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30年发展历程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现代新儒学在经历了漂流港台和海外的艰难处境后，回到自己的母国，并越来越赢得大陆学界的关注。在过去的30年里，现代新儒学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以及近几年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后从重新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目前已经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中，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中，现代新儒学必将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儒学；现代新儒学；中国大陆；文化

　　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应运而生的一种现代学术思想流派。“五四”运动以后，西化思潮风行中国，近代西方科学、民主的理念渐入人心，而传统儒家学说受到全面的否定。一批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努力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探寻新的发展途径，以回应西化思潮和反孔反传统思潮，由此产生了现代新儒学。它以接续儒家统绪、复兴儒家文化为己任，主张儒家文化传统经过“批判地继承”和“创造地发展”，与现代生活相协调，为民主、科学的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因此，“现代新儒学既是中国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开展，也适足构成了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1]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先后经历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和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开始了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1978年至今，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三十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为现代新儒学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人们思想的解放为现代新儒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陆学者开始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西方出现了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人们将目光转向重视人性价值、充满人文关怀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以期能够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再加上全球的“寻根”意识、民族意识增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到传统是批判现在、创造未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种有利的大背景下，现代新儒学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缘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一浪又一浪的儒学研究热潮在中国大陆涌起。回顾这30年大陆儒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将会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化热”背景下现代新儒学回归大陆

　　1978年，随着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一场遍及中国大陆的“文化热”开始兴起。不论是资深专家，还是新潮学者都参与到文化讨论中，文化研讨会纷纷在各地举行。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文化热潮中，反对传统是当时的主流声音。以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学者对传统进行了激烈批判，尤其批判孔孟之道，主张抛弃儒学精神，为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这一时期肯定儒学的声音十分微弱。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儒学、孔子进行积极的反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78年10月，山东大学组织召开“文科理论讨论会”。与会学者专题讨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多数认为对孔子和儒学要采取批判继承的原则，不应全盘否定孔子，对孔子必须一分为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次会议是文革后首次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聚会。同年，庞朴先生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这是“文化大革命”后较早提出要正确评价孔子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他认为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不是冥顽不灵的顽固派；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提出了一些符合唯物主义精神的观点；在教育上开创了私人讲学风气，提出“有教无类”。这些思想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孔子的问题上需要我们客观公正的评判。

　　1980年，李泽厚先生发表《孔子再评价》，认为孔子是将“仁”作为思想系统中心的第一人，他的以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要素的仁学思想体系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今天人们评价孔子，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应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交融汇合的背景下进行才更具有意义。

　　在这次文化讨论中，有力地推动儒学讨论走向公开的是海外华裔学者。这些海外港台的新儒家弟子随着大陆的开放陆续前来讲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宣传新儒家的主张，将现代新儒学反馈、渗回大陆，促使着内地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儒学的现代转化和现代意义等新儒家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最早来大陆的是杜维明先生。他多次到大陆讲学访问，应邀到各种学术会议和讲习班做报告，积极宣传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陆学界开始正视新儒学的存在及其价值。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该组织围绕孔子、儒学及当代社会问题，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了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同年，由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先生，联合海外、港台及内地的数十位学者，共同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多次开展大规模的讲学活动，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1986年，他们举办了“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邀请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杜维明、成中英等18位著名学者作演讲。儒学作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倍受重视。到场听众多达千余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1985年，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在湖北黄冈举办了“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6月，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并召开了“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正确地看待历史上的‘尊孔’与‘批孔’和科学地评价孔子”，从多方面阐述了当前研究孔子和儒学的现实意义。该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孔子学会，致力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均涉及到当代新儒学研究的问题。1988年，在香港法住文化书院召开的“第一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汇集了两岸三地的学者，共同探讨当代新儒学的问题。

　　大陆学者对新儒学的积极回应，推动了关于儒学的讨论在80年代后期成为一个文化热点，使得“儒学复兴”论与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共同成为文化讨论热潮中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观点。现代新儒学在文化讨论中凸显出来。

　　随着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关注，开展儒学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1986年3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文科科研咨询会上，方克立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专题发言，认为开展对新儒家的研究，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研究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影响最大的反传统学者包遵信也在《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儒家思想和现代化》一文，认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包括对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造，必须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和研究。

　　在“文化热”背景下，大陆学术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工作开始纷纷展开。其中，最具规模的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该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992年，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该课题的确立，正式拉开了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序幕。在此后的十年间，课题组在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的主持下，汇集了国内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的40余名学者的研究力量，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现代新儒学研究以该课题为中心逐步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开始重新起步，为以后的工作开启了风气之先，由此揭开了新的发展序幕。现代新儒学在经历了30多年沉寂大陆，漂流港台和海外的艰难处境后，回到自己的母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传播。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变。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学热”背景下新儒学研究的热潮

