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江南水泥厂

　　江南水泥厂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老厂，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代理厂长德国人卡尔·昆德与丹麦人辛波曾经庇护了成千上万名南京难民。

　　南京栖霞寺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寺内晨钟暮鼓，香火绵延。同在栖霞山麓，却很少有人会去江南水泥厂。这座由民国企业家创办的工厂，曾经在日占南京期间，面对日军威逼利诱，没有给他们生产过一吨水泥。而是用千疮百孔、坚韧不屈的身体，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

　　开工之日进退两难

　　旧中国工业落后，许多东西都要依靠进口。人们习惯在这些“舶来品”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当时，水泥也被称之为“洋灰”。

　　1928年，南京成为中国合法政府所在地。新都既定，各种建筑相继投入建设，洋灰市场非常红火。

　　中国水泥工业也开始了群雄逐鹿的时代。为了争夺份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计划在南京投资新建水泥厂。

　　1933年秋，启新董事会派技师前往南京一带勘察地形。最终，董事会成员袁克桓、工程师陈范有选定了栖霞山东麓摄山渡为厂址：从地质条件来说，此地蕴含丰富的石灰石和粘土；从地理位置考量，这里南临铁路、北依长江，交通便利，并且距离安徽不远，可以利用淮南的煤炭，又远离被日寇威胁的华北。

　　由于摄山渡是国民政府的江防要地，要在这里圈地建厂，恐怕很难取得政府的批准。这早在启新董事会的预料之中，所以，董事会特意拉上了原北洋政府总理、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入股江南水泥厂。透过这层关系，江南水泥厂获得了蒋介石的特批。

　　虽有蒋公特批，但此地属江防要地，特批文件又被转至最高军事委员会办理。陈范有于是又给他北洋大学同寝室友陈立夫写信求助。陈立夫念及同窗情谊，随即给时任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写信，最终完成了政府的批准手续。在具体办理征地手续时，江南水泥厂为了商业保密需要，以开办“模范农林畜牧场”为名，买下了2400亩土地。

　　1935年3月，江南水泥厂召开发起大会，启新将建设中国最现代化的水泥厂，消息一出，便吸引来了当时世界各大著名水泥设备制造商的竞标书。最终，水泥设备由丹麦史密斯公司供应，电气设备从德国禅臣洋行采购。

　　经过一年多紧张施工之后，1937年11月4日，江南水泥厂的所有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即将投产运营。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鏖战，给对方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淞沪会战的结果仍旧是上海失守。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承认了淞沪会战的溃败。战火已经迫近南京。

　　战事骤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刚刚诞生的江南水泥厂也恐将遭受灭顶之灾。

　　怎么办？是开机出货，还是停业整顿？时局不靖，只怕出货后产品会被侵略军控制；倘不生产，巨额的投资就无法产生利润。

　　摆在启新董事会面前的，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外国友人携手护厂

　　启新董事会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坚决不与日方合作，并设法竭尽可能保护工厂。

　　1937年11月20日，董事会电示江南水泥厂：“近以时局紧张，拟暂不开工”。“同人迁往石埭(陈范有老家)或汉口(启新公司办事处)，留乙、丙级职员在厂看守。”

　　江南水泥厂随即按董事会的指示，组成了三个小组兵分三路疏散转移：技术人员携带大量技术资料及建厂资料文件至汉口；非技术人员和留守组成员眷属避至陈范有家乡安徽；徐莘农、沈济华等5名职员以及30余名工人留在厂里组成留守组。

　　由于工厂的电气设备由德国禅臣洋行提供，水泥设备则是来自于丹麦史密斯公司。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同盟成员，丹麦为中立国。启新董事会决定“以夷制夷”对付日本侵略者，以尚有二成设备货款未付，产权仍属丹、德为由，商请丹麦和德国两公司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工厂，保护他们的财产。

　　1937年11月27日，德国人卡尔·昆德从唐山赶往上海，与丹麦人辛波会合后，绕道江北，终于在12月5日到达了江南水泥厂。董事会任命昆德为江南厂代理厂长，两位外国友人携手开始了保护江南水泥厂的艰难历程。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轰炸，昆德和辛波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插在前后厂门，当有日军飞机低空掠过时，两人便组织职工用石灰和木炭，以黑白两种颜色在地面上铺出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图样。工厂的厂牌也被更换为“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

　　在昆德和辛波抵达摄山渡的两天之前，12月3日，战火在栖霞上空燃起，局势混乱。江南水泥厂财务负责人徐莘农与镇江火车站电话联系得知日本兵已到镇江，而昆德却仍无消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莘农深感责任重大，为保证工厂资金安全，他自己缝了一个布袋，将金银现钞装进布袋，缠到自己腰上，与几名留守人员暂避到长江北岸的荒山野岭之中。徐莘农和同伴每天打探消息，得知昆德、辛波达到之后，欲买舟返厂却被迫折回，便冒险徒步回到工厂。见到昆德之后，徐莘农将其保管的资金悉数交给他。这笔资金对于工厂来说是及时雨，也成为了日后救助难民的资金来源。

