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

　　海德格尔追问技术之本质。在他看来，技术之本质是解蔽。技术乃一种解蔽之方式。这一规定也适合于现代技术。不过现代技术之解蔽具有促逼之特征，它不但促逼物，也促逼人。此种促逼暴露了解蔽之命运所蕴含的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海德格尔寄望于艺术。无论如何，海德格尔的虔诚之思是可敬的。

　　一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人连追问的方式都是希腊式的，即追问事物“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之问其实就是问事物之所是，也即问事物之本质。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当然也就是在问技术之所是，在问技术之本质。

　　技术之本质为何？“尽人皆知对我们的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把这一回答“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技术之“工具的和人类学的”规定无疑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正确，以至于它对于现代技术也还是适切的”。诸如发电厂、雷达站、火箭飞机、高频机器等现代技术尽管较之于古代的手工技术要复杂得多，但它们“也是人所制作的一件工具，合乎人所设定的某个目的”。

　　但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这种正确的回答，“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而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我们还必须接着追问，“工具性的东西本身是什么？诸如工具和目的之类的东西又何所归属？”

　　工具和目的都归属于因果性。对因果性的探讨似乎早已有之。人们一直接受哲学的教导认为有四种原因，而且对原因作如是解，即原因就是“起作用的东西，作用在此意味着：取得成果、效果”。“原因(Causa)即Casus，出自动词cadre即德语动词fallen，意思是发生作用而使某物有这样那样的结果”。

　　海德格尔总是要追问至希腊源头。我们称之为原因的、罗马人叫做causa，在希腊人那里“与作用和起作用毫无干系”。它只是“招致另一个东西的那个东西。四原因乃是本身共属一体的招致(Verschulden)方式”。

　　今人把招致(Verschulden)或者理解为罪责、过错；或者理解为“某种作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都不对。为此他举用作祭器的银盘为例来阐述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所谓四因的“招致”方式。四种原因“所招致的是作为祭器的银盘的现有备用。现有和备用标志着某个在场者的在场。四种招致方式把某物带人显现中。它们使某物进入在场而出现。它们把某物释放到在场中，并因而使之起动，也即使之进入其完成了的到达之中。招致具有这种进入到达的起动（An-lassen）的特征。在这种起动的意义上，招致就是引发(Ver-an-lassen)”。海德格尔总是从存在、在场、显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传统的概念。这一来，招致就有了释放、起动和引发的含义。

　　而引发就是”使尚未在场的东西进入在场中而到达”。四种原因乃四种引发方式，它们“一体地为一种带来所贯通，这种带来就是把在场者带人显露中”。而带来就是产出。海德格尔援引柏拉图《会饮篇》中的话告诉我们，“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产出(Her-vor-bringen)”。

　　海德格尔指出，希腊人不仅把人工制作和创作的使……显露和使……进入图像看做是一种产出，甚至Physis，即从自身中涌现出来，也是一种产出，甚至是最高意义上的产出。“因为涌现着的在场者在它本身之中具有产出之显突(Aufbruch)，譬如，花朵显突人开放中”。所以引发即四因“是在产出之范围内起作用的”。

　　然而产出如何发生？产出是什么？海德格尔进而揭示出解蔽与真理。“引发关涉到一向在产出中显露出来的东西的在场。产出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中而带出。唯就遮蔽者人于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这种到来基于并且回荡于我们所谓的解蔽中。希腊人以aletheia一词表示之。罗马人以‘真理’一词译之”。

　　二

　　技术与解蔽有何关系？海德格尔回答日：“关系大矣。”因为产出基于解蔽，但产出把引发的四种方式即因果性的四种方式聚集于自身中并贯通这四种方式，而引发的四种方式中就包含着工具与手段，即包含着技术。这样，“技术就不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从而一个完全不同于流行看法的新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开启了出来，即解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