　　80年代的“文化热”到了90年代，发展成为“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人们对儒学的热衷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国学热”便集中体现为“儒学热”。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讨论发生了从否定到肯定的根本性转变，肯定儒学价值的声音成为主流。

　　1989年10月，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围绕“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这一中心议题，对孔子思想及其评价、儒学的内在结构及其基本精神、儒学的发展演变、儒学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学术性的讨论。这次会议没有了以往激烈批判的论调，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1992年，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明确将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作为宗旨，围绕“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与东南亚经济发展”、“儒学的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三大主题，集中讨论了儒学与现代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会上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积极评价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声音。

　　1994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主办“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国内和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300个代表，中国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重要人物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在本次会议上宣布成立。会议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儒学与二十一世纪》一书，深入而广泛地探讨了儒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在21世纪将要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次会议的召开将肯定儒学价值的声浪进一步推向高潮。同年，学术辑刊《原道》创刊。这是一本以宣扬国学为主旨的刊物，集中讨论“传统与现代”、“中体西用”、“文化重建”等问题，积极认同儒家文化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的立场。这一刊物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

　　在这种形势下，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持乐观态度的观点在大陆广泛流行。“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纪儒学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2]，儒学“是现代化文明的医师”。[3]这些观点成为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声音。

　　造成这轮“儒学热”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到平稳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整个社会稳步向前推进。儒学正是这样一种能够在社会稳定时期发挥作用的学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只有在社会的安定时期才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处境与社会性变革的起落确有不解之缘，每至变革之际，儒学不是被贬，就是遭遇冷落。直至社会度过变革进入平稳运行之期，才又逐步被起用，以至重获显学地位。”[4]儒学的凸显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机缘。

　　其次，90年代是影响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中国大陆的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对在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进行质疑。在西方文化中，人与神是对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西方社会由信奉神权至上转为人类中心主义，而脱离了神性的人类却堕落了，导致了物的泛滥和精神的异化。人类的内心遭遇着孤独、苦闷、冷漠等心理危机。在经济、科技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人类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和肆意践踏，致使自然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开始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儒家观念中的人性与神性是相互包含的。儒家重视人的生活世界、日用伦常，但不消解“天”的神圣性；儒家主张对“天”的敬畏，但也不否认人可以通过对信念与信仰的追求达到至诚如神的境界，实现精神的超越。人和神正是在这种包容中实现了“天人合一”。因此，儒学既可以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配合，也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丰富人格品质，帮助人类解除烦恼，探寻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儒学的有机整体人本主义是一个把人带到既能与自然又能与天（价值源）互接交流的世界中心，并使人成为现实世界与机器世界两者的主人的合理方案。”[5]这种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呼应。可以说，儒学能够实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的统一，对于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儒学热”的推动，现代新儒学被提上研究日程。这一时期，现代新儒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于1989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和《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此外，还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包括人物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系列共十余册。其中，人物研究系列于1993年至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五册，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张君劢、贺麟为重点研究对象；专题研究系列于1992年至1994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八册，问题主要涉及儒学的现代转折、新儒家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佛学的关系等。课题组的20余名主要成员陆续另行出版相关专著10余种，发表相关论文300余篇。以上研究成果对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主要人物作了客观、公正、平实的评介，在大陆、港台和海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代新儒家课题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意味着将80年代的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今中外哲学文化的性质、特征等进行一般性的议论，而是将重点从抽象的、一般性的讨论转向具体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部分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研究新儒学的学术成果，但更多的是关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将第一、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作为研究的重点，出版了一系列的全集、论文集、人物评传、思想评传等，在资料的整理和义理阐释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大陆学者关于现代新儒家课题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界对儒学的整体看法，推动了儒学复兴呼声的高涨，影响着人们从对儒学无意识的偏好变成有意识的提倡，尤其是一些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从原来的研究者的立场自觉地转到现代新儒学的立场，成为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重要号召者和推动者。

