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早在1872年9月，日本就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对华间谍活动。当时，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在征得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员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在中国东北搜集情报。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到贵国参观旅行来了。”等听起来很轻松的话来蒙蔽盘问者。
1894年夏，驻上海的老牌间谍头目根津一大尉，再次奉命前往中国，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参与日军临战准备。这时，在天津也出现了一个老练的日本军事间谍，他叫石川伍一，正以日本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积极活动，窥视津门一带的军事动向。
石川伍一生于1866年，秋田县人，14岁在东京的私塾学习汉语，小小年纪就对与中国开展贸易感兴趣。1885年2月，他到上海投奔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门下，开始了间谍生涯。之后，他加入锦芝洋行。1886年，又到达乐善堂汉口分号，归入荒尾精门下。转年，他以药商身份北上，对华北、西北、西南等省，进行情报调查。绘制详图，并一一记入日志。这些情报转参谋总部，成为《中国兵要地志》的基础资料。他曾建议调查辽东沿海情况，并跨海调查朝鲜沿海的潮汐，水深等。1893年左右石川伍一到达天津。
1894年2月，一个清军小头目来松昌洋行兑换英镑，伙计做不了主。石川特准兑换于他。他图谋通过此人打入中国军方。后经交往，双方很快熟悉起来。这个叫汪开甲的人，是清军驻津护卫营一个弁目。他口无遮拦，谈起军中情况时滔滔不绝。
石川带他到游廊区销魂之后，汪开甲向他介绍并引见了李鸿章的外甥，当时在军械局任职的刘芬。石川迅速也把他拉下水。刘芬不断出卖各种情报，以满足自己对美色与金钱的贪欲。
石川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这对中国作战非常不利。7月23日，日本海军部署到位，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的事件，清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护航的北洋舰队的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日中断交，日本驻华大使，在津领事等全部撤回国。石川则悄悄转移到刘芬在城内的家里潜伏。
汪开甲结交日本人的罪恶行径很快被天津城守营的任如升侦知。经审问，石川伍一被供出，天津官宪将其抓获。这桩间谍案，惊动了津海关道盛宣怀以及高层官员。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日本间谍案。9月20日，石川伍一被押赴西门外的刑场，按公法用洋枪击毙，他是死有余辜。当时还拍有刑场照片，可见当局对此事很重视。助纣为虐的刘芬等也一并被处决。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清政府从此才增强了防范日本间谍的意识。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是石川的童年朋友，内藤湖南1899年首次来华游历。抵达天津时，他“逢人便问伍一之墓”。原来，他想要“凭吊”这个危害中华民族安全的敌人。但是，无人知晓。他只打听到“其附近确有很多坟地”。好在他是向“居留日人”了解情况的。否则，中国人是不会答应满足他这个企图的。1900年9月15日，他“从住处紫竹林出发，经过繁华的商店区，再到西门外，向郊区走去，经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女墓、育婴堂、粥厂等等，便望到不远处荒坟累累，在暮色苍茫中看不到边际。”这段记载倒是给今人了解当年天津的风貌留下了空间。内藤湖南后著有纪行文集《燕山楚水》。书中他竟称石川伍一是“从容就义的”，对“竟无一墓标”感到不满，甚至还“感慨万千、无限酸楚。”可见其历史局限性太大了。他难道没有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吗？没有看到石川伍一的罪有应得吗？
石川伍一之弟石川涟平后为陆军中将，也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其侄石川达三是侵华“笔部队”的成员之一，曾创作《活着的士兵》，虽曾遭笔祸，但也以热衷于美化日本侵略军为荣。在日本，石川伍一长期被称为做出“重大贡献”者。1895年入靖国神社。1928年被“赠与从五位”。这个可耻的间谍，与二战甲级战犯一样，仍在被日本右翼分子供奉着。这是永远不能被中国和亚洲人民所接受的。
（张书萱荐自《环球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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