　　为了揭示技术与解蔽和真理的关系，海德格尔从考察技术一词人手。希腊人当时所用的表示技术的词“Techne”既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又表示精湛技艺和艺术，指某种创作；还表示最广义的认识（Erkennen）。认识指“对某物的精通，对某物的理解。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海德格尔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例。比如有人制造或建造一座房子、一艘船或锻造一只银盘。那么“他就在四种引发方式的各个方面揭示着那有待产出的东西。这种解蔽首先把船和房子的外观、质料聚集到已完全被直观地完成了的物那里，并由之而来规定着制作的方式。因而，Techne之决定性的东西绝不在于制作和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上面所述的解蔽，作为这种解蔽，而非作为制作，Techne才是一种产出”。于是海德格尔得出结论说，“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aletheia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

　　这种对技术之本质的洞见是否适合于现代技术？对此有人持怀疑态度。海德格尔则明确指出，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不过海德格尔紧接着就告诉我们现代技术不同于古代技术。现代技术的解蔽并非希腊产出意义上的解蔽。“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m)。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德语动词herausfordem有要求、引起、挑战、挑衅之意。

　　海德格尔心目中保留有一幅关于古代技术田园诗般的图画。古代的风车“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而“没有为了贮藏能量而开发出气流的能量”。先前农民的耕作(bestellen)“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农民的所作所为并非促逼耕地。在播种时，它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

　　但现代技术则不同，它促逼自然，摆置自然。耕作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从而摆置着耕地，古老的莱茵河由于其水压而被摆置，就连太阳热量也因其热能而被摆置。促逼和摆置成了现代技术解蔽之特征。“这种促逼之发生，乃由于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乃是解蔽之方式。”

　　通过促逼着的摆置而完成的东西“处处被订造而立即到场，而且是为了本身能为进一步的订造所订造而到场。如此这般被订造的东西具有其特有的状况，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持存(Bestand)”。持存比贮存更根本，它指被促逼着的东西的在场方式。就其持存而言，此种东西已经“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了。在海德格尔那里，“对象”之于物已然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了，而“持存”意义上的东西则是下而又下了。因为“它本身在其整个结构上，在它每一个部件上，都必须是能订造的”。

　　促逼、摆置将现实解蔽为持存。然而谁来实行此种摆置、从事此种解蔽呢？答案似乎是人。但“现实向来于其中显示出来或隐匿起来的无蔽状态，却是人所不能支配的”。人非但不能支配此种解蔽，相反“唯就人本身已经受到促逼，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蔽才能进行”。因此，人比自然更原始地归属于订造和持存。护林人被订造到纤维素的可订造性中，纤维素则归属于纸张，纸张归属于报纸、画刊，报纸画刊又归属于一种意见安排……总之这种订造着的解蔽“已经占用了人”。

　　海德格尔以其神来之笔揭示出订造着的解蔽与人的关系。解蔽先于人，而且把人带人无蔽领域之中。无蔽领域之无蔽是自行发生出来的，然后才“把人召唤人那些分配给人的解蔽方式之中。如果说人以其方式在无蔽状态范围内解蔽着在场者，那么他只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Zuspruch)而已”。人被占用，被促逼，被迫把自然当做对象，进而当做持存物。

　　海德格尔把对人的此种促逼着的要求叫做座架(Gestell)。“座架(Gestell)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做持存物来解蔽。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我们现在大胆地用Gestell一词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指出，在座架(Gestell)这个名称下的摆置(Stellen)来自于产出意义的制造和呈现(Her-und Dar-stellen)。二者在本质上非常接近，即都是解蔽之方式；但二者又具有很大的不同。制造和呈现(Her-und Dar-stellen)是在产出意义上使在场者进入无蔽状态而出现，譬如在神庙区设立一座雕像；而座架之中的摆置却意味着促逼。现代技术正是在座架中工作的。“因此之故，现代技术既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工具。对技术所作的单纯工具的、单纯人类学的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技术不是人的工具，人倒成了技术的工具；不是人在使用技术，而倒是技术在占用着人。

