则更难令普通人理解和体会了。

　　一

　　一个人的风雅终究有些寂寞，几个人甚至一众人的风雅更显得星光璀璨，雅韵氤氲，这就是所谓的“雅集”。雅集，是一个中国文人非常熟悉的名词，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被使用，直到今天。那么何谓雅集？简而言之，雅集就是指文人雅士的聚会。

　　“雅集”一词源于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西园雅集”。话说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嘉会、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以及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等人会于驸马都尉王诜府邸西园，此风云际会为一时之盛况。当时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以记其盛，“西园雅集”由是成为令后世文人墨客钦羡追慕不已的文坛佳话。“西园雅集”不但赋予了文人雅士之聚会以专有的称谓——雅集，还为此后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种可供效仿的范式和标准，“西园雅集图”也成为后世人物画家钟爱的画题。

　　因为雅集含义的宽泛性，故而要想确定雅集活动的起源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士人聚集就已出现并成为一种常态，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文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各诸侯国贵族身边的聚集的士人动辄以千数记。另外，在孔孟诸子周围也聚集了大批的文士，如孔门弟子也号称三千。又如，齐宣王扩大稷下学宫，招揽四方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聚集稷下的著名人物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接子、慎到、鲁仲连、荀况等等，学宫最为兴盛的时候，人数亦多达数千。

　　然而，如果以后世雅集喜宴游、尚闲适、重诗文、好雅行等显著特点为衡量标准的话，先秦的士人聚集在战国林立、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就显得多了些政治的厚重而少了些风雅的轻灵。

　　二

　　秦皇“焚书坑儒”，天下文士恨秦入骨。汉室初兴，诸侯国林立，先秦养士之风再次盛行，于是出现了众文士争相涌向诸侯国的景象。自西汉建立至汉武帝时，楚元王刘交、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都热衷于延揽文士。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及汉初藩国文士聚集的情况时说“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在这五位诸侯王中，又以梁孝王刘武及其周围的梁苑文人集团最为著名。

　　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胞弟，最为窦太后疼爱，又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故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赏赐不可胜道”。据说梁国“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刘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梁苑之游的参与者多是文人，最主要者有枚乘、司马相如、邹阳、庄忌、公孙诡、公孙乘、羊胜、路乔如、韩安国等人。梁王与众宾客宴游其间，为文作赋，如《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其中所附诸游士的赋作，有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等，称为“忘忧馆时豪七赋”。另有研究者称，枚乘的代表作《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都是在梁苑完成。

　　梁苑之游汇集了当时天下众多名士，如鲁迅曾言：“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后世文人多有追慕其风流者，如孟浩然诗曰“冠盖趋梁苑，江湘失楚材”，李白亦在其名作《梁园吟》中写道：“梁王宫阙今安在，牧马先归不相待。午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流东海。”

　　三

　　梁苑之游不但首开文士雅集的先河，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由当朝权贵为核心召集雅集活动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也成为各种各样雅集活动中的大宗，历朝历代均不鲜见。其中，以魏晋间的“邺下之游”、“金谷宴集”和“兰亭集会”最为有名。

　　“邺下之游”是指东汉末年，以曹丕、曹植为首，以建安七子为主力的邺下文人集团组织的雅集活动。建安十六年，曹丕组织了南皮之游，阮瑀、吴质等宾客在醼友台“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四部精华·下·集部》，岳麓书社1991年版），好不潇洒！其后，曹丕、曹植兄弟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西园之游。参加活动的除了曹氏兄弟还有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应玚、刘桢、陈琳、徐干和阮瑀。或从西园之游起，诗酒唱和成为文士雅集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大餐”。

