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上树工

　　冬修时，每位上树工一天大概要修剪17棵树，一天剥芽35棵树

　　一个人美不美，选对发型很重要。可是，你知道一棵树的标准发型是什么样吗？

　　如果你仔细观察上海的悬铃木，可以发现每棵行道树的造型都不是随意的，基本上都是杯状形结构，成形后的树形像高脚杯那样，杯口就是树冠的地方，杯身是树干，杯脚是树的地下部分所发出的各侧根。

　　每棵树都是一件作品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工程师杨瑞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棵经过修剪的悬铃木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件作品。

　　看到本刊记者一脸疑惑，杨瑞卿解释道，一棵树，有三个枝桠分叉点，每个点保留两个枝桠，逐级向上发展，最终形成三股六叉十二枝的三级骨架冠形结构，也叫杯状形结构。

　　悬铃木杯状形的修剪法，上海从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进行摸索，而在当时却是无奈之举。

　　20世纪中叶，中国汽油供应非常紧张，于是经过改装的以煤气代替汽油、柴油的“煤气包汽车”开始投入线路运营。

　　当时许多公共汽车顶上都背着个大气囊。老上树工、上海行道树技术顾问顾志成至今还记得增高的煤气包没有少“惹祸”，常熟路上的13路、16路公共汽车只要稍微借下边道就会挂到树，长寿路到兰溪路更是由于道路狭窄，悬铃木没有少“受气”。

　　除了道路通行条件差以外，城市马路两侧的架空线也在跟行道树抢地盘。让悬铃木与“蜘蛛网”融洽相处也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悬铃木可以不修剪全冠生长，但问题是它的根系属于浅根性树种，容易被台风吹倒。”顾志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20世纪80年代，杭州西湖边的悬铃木就曾惨遭厄运，全部被吹倒。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上海的悬铃木最终变成了现在的“高脚杯”。近几年，根据道路环境的改善，上海市绿化管理部门针对悬铃木修剪作出了一些探索，提出了分类修剪的要求，大型树大多采用维护性修剪，中型树大多采用轻度修剪，小型树采用“杯状”定型修剪，但无论如何，杯状形修剪仍然是悬铃木发型打造的基础。

　　上树工需持证上岗

　　在上海解放前的近百年中，全市共种植行道树近8万株，但因为种植的树木规格较小，管理不善，破坏较大。日军投降前夕为构筑工事，曾一次砍伐大规格的行道树4500多株。1949年上海仅实存行道树1.86万株，损失达到80%以上。

　　1949年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对园林绿化工作相当重视，尽管财政拮据，市政府仍拨款进行绿化建设。到1957年时，上海市区行道树已从1949年的1.86万株增至11.6万株。

　　在彼时全国还没有一部园林绿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1951年《上海市管理行道树暂行办法》出台。1963年在此基础上又颁布了《上海市市区行道树种植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对行道树的种植、养护和管理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对行道树必须按照季节适时修剪整枝，做到树冠圆整，树势均衡，整齐美观。行道树和架空线发生严重干扰，园林管理部门用正常修剪方法不能解决时，可将树冠开叉，留出空道，使线路畅通。

　　同年，为了加强市中心行道树的管理，成立了上海市行道树养护队。

　　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的公共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据《中国建设报》报道，现在上海部分区县如浦东、闵行等，明确要求投标企业除了要具备城市园林企业资质外，还需同时具备绿化养护能力认定。据统计，上海从事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企业约为550家。

　　2014年，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对2004年出台《上海园林绿化企业养护能力认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的重要内容是增加了多个新工种，其中就有上树工。

　　《办法》规定，申请园林绿化企业养护能力认定的企业，需满足具有上树工上岗证人员不少于2人的条件。

　　上树工，是指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养护的专业性技术工人。这是上海绿化行业内的一个细分工种；国家职业标准认定的是绿化工。

　　实际上，上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绿化工人专门从事行道树养护工作，也就是所谓意义上的“上树工”。20世纪90年代，上海将绿化工种进行细化，真正意义上的“上树工”诞生。作为行业内要求，从事行道树修剪必须进行上树工培训，对行道树修剪目的、修剪准备、修剪时间、修剪方法等技术进行学习。

　　2007年，上海《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明确提出上树工需持证上岗。也就是说，在上海从事行道树修剪的人员，必须持有上海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和上海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授予的《上树工》岗位资格培训证书。

　　目前，上海每年都会开展上树工培训，考核通过后可获《上树工》岗位资格培训证书。一旦从事行道树养护工作，还可以参加职业技能评定，获得中高级技师资格。

　　一半时间在树上

　　“老法师”顾志成开始接触这一工作的时候上手并不容易。

　　“最开始的时候，我胆子特别小，不敢爬树，修得最慢，别人修好两棵树，我还在树上，总是被骂。”顾志成回忆道。而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才开始好转。

　　与顾志成不同，另一位“老法师”刘春明年轻的时候调皮好玩，爬树根本不在话下，想着当上树工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但真开始干了，他发现这并不简单。