　　座架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长期还遮蔽着自身，而且一切本质性的东西都长久地保持着遮蔽。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起着支配作用，就此而言，它们是在先的。虽然这种在先的东西最晚才向人显现，才向人公开。因此，海德格尔格外认可思想领域的努力，即“更原初地去深思那种原初地所思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要恢复过去之物的荒谬的意志，而是一种清醒的期备态度，就是要面对到来者而惊讶于早先的东西”。

　　三

　　“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人已然在座架的摆置中。因此，人如何能达到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中的发问未免太迟了，需要问的倒是我们是否真正把我们经验为受座架促逼的那种人，我们是否以及如何真正投入到座架本身现身于其中的那个东西之中。此一问关系重大，它涉及座架背后的东西，涉及座架现身于其中的那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决定着人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乃解蔽之方式，现代技术亦然。“现代技术之本质给人指点那种解蔽的道路”。“给……指点道路”这在德语中叫做遣送(schicken)。聚集着的遣送即命运。“我们以命运一词来命名那种聚集着的遣送，此种遣送才给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一切历史的本质都由此而得规定。”遣送、命运之所以决定着历史的本质，乃因为“人类行为唯作为一种命运性的行为才是历史性的”。人类行为是沿着命运指点的道路前行的，是被遣送着去从事解蔽的。

　　一路读来，会使人有一种我们自己仿佛是被押解的囚犯之感。“解蔽之命运总是贯通并支配着人类。”但海德格尔笔锋一转，转向自由。他指出，“命运决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

　　西方人讲自由讲了几百年，各有各的理路。比如有斯宾诺莎、黑格尔认知意义的自由，也有康德伦理学的自由。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之本质原始地并不归结为意志甚或人类意愿的单纯因果性”。“自由掌管着被澄明者亦即被解蔽者意义上的开放领域。解蔽（即真理）之发生就是这样一回事情，即：自由与这种发生处于最切近和紧密的亲缘关系中。一切解蔽都归于一种庇护和遮蔽。而被遮蔽着并且始终自行遮蔽着的，乃是开放者，即神秘(Geheim-nis)。一切解蔽都来自开放领域，进入开放领域，带人开放领域。开放领域之自由既不在于任性蛮横的无拘无束中，也不在于简单法则的约束性中。自由乃是澄明之际遮蔽起来的东西，在这种东西的澄明中才有那种面纱的飘动，此面纱掩蔽着一切真理的本质现身之物，并且让面纱作为掩蔽着的面纱而显现出来。自由乃是那种一向给一种解蔽指点其道路的命运之领域。”

　　此处海德格尔讲到神秘。神秘乃开放者，但开放之际它又自行遮蔽并且始终遮蔽着自身。解蔽归于遮蔽。遮蔽乃自行遮蔽，当然解蔽也是自行解蔽。开放者自行解自行遮，从而“掌管着”开放，从而与解蔽有“亲缘关系”。“自由乃是澄明之际遮蔽起来的东西”似乎就是指那个既自解又自遮的神秘，指那个Ereignis，即解蔽的居有事件。它乃是给人类指点道路的命运之领域。因此，人的自由就意味着归属于这一领域，倾听它的指点，然而又不沦为奴隶。既倾听又不唯唯诺诺，就有人的自由。

　　海德格尔哲学强调“倾听”在西方哲学史中是有名的，我想这种强调与他对人类过于自负的针砭应该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他在强调倾听的同时又提醒人类不要沦为奴隶，当别有一番用意在。海德格尔告诉人们，命运并不“意味着某个无可更改的事件的不可回避”。因此，当我们把座架经验为命运时，并不是说我们被“囚禁于一种昏沉的强制性中，逼使我们盲目地推动技术，或者……无助地反抗技术……相反地，当我们特别地向技术之本质开启自身时，我们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为一种开放的要求占有了”。其实，人类只要不作为奴隶去听，就总会听出更多深意，听出危险之弥漫，听出拯救之切近。