　　“金谷宴集”的组织者为西晋权臣石崇。石崇家资巨富，在洛阳北邙山金谷涧营建了园林别墅“金谷园”。金谷园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连皇家园林也要逊之三分。当时名士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等均为金谷园的常客。元康六年，征西大将军祭酒王翊从洛阳还长安，石崇在金谷园中为王翊设宴饯行。王翊一行及石崇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从清晨到深夜，游乐饮宴不绝。临别之前，石崇又设大宴，令与会所有宾客赋诗述怀，宴后把所赋诗篇录为一集，命名为《金谷集》，石崇亲作《金谷诗序》以记其事。金谷宴集也被世人传为佳话。

　　“兰亭集会”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地点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组织者为时任会稽内史王羲之，谢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四十一人参加，“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举行修禊活动。修禊本为古代民俗，于农历的三月上旬的巳日（曹魏之后已将时间固定在三月三日）到水滨用香熏草药沐浴，以消灾析福。在青山碧水间，与会者“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王羲之把大家所作的诗集在一起，乘兴挥毫，写下文辞与书法并绝的千古名作《兰亭集序》。兰亭集会亦因之成为雅集活动的不朽盛世，为后世传说、追慕和模仿。如唐高宗永淳二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曾率浙东诗人在云门寺王子敬山亭主持了一次模仿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并仿《兰亭集序》写了一篇《修锲云门献之山亭序》。

　　四

　　唐代是热情开放的朝代，各种文化交融激荡，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唐诗更是以其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无可逾越的顶峰。其间，或王公贵族组织的宴集，或三五知己把酒抒怀，雅集之事不胜枚举。我们或可避重就轻，从唐人笔记中择一段雅集“小品”以观其趣。

　　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曾聚于酒楼之上，恰有歌姬四人歌唱当时流行的诗作绝句。三人暗约以歌姬所唱自己诗作的多少“定其甲乙”，画壁为记，多者为优。其中有二歌姬分唱了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奉帚平明金殿开”二诗，一歌姬唱了高适的“开箧泪沾臆”诗。王之涣“自以得名已久”，赌曰四歌姬中之最佳者必唱己诗，及唱，果然是其“黄河远上白云间”诗。这就是著名的“旗亭画壁”（又名“旗亭赌唱”）。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诗人的豪气与自信，领略到雅集不同寻常的自然与真趣。

　　其实，有许多人参与的雅集固然轰动热闹，但不免鱼龙混杂，图具其表。若得三两知己闲饮畅谈，则更是件美妙痛快之事。“旗亭画壁”的故事便深得此中真味，后人曾据其事写成《旗亭记》传奇来传唱歌咏，而其流风遗韵，千载之下尤能觅得回声。

　　据说当年吴组缃、茅盾和胡愈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时，下班后到酒馆喝酒，带上一本《红楼梦》，让酒店的伙计当裁判，三人比赛背诵，谁背错了或者噎住了罚谁喝酒。这种风雅趣事在民国时还不算稀奇，到现在则难觅其踪了。

　　五

　　虽然在习惯上我们经常唐、宋并举，但从社会气质上说，唐、宋二朝是迥然而异的。宋代开始，平民社会的发展日趋繁盛。唐以前呼风唤雨的世家大族在唐末五代的战火中被扫荡殆尽，而发轫于隋、发展于唐的科举制度在宋代也已经成熟，寒门士子即使不攀附权贵也有了更加公平开放的机制以获得进身之阶，加上宋王朝实行崇儒尚文的国策，促使北宋文人群体空前庞大。随着群体意识的增强，文人群体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结社之风开始盛行，集会唱酬的规模和频率也均大大超过了前代，雅集已经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代比较著名的雅集有以钱惟演为核心的洛阳文士雅集，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平山堂雅集，以及名播后世的西园雅集等，这些雅集还留有传统雅集形式的影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雅集组织形式正在逐步流行并蔚然成风，这就是在结社基础上的雅集活动。

　　文人结社由来已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组织的“九老会”，就已初具后世诗社的雏形。北宋真正意义上的诗社的出现当推贺铸的彭城诗社，此后又有邹浩的颍川诗社，叶梦得的许昌诗社，韩驹、吕本中的临川诗社等。到了南宋，又有姜夔的临安诗社，吴文英与周密的“杏花盟”，杨缵、张枢主盟的西湖吟社，等等。