　　数万名难民被救助

　　12月13日，南京失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战火蔓延至栖霞，公路成了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包括上海、苏州等方向来的逃难群众纷纷沿京沪线涌来，大批难民聚集在工厂四周。由于工厂四周有近二十米宽的护厂河，还有蒺藜树作为天然屏障，使得工厂当时免遭匪徒洗劫。江南水泥厂并没有拒难民于大门之外，而是以对同胞的骨肉之情，欣然接受了他们。完好的占地2400多亩土地的广阔厂区，由此成为接纳难民的营地。

　　难民先是住在厂里施工所建的工棚内，如果是一家老小，拖儿带女的则住在工人宿舍内。多数难民则是自己动手搭建简易的棚子居住。

　　难民中还有一些是国民党抗日时溃散的军人，他们是日军抓捕的重要对象，一旦被抓必死无疑。留守组对他们给予特别照顾：给他们换上民服，为他们治疗创伤，并让他们混居在难民中，待其伤愈后，发给路费让他们速回老家，以免被日寇抓捕。在这批人中就有国民党将军廖耀湘。

　　即使有昆德和辛波两位国际友人坐镇，日本人也时常来工厂骚扰。每次都是昆德前去接待，他总是能顺利将日军打发走。1937年一个冬夜，日军纵火焚烧摄山镇，并架起机枪，不准百姓抢救。昆德闻讯便带领工厂留守人员和译员，扛起了德国旗帜前往救援。他严正告诉日军，这是工厂的附属地区，负责工厂食品供应，你们不能侵扰。日军无奈，只得悻悻离去，全镇房屋才免遭一炬。

　　辛波早年经历颇为丰富，更像一名社会活动家。辛波曾为挽救一个被日军炸伤的儿童，开摩托车送其进城医治，在中山门被日军阻拦。他不顾个人安危，绕道太平门，冒险通过岗哨，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救治。辛波还同医院联系，由医院先派两名护士，后又请了一名医生、一名医生助理进厂，为难民诊治疾病。就这样，难民营里竟然有了医院，医院的所在地就是江南水泥厂的标志性建筑“小黄楼”。

　　从1937年12月10日开始，到1938年5月末难民基本散去，前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江南水泥厂形成了开放式的自发的流动性的难民营。由于难民战乱时离家避入难民营，战乱过后又匆匆返回家园，流动性很大。具体的救助难民人数并没有确切统计，而是有关当事人根据当时编组与居住情况估算出来。根据陈范有之子陈克俭的推算，高峰期最多一天难民2万多人，实际情况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难逃厄运被强行肢解

　　1938年5月，南京战火逐渐停息，秩序稍有恢复，难民逐渐散去，江南水泥厂决定停厂关闭。

　　尽管停厂，但江南水泥厂的硬件条件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产品可以用于修建混凝土军事工事。日本侵略者觊觎已久。

　　于是日本侵略军以军管为名，派三井洋行及小野田水泥厂，屡次诱骗强迫江南厂开工生产，遭到拒绝。1941年三井洋行再次拟定合作契约强迫江南厂签订，亦遭拒绝。

　　日本侵略者不断以“合作产销”、“军事管理”的方式给江南水泥公司施加压力。但在日占期间，陈范有与工厂管理人员千方百计拖延工厂建设，他们拒绝合作，消极怠工，甚至将大型工具设备投入江底等，没有给侵略者生产一吨水泥。

　　1943年7月，日军以“赞助大东亚战争”为名，要求对江南公司生产水泥的机器进行强行“征借”，将其北运山东张店制铝。对此，江南公司上下一致反对，并采取相应措施要求日方收回成命。由于汪伪政府的推波助澜，江南水泥公司的厄运已是在劫难逃。

　　一年后，江南水泥厂被肢解。

　　规划将建成民国公园

　　抗战胜利之后，江南水泥厂进行了多次增资以及购置新机等准备工作，而出货的愿望却是在其历经了16年磨难，新中国诞生之后才终于实现。

　　2012年，江南水泥厂民国住宅区被南京市政府公布为重要近现代建筑风貌区，水泥厂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

　　现在的江南水泥厂老厂区内已经停工，门口的传达室日历牌上，时间停留在了2012年12月21日。沿着厂区内的林荫道走到底就是当年难民医院的所在地小黄楼。包括小黄楼在内，老厂区里共有16座民国建筑。2009年，小黄楼曾惨遭火灾，如今已经空置多时。

　　在老厂区的老建筑里仍有人居住，空调外机和太阳能攀附在房顶，建筑外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和玻璃窗上贴的红双喜剪纸一样引人注目。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诞生，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再到现在，每个时期都在江南水泥厂留下了痕迹。居民们将楼房前后开垦成了小菜园，盛夏时节里，丝瓜、辣椒、秋葵成熟得正好。让人不免感叹，老房子生命力依旧。

　　江南水泥厂厂长助理张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江南水泥厂老厂区将打造成为“民国文化公园”，预计5年后可以开放。未来江南水泥厂将分为抗战文化史迹区、民国建筑荟萃区、工业遗产保护区这三大功能区，有文化展览用地和商业酒店混合用地。水泥厂将建“抗战展览馆”和京特故居陈列馆，展现国际友人在南京保卫战至“大屠杀”期间，保护中国难民、伤兵的史实。

　　《小康》记者 张志 王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