　　“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的支配作用归于命运，由于命运一向为人指点一条解蔽的道路，所以人们往往走向（即在途中）一种可能性的边缘，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由此就锁闭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人更早、更多并且总是更原初地参与到无蔽领域之本质及其无蔽状态那里，以便把他所需要的对于解蔽的归属性经验为他的本质。”沉迷于座架的摆置中，忘却了原初的澄明之义，同时也忘却了人对此种澄明的归属，就是海德格尔所警示于我们的一切危险之源。

　　海德格尔告诉世人，解蔽之命运作为这样一种命运，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起作用，都会伤害人。因而对于人而言，它都是危险，而且必然是危险。“人在无蔽领域那里会看错了，会误解了无蔽领域。”于是人们习惯地用因果链锁去解释一切，以至上帝。上帝因此也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崇高性和神秘性。从因果性的视角看去，上帝不过是一个被贬为原因、一个结果因的东西。哲学家还会进而以因果性去说明无蔽与遮蔽，而从未去思考因果性本身之归属。这就是海德格尔不厌其烦描述给我们的诸神逃遁、世界隐匿的时代之图像。

　　危险不止于此。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只是作为持存物，从而人也只是作为持存物的订造者，人也就处于悬崖边缘，也就沦为一个持存物了。但受到如此威胁的人反倒膨胀开来，神气活现，以地球主人自居。以至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世间一切都不过是人的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人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人不再是人，人不再能看到自己。因为座架在促逼着人，然而人却没有意识到座架乃一种要求，从而也就是忽略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己，“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Zuspruch)领域中绽出的生存(ek-sistiert)。因而决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

　　危险还不止于此。危险更在于：座架指引着订造方式的解蔽，“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座架遮蔽了产出意义上的解蔽，即遮蔽了使在场者进入显现而出现的解蔽。座架作为促逼着的摆置与存在者处于对抗中，把它们作为持存物加以控制和保障，以至它们自己的基本特征不再可能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解蔽不再成其为解蔽。“促逼着的座架不仅遮蔽着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还遮蔽着解蔽本身，与之相随，还遮蔽着无蔽状态即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的那个东西。”

　　危险重重。但危险究竟来自何处？海德格尔说，“危险并非技术。并没有什么技术魔力，相反，却有技术之本质的神秘。技术之本质作为解蔽之命运乃是危险”。为什么？因为作为解蔽之命运的“座架伪装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这种伪装咄咄逼人，以至造成这样一种可能，即“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

　　四

　　“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荷尔德林的诗句在海德格尔看来不啻一盏明灯，指点着人类获救之路。

　　那么“何谓救”？救不是指抓住即将没落的东西以使其继续存在下去，“救乃是把……收取入本质之中，以便由此才首先把本质带向其真正的显现”。海德格尔看到，技术之本质即座架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把真理的一切显现都伪装出来，也就是说，恰恰是技术之本质其自身中蕴含着救渡。因此，只要洞察座架之本质，就能使其中正在升起的救渡显露出来。。

　　那么，何谓“本质”？“在哲学的学院语言中，本质意味着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拉丁语叫做quid。Quidditas，即什么(Washeit)，给出有关本质问题的答案。”这个什么作为本质总是与一个种类相适合，总是指一类中的共相，从而它就是“一般的种类，即普遍的种类”。但座架不是种类意义上的技术之本质。座架作为促逼着的解蔽并非与产出着的解蔽作为种类并列于解蔽之下。座架是技术之本质，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

　　于是海德格尔从德语本质(Wesen)一词讲起。名词Wesen来自于动词wesen，而动词wesen与“持续”(wahren)相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就把“某物的本质思考为持续物意义上的现身之物了。他们倒是把持续物思考为永久持续物了”。比如柏拉图的理念（ldea），亚里士多德的是其所是（to tien einai），以及各种形而上学的本质（essentia）。但这些永久的持续物难道不是一些飘荡于事物之上的观念吗？而且怎么能够证明持续之物就植根于这些观念中？难道技术之本质是在一种抽象的观念意义上持续着？