　　自此，在结社与文会背景下进行的雅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习惯，跨越宋元明清各朝，其余脉至今犹存。会社雅集其首要特点是规模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如元末顾瑛召集、杨维桢主盟的玉山雅集，持续二十年，参与其中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名流如云，以至于四库馆臣谓：“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陈尧峰、熊刚申等人在龙泽山创办的诗社，“一会至二百人”，月泉吟社的参加者则更是多达二千人以上。

　　其次是组织性越来越强。如崇祯五年，复社召开虎丘大会时，盟主张溥相约各个社长，“先期传单四出”，到召开大会这一天，复社成员便从四面赶到。如果其成员这一天不能参加聚会，就要在“传帖”中注明不得已之故。而民国初年南社“雅集”的召集方式就更有时代感，他们在报纸上发布《南社雅集预告》：“本社定于三月廿九号（星期日），即阴历三月初三日上巳下午一时，在沪上愚园举行第十次雅集。凡属同社，均希惠临。如有未缴入社书、入社金及各年常捐者，并望带交，是所至盼。招待处：白克路竞雄女校胡朴安。”（《生活日报》1914年3月11日副刊）

　　六

　　诗社是文人结社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其中有一种诗社以致仕赋闲的官员为成员，因为他们大多年纪高迈，因而常为诗社取名“耆老社”、“几老会”等。白居易组织的“九老会”当为此类结社之肇始。直到今天，我们也能够轻易从网上检索到全国各地由退休干部组成的许多诗社，他们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怡情养性，以度天年。

　　虽然中国长久处于男权社会之中，但吟诗作赋却不是男性的专利，蔡文姬、鱼玄机、李清照等等历代才女已经用她们的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样的，中国古代的女性也曾经结成自己的诗社，吟咏唱和，展示出别样的风采。如明末桐城的“名媛诗社”、清乾隆末年吴江的“清溪吟社”、道光间“秋红吟社”等，而清康熙年间杭州的“蕉园诗社”更是其中之佼佼者。

　　“蕉园诗社”，又称“蕉园吟社”，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成员是“蕉园五子”，由杭州著名女诗人顾之琼发起，其成员有徐灿、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等；后一阶段的成员被称为“蕉园七子”，由林以宁发起，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李淑等。诗社之所以有前后两个阶段，是因为前一阶段的女诗人们在纷纷婚嫁随丈夫宦游四方去了，过了若干年后，女诗人林以宁返回杭州，又聚集爱诗的众姐妹重新结起诗社。

　　说起女子结社，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大观园内的闺中女儿们组织“桃花社”、“海棠社”一起赋诗作乐，解闷抒怀。其实，早有红学家把她们和“蕉园诗社”诸子联系到一起，分别比附，并作为洪升是《红楼梦》作者的一项旁证了。

　　诗社之外，士子文人们还因不同旨趣结成其他各种会社，好茶茗者结茶社，好音律者结琴社，好绘画者结画社，好弈棋者结棋社，等等，凡是与风雅有涉的事情，都可以作为结社的主题。如创立于清末的西泠印社，即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

　　七

　　文人雅集都做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不过从前面的叙述中大约已可略窥端倪了。

　　宋人徐鹿卿在《青云课社序》中说：“朋友之会尚矣，兰亭之集以修禊会，别墅之游以围棋会，竹林七贤以放达会，酒中八仙以沉醉会，朋友之会尚矣。而以文会者寡。”这其中就提到了雅集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修禊。

　　自兰亭会后，修褉作为一种雅集传统被历代沿袭。如清代诗人王士禛、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分别于康熙、乾隆年间在扬州红桥举行修禊，其间诗文唱和者均达数千人。而前述南社愚园雅集也把日期选在三月初三日上巳春褉之日。