　　三、21世纪初至今，走向开放和包容的现代新儒学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文化层面的建构相对滞后，物质条件的发达与精神生活的缺失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人们开始将目光由外转向内，寻找内心的精神的家园，希望能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中找回心灵的坐标。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在逐步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向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另一方面，在21世纪之初，“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几乎成了全世界的通用话语，多元并存、和平共赢逐步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这打破了工业时代的文化霸权主义，使人类现代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儒学也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参与到全球文明对话的进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儒学不仅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且越来越趋国际化，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在“文化中国”及“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为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可供吸纳的智慧。可以说，儒学不但没有“博物馆化”，而且充满着顽强不息的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大陆新儒学研究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新儒学研究影响了从民间到高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在民间，各地纷纷出现了以传授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目的的书院、私塾、读经班。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珠海的平和书院、苏州的菊斋私塾、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等。这些“现代私塾”的创办和发展使儒学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人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来了解儒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高层，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探讨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和能够向世界传达的文化信息。70位高层人士签署并发表了旨在发展中华文化、促进文明对话、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同年，在山东曲阜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2005年，包括国内、台港和国外在内的28个城市的文庙在孔子诞辰日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况。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出现了一些关注传统文化的提案。有的议案建议将四书五经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有的则主张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教师节。近几年，此类提案在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从民间到高层，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人心中的传统底蕴和文化自觉已被渐渐唤醒。这一思潮的形成与现代新儒家在接续传统，重树中华文化主体性上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6]大陆现代新儒家不仅在研究论著的创作上逐步丰富和成熟，而且社会影响日益深广，在培养中华民族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上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日益觉醒和文化自主的社会心理的逐步形成，无疑也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有利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可以说，目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学术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论成果和相关学术活动为社会思潮的形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思潮则不仅通过推扩和普及方式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面相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料。”[7]

　　第二，与前一时期的以学理为主的儒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人们将重点转向儒学与现实的结合，不局限于从理论上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而是要从根本上回答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非常的有机紧密。她关注生活世界，同时又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求精神的超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被视为人的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儒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上，希望以儒学来拯救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的缺失。比如，蒋庆阐扬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的观点，主张用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蔡德贵提出了“实用儒学”，主张用儒学来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郭齐勇将儒学视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标举作为生存之道的“生活方式儒学”。黄玉顺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囊括其中。这些有创发性的思想和论说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其目的和要旨都在于使儒学走出书斋，回归生活，面向社会大众，使儒家思想和理念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推广和实践。

　　第三，现代新儒学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论域。正如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在《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省》一文中所说：“当代新儒家的重心逐渐由道统的担负转移到学统的开拓、政统的关怀。”新儒家们已不再拘泥于“道统”意识，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而是以更广阔、更开放的视野探讨儒学与现代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阐释儒学在参与文明对话、参与文化中国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大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站出来，共同讨论儒学的当今意义和它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与争鸣的论题包括：儒学的发展前景、儒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儒家思想与世界和平、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儒学与道德建设、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儒学与生活世界等等。几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和儒学联系在了一起。大陆学者正在努力架构起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桥梁。可以说，与海外和港台的新儒家相比，“中国大陆学人更重视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在内的多种精神资源的开发及对于时代课题、制度建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和世界现实多重问题的回应。”[8]新儒学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包容和开放。

　　2005年9月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正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这一特点。这次会议汇集了国内、港台、海外的14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其中包括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以及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会议论题涉及原始儒家、宋明儒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儒学与西方哲学、与文明对话、与当代各种思潮，以及道德儒教、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这些论题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表明新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仍然不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开放、文明的文化论域中有所发展，有所丰富。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前景必将非常广阔。

　　结语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进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但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模式。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事实性地证明西方的现代性并非普世化的典范，现代化允许有多种模式的出现。在经济奇迹的背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作用。她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融入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也无法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有责任、有必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与现代社会的融和获得重生。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多元、包容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多样并存，百花齐放。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谐共存，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儒学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不具有排他性。她以其秉持的“和而不同”的传统，在21世纪的全球文化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正回答了为什么儒学能够在从历史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断彰显她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一种文化要寻求发展，在同其他文化交流沟通、取长补短的同时，必须注重从传统的历史渊源中革故鼎新、开创进取。近30年，儒学由于历史的机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显学。“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东方智慧的再发现，是儒学在“文明对话”中充当建设性角色及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儒学创新的契机。”[9]同时，“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10]“软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必须提高自身软实力水平。而软实力建设要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这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前，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内生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实现现代的转化，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中去。儒学未来的发展必然要根植于本土，立足于现代，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切合点，从其内部生发出新的内涵，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以谋求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使儒学在中国本土重新生根发芽。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持续不断地在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方面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真正有所作为。也只有这样，即使将来的儒学不能恢复其主导型的文化地位，也必定会融入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脉动之中，为人类点亮智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刘雪飞．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现代新儒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1．

　　[2]郭齐勇．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现代意义［C］．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与廿一世纪（上）．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674．

　　[3]李耀仙．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52．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