　　是歌德帮助了海德格尔。歌德在其《亲和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神秘的词语”的概念，即“永久允诺”(fortgewahren)。海德格尔赞扬他，说“他的耳朵在此听出了wahren（持续）和gewahren（允诺）两词之间未曾道出的一致”。以至海德格尔循此思路说，“只有被允诺者才持续。原初地从早先而来的持续者乃是允诺者”。显然，座架作为技术之本质现身乃是持续者。然而我们能说它是允诺者吗？海德格尔说，如果我们无视座架也是一种遣送，此种遣送也给人指点一条解蔽之路，而仅仅着眼于它的促逼性，仅仅把它看做“聚集促逼着的解蔽之中的命运”，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因为“促逼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唯独不是允诺”。

　　海德格尔运其独到之思，看出了促逼与允诺的相依，看出了危险与救渡的相伴。座架作为解蔽之命运乃是极度之危险，然而在此种危险中又生长着救渡，那么，它就是一种允诺。任何一种解蔽之命运都由此种允诺而来，并且就是作为此种允诺而发生的。“因为这种允诺才把人送到那种对解蔽的参与中，而这种参与是解蔽之居有事件（Ereignis）所需要的。作为如此这般被需要的东西，人被归本（vereignen）于真理之居有事件。这样或那样遣送到解蔽之中的允诺者，本身乃是救渡。”在海德格尔看来，座架把人拉扯到似乎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中，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中，然而恰恰在这种极端的危险中才显露出人对于允诺者的归属性。危险孕育着救渡。“这种救渡让人观人他的本质的最高尊严并且逗留于其中。这种最高尊严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人是守护者，守护着解蔽，守护着遮蔽，守护着自解自遮的那个神秘。此乃人之尊严。

　　通过对技术本质之本质现身在允诺者中发生情形的分析，可以看出，技术之本质是两义的。“一方面座架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装着每一种对解蔽之居有事件（Ereignis）的洞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中，此允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海德格尔把技术本质的两义性形象地比做两颗星辰交臂而过的运行轨道，所谓交臂而过说明其邻近（Nahe）。救渡与危险相邻。这一思路使海德格尔油然而问，“莫非有一种更原初地被允诺的解蔽，也许能在那种危险中间把救渡带向最初的闪现，而此危险在技术时代里更多地遮蔽自身，而不是显示自身？”

　　海德格尔因此而提出了艺术。在他看来，希腊文的Techne不只指技术，也指艺术，指美的艺术的创作，指把真理带入闪现者之光辉中产生出来的那种解蔽。据他的考察，在希腊时期，各种艺术达到了被允诺给它们的解蔽的最高峰。“它们使诸神的现身当前，把神性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的对话灼灼生辉。”艺术是虔诚的，因为它顺从于真理之运作和保藏，它归属于产出。这就是海德格尔心目中所珍藏的一片诗意的世界。荷尔德林一句“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令海德格尔终生神往。以至他如此发问“许是美的艺术被召唤人诗意的解蔽之中了吗？许是解蔽更原初地要求美的艺术，以便美的艺术如此这般以它们的本分专门去守护救渡之生长，重新唤起和创建我们对允诺者的洞察和信赖？”

　　海德格尔关注人类。他忧心于技术时代的危险才不懈地追问技术之本质。在他看来，危险也孕育着救渡。虽然他对他所寄望于其上的艺术是否真的受命于此危难之秋，是否真能当此重任，尚无把握；但他确信，“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直到有一天，通过一切技术因素，技术之本质在真理之居有事件(Ereignis)中现身。”《技术的追问》一文最后一句是“我们愈是邻近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变得愈是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是思之虔诚”。我以为持如此虔诚之思者不多，海德格尔是其一。

　　摘自：《哲学堂》第三辑

　　文 宋炳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