　　其他雅集，则会因地点，主题，参加者人数、兴趣等因素的不同而有行为活动上的差异，游山玩水，品茗对弈，泼墨挥毫，赏玩金石，臧否人物，调琴观戏等等，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写诗与饮酒则又是雅集时之最常见者。

　　徐鹿卿感慨“文会者寡”，事实上自梁苑之游始，吟诗作赋就已经是文人雅集时的一项重头戏，邺下、金谷、兰亭莫不如此，只不过以“文会”为主题和目的的雅集是从宋代文人结社风行才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潮流的。

　　传统的宴集作诗，往往是为了展示才华，抒发情感，活跃气氛，襄助酒兴。再如明代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朝廷重臣组织的“台阁雅集”所作之诗，更是多为歌颂盛世、感沐皇恩之作。这些诗作往往随性自然，即景发挥，没有太多的要求与约束，即便作不出，也不过罚酒了事。

　　而在诗社的雅集中，对于作诗的要求就要严格得多，以致为考才情而近于苛刻了。其常见的限制条件主要有探题联吟、分韵题咏、限韵赋诗、次韵赓和，已经具有竞赛意义了。除了在选题、押韵上做限制，为了提高难度，有时在时间上也会加以限定。“诗钟”即是一例。清人徐兆丰在《风月谈馀录》中记载：“构思时以寸香系缕上，缀以钱，下承盂，火焚缕断，钱落盂响，虽佳卷亦不录，故名曰诗钟。”可见打诗钟不但考较学养，更要求有敏捷的才思。

　　如在清末名士樊樊山、易实甫组织的萧社的一次诗钟活动上，拈“女”、“花”为题，限第二字。又因字面太熟，为增加难度，并限集唐人诗句。其一人集李商隐、李白句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众人称佳。另一人集杜牧句云：“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众人赞更佳。后有人集李商隐、杜甫句云：“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众人皆赞夺冠非此联莫属。

　　雅集之时，酒是不可或缺之物。饮酒不但能助长诗性，还能活跃气氛，调动情绪。饮酒，作为雅事之最常见者，也有其一套独特的学问，是为酒令。酒令分为雅令和通令，雅令多行于有学识的官宦士绅、文人墨客席间。中国古代常见的雅令有投壶、射覆、藏钩、诗令、典故令、四书令、曲水流觞，等等。

　　曲水流觞很有意思，先选一风雅静僻之所，与会者依次坐于蜿蜒流动的水边，一人把盛酒的杯子放在上游，使其顺流而下，酒杯止于某人面前即取而饮之，然后作出诗来，作不出或迟者皆要受罚。“兰亭集会”就是行此酒令，据传当时有十六人作不出诗，各被罚酒三觥。再如射覆，李商隐曾有诗曰：“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 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中就细致描写了宝玉、湘云等人进行的一次射覆游戏，大家用典故、诗句射覆席间可见之物，若无一定的学识造诣，是断然猜不出也答不上的。

　　八

　　自汉初梁苑之游算起，雅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在我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它对诗词曲赋等多种形式的文艺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其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权贵召集的雅集，也有文人会社组织的雅集，还有富商巨贾发起的雅集，至于文人士子自发随性的雅集更是数不胜数。

　　由于雅集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文人士大夫，这些人作为文化精英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代表着当时的文化方向。我们也能够从那些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雅集活动中获得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信息。

　　比如，从梁苑之游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大赋产生发展的先声；从金谷、兰亭诗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人生感慨中，我们可以瞥见当时世事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从元季江南雅集隐逸之风盛行我们可以反观文人仕途之闭塞；从明清江南商贾对雅集之事的热衷我们可以体会其地商业社会之繁荣等等。

　　总之，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士人心目中的风雅也在不断地变换内涵，不断地浸染上时代的特质。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韵，风雅一直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喜好和追捧。雅集作为对于风雅精神的集中展示，在这幅绵延两千年的巨幅画轴上，为我们呈现了五彩斑斓的文化图景，让我们在与传统雅文化陌生已久的今天，还可以领略先人们的俊逸儒雅，文采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