　　上树工每年的工作都有固定的时间表。3月至4月树木补种、日常养护，5月到9月两次树木剥芽、抗旱、抗台、捕捉天牛，10月到2月树木修剪。

　　为什么冬天是树木修剪的黄金时期？这是因为天气一冷，树木开始进入休眠状态，这个时候树木基本停止生长，此时修剪对树木的影响最小，树枝剪口的创面容易愈合。

　　对一个熟练的上树工来说，冬修一棵树大概要花费20~30分钟时间，如果是大些的树木甚至要用45分钟，剥芽用的时间基本上是冬修时间的一半。

　　冬修时，每个上树工一天大概要修剪17棵树，一天剥芽35棵树。其间如果遇到雨雪、大风、大雾、冰冻等恶劣天气，是不能够上树作业的。

　　上海普陀区行道树养护队的队员们曾经算过一笔账，他们平均每天要走十多公里，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树上度过的。

　　夏天多穿，冬天少穿，这是所有上树工的共识。为了防虫，特别是毒蛾的幼虫，也就是俗称的刺毛虫、洋辣子，即便夏天炎热时上树工也要全部武装，穿长袖工作服，并且把袖口扎牢。因为一旦被刺毛虫叮上，或者只是碰到它飘过来的毒毛，皮肤就会立刻肿起来，如果飘到脸上会肿到连眼睛都睁不开。

　　普陀行道树养护队队员倪亮刚入行时，手臂被叮到，肿得像玉米一样，两三天都没有消退。而现在再中招，半个小时就能消肿了，“可能做了十几年，我身上都有抗体了吧。”

　　而冬天，如果穿得多了在树上就不能灵活行动，还容易被树枝勾着。多位有经验的上树工都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冬天连秋裤都不敢穿，一干活衣服就湿透了，黏在身上影响作业。

　　为树木理发是个精细活儿

　　安全帽、工作服、扶梯、手锯、口罩是每个上树工的标配。

　　杨瑞卿介绍，上树工目前还是按照原始的师徒制方式传承，一对一的进行指导。上树修剪是一门技术，上树工从爬楼梯的技术要领，安全带的使用规范，到具体的修剪方法都有一整套标准。

　　比如，为树木理发是个精细活儿，不能乱剪。

　　不同类型的树木修剪的手法也不相同。对于尚未形成三级骨架的新栽和中小型悬铃木，上树工首先要对其进行定型修剪，之后进行骨架培养，最终形成完整的杯状形树冠，整个过程要花数年才能完成。

　　树上的枝条，哪些该留，哪些要被砍掉，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也都考验着工人的技术水平。工人上了树要能够迅速作出判断。

　　“我们的修剪法则讲究七去五留，也就说，有七种枝条要剪除，有五种枝条要保留。”杨瑞卿说。保留的其中一种枝条叫踏脚枝，指修剪树木是用于人工攀爬的枝条。如果踏脚枝留不下来，来年工人再上树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危险性。

　　“上树容易下树难”几乎是每位新手都会遇到的难题。据本刊记者了解，曾有队员遇到表面健康、内部朽烂的病枝，一不小心就把树枝折断，失去重心摔下受伤。

　　14个指标，只招到3人

　　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养护部副经理魏冯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做这项工作必须身手敏捷，同时按照规定，上树工必须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因此，“只有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技术得到传承，养护队才能健康发展”。

　　不过，招不到人却是上海行道树养护队伍面临的普遍难题。

　　以普陀区为例，全区有171条道路，行道树有47980株，上树工只有30人，平均每个人要负责1500多株树。而行道树还在以每年1000多株的数量增加。

　　魏冯强透露，现在他手里有14个指标，但目前只招到了3个人，等到下一批退伍军人回来的时候，还得再继续。

　　辛苦、危险、性价比不高等，是很多年轻人拒绝入行的理由。

　　“我们会让应聘者现场适应几天，再作决定。”魏冯强解释，培养一个熟练的上树工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流动性大的话，会导致剪枝技术不稳定，所以希望应聘者能充分体验后再决定。

　　刘春明是1975年开始做上树工的。据他介绍，当时园林部门有一项传统，无论男女，进入单位第一年必须从上树工干起。因此，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出现了很多女上树工，而刘春明的爱人也是其中之一，“有的女性胆子很大，最后做得比男的还好，当然也有哭晕在树上的。”

　　当时，刘春明上树作业根本不系安全带，一是活动不自由，二是也没有硬性规定。如今，穿戴工作服、软底防滑工作鞋、安全帽，系好安全带等要求已经被写入规范，严格执行。

　　几年前，刘春明的儿子刘煜也成为了普陀区的上树工。刘春明说，上树工的工作危险又辛苦，儿子现在选择这条路，他自己有些心疼。

　　其实，与刘春明有同样想法的父母，并不在少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想到爬树的危险性，就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上树工的工资没有任何竞争力。“有些队员结婚后，爱人反对继续干，父母也反对。我们拿什么留住人呢？”魏冯强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卓琦/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