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湖南省邵东县创新学校高三教师滕昭汉被他班上的学生小龙(化名)杀害，他也成为不到两个月内邵东县城第二个被学生杀害的老师。12月9日，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报道。两家媒体记者均对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嫌疑人进行面对面采访。面对记者提问，小龙表示，“看到他倒下时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觉地想笑。”“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我的世界就我一个人。”
从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少年小龙口中说出的那些充满冷血的语句，“凉透了人心，也凉透了整个教育。”“这样的一个少年，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短刀，不仅刺向了他的老师，也刺疼了所有的人。”“更能扎痛公众神经的，是小龙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生命极端蔑视的扭曲态度”……
几乎如出一辙，众多评论者都将杀师者小龙视为“反社会人格”者。小龙作为一种反社会人格的形象已然毋庸置疑。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比如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都不难从小龙身上获得印证。
早在2003年河南杨新海特大强奸杀人案发生后，舆论就提出，对“反社会人格”形成过程的干预和阻断，是新的社会课题。然而十多年过去，试问教育对学生的心理评估是否有了体系？对“反社会人格”是否有了主动干预的手段与途径？
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各种各样的成功人才，而是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成“人”比成才更重要。但一起起校园悲剧告诉我们，那些远比成才、成功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生命、人格、尊严等事物的认识，比如看待世界的方式，应更多地纳入关注的视野。
在小龙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普遍规律和统一标准之下小龙的“问题”，何曾关注过小龙的心理？
一切问题被草率地扣上了“教育顽症”的巨大帽子，究竟是深度的反思？还是思维的懒惰？或惯性的愤慨？
既然已经认定教育应当对反社会人格现象承担干预与阻断的责任，但谁又能否认，此类事件中真的不存在一些常见的“教育顽症”？常见而未杜绝，才更值得反思。一位温和优秀的老师，毫无征兆地倒在学生的刀下，我们为之痛惜。但也应看到，一个“内向乖巧”的十八岁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一生断送，也同样让人痛惜。
少年为何带刀？又如何将这把刀从少年心中拿走？这个意义上说，邵东弑师案，不只是悲悯者的一声叹息，更是关于教育反思与个体成长的一道伤疤。在此之后，必须承认，在这个社会里，无关乎年龄、身份、地位，我们只是不一样的同类，有人认真执行着集体的标准和价值，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有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出现反社会人格。
【原载2015年12月11日《燕赵都市报·舆情扫描》】
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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