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益广东“探新”

　　“互联网+”的嵌入，能让社区公益出现“大众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居住在广州市番禺洛涛南区的林明荣，最近迷上了晨跑。

　　“晨跑是我发起的第四个公益项目，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林明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担任该小区公益组织负责人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起了治理环境、整治随意停车、推进垃圾分类等多个项目。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朱健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林明荣所在的社区公益组织，在广东省不计其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以法人或非法人形式活跃于社区层面，解决休戚相关的公共难题。

　　如此活跃的景象背后，是广东省社区公益不断“探新”的实验。如何利用互联网方式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用商业的智慧协调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实现三方共赢，成了社区公益人颇为关心的议题。

　　“潮”涌社区公益

　　“一些愿意做慈善的人聚集起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做一些爱心活动。它不一定是现代公益，也可以是传统的。”这是朱健刚定义中的社区公益。

　　“比如潮汕地区的善堂，自明清就开始组织救济周边的弱势群体，已有几百年历史。”在他看来，广东的社区公益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

　　广东省地方文化根深蒂固，务实的广东人长期秉承“与其为千里之外捡垃圾捐钱，不如把家门口搞干净”的观点，“因此，广东的企业家都乐于捐助当地祠堂或社区。”朱健刚说。

　　除了风气使然，社区公益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政府的鼓励。

　　2013年，广州市举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资金达到1500万元。迄今已成功举办了3届创投活动，资助金额更是由前两届的1500万元提高到1850万元。由此可见，政府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的力度之大。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看来，政府资助并非活动的最终目的，按照规定，公益组织需自筹项目配套资金（占比需达40%）。广州公益创投创新性的“广州模式”，催生出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1+1+1>3”的社会治理模式。

　　距离广州不远的深圳，曾诞生过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以改革闻名的沃土之上，大量活跃在社区层面的自组织转向社区基金会模式，探索如“潮”般涌向社区公益。

　　2014年3月，《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原始基金200万元的门槛、公益基金不允许社区冠名的限制被打破，开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

　　深圳首个居民众筹成立的“蛇口社区基金”便得益于此。

　　发起人之一的“80后”公益达人张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底，89个蛇口居民自掏1000元腰包成立“蛇口社区基金”，致力于链接本地资源，解决本地问题。“之后短短两个月，就筹集了近40万元的自然人捐款，加上近60万元企业承诺捐款，基本达到100万元注册资金。”

　　经过探索和创新，“深圳模式”日趋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光明新区为代表的政府倡导培育模式、以桃源居为代表的企业倡导培育模式、以蛇口基金为代表的居民众筹培育模式等多种模式。

　　社区公益之难

　　盛名之下，社区公益并非完全是顺风顺水。

　　2011年陈建华履职广州市市长，自封“垃圾市长”的他开始自我革命力推垃圾分类，多个垃圾分类试点都有社区公益组织的参与，社区公益组织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效果仍不理想。

　　据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是一家在广州关注垃圾分类及垃圾管理的民间环保组织，于2012年6月经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批准后成立）总干事巴索风云回忆，当时他们作过一项调研（2012年），数据显示：虽然91%左右的居民知道广州正在进行垃圾分类，但只有50%的居民知道自己的小区正在进行垃圾分类；虽然超过70%的社区完成了垃圾分类的宣传动员以及垃圾分类基本设施的配套，但垃圾分类作业流程尚未理顺，仅7.8%的社区同时做到了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成效问题并非最棘手问题，团队的稳定更令他担忧。

　　“宜居广州”目前的团队分为调研和社区人员两部分。“人员几乎每年都会变动，做社区的团队要影响人的观念，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却收效甚微。时间一久便对未来产生了迷茫。”巴索风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进的全职人员又在不断重复以前的路径。

　　尽管他知道目前种种遭遇的症结所在——像大多数业内人士反映的那样，社区公益组织所能接触的资源寥寥无几，单一的募款来源令组织缺乏长期的稳定性。“而资源中，钱是最大的因素。”但他依然无计可施。

　　在巴索风云看来，民间机构很少能拿到政府的支持经费，而办公场地、水电网络、推进项目都需要钱。“作为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南中国环境基金。”

　　“商业并不可耻”

　　韩靖告诉本刊记者，他正在探索一条公益和商业互相助力的可行之路。

　　他创办的“路人甲”，是一个具互联网思维的小额定额捐款及轻度公益参与的网络筹款平台。

　　捐款人在捐助了10元之后，即可以在“路人甲”平台上挑选一张优惠券。而这些由爱心商家提供的优惠券，金额几乎都大于10元，例如价值30元的爱奇艺会员卡、滴答拼车20元代金券、桔子酒店40元会员卡，等等。“其通过‘惠捐模式’创新地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运用了行为心理学和商业的结合，以实体化、物质化形式鼓励人的捐赠行为。”

　　这一机制并不复杂，其实质上是一个搭建了捐赠人、爱心企业、公益项目的价值闭环。

　　捐赠人，在捐赠10元后即可兑换一张由爱心企业回赠的答谢券，享受超值优惠和在线服务；企业，通过优惠券的方式参与公益既实践了社会责任，推广了品牌，又赢得了用户；而作为连接双方的公益项目，又为每一个公益组织负责人自行管理捐款人和活动参与者提供了载体。

　　“公益+商业”的模式被“路人甲”证明是可行的。“‘路人甲’与‘车爷’的合作让我们看到，商业并非处在公益的对立面上。”

　　“车爷”是一家上门洗车O2O公益环保品牌，车主每缔造一次上门洗车服务都将有1元钱捐给公益事业。其“车爷公益基金”与“路人甲公益”合作，在向平台10个公益项目进行定额定期捐款的同时，为捐款人提供了20元洗车优惠券。截至目前，“车爷”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社区公益活动共计16次，累计投入公益基金总和22976.9元。

　　据了解，路人甲公益捐赠平台自2015年2月14日开始上线试运营，截至2015年底，注册用户近十万，APP注册率达85%，捐赠用户总体转化率为39%，复捐率达18%，优惠券领取总量近两万张，优惠券领取率12%。

　　在韩靖看来，“路人甲”惠捐模式的成功就意味着，解决社区公益难题的探索出现了曙光。

　　“路人甲”正在积极尝试打造一个“善商联盟”，外来游客通过捐助本地公益项目，再通过“路人甲”公益平台领取本地商户为之提供优惠服务。既解决了本地的社会问题，又让那些捐助的游客在本地消费时获得了优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区常见的不良商家价格欺诈问题。

　　韩靖希望通过“路人甲”平台的惠捐模式来激活和促进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本地人对于社区公益非常有情怀，只要标的明确，其实社区公益筹款并不难。”

　　颠覆与改变

　　互联网颠覆式的影响力，悄悄改变了林明荣的公益方式。

　　早晨8点，林明荣准时下楼与同伴汇合，他与另外3位小伙伴负责检查小区垃圾分类情况。此时段垃圾投放最为集中，对每幢楼进行数据统计后，于周末统一进行分类知识的扫楼（挨家挨户拜访）宣传。

　　然而，这种方式的成效并不明显。半年来，垃圾分类依然未有改观。但失之东隅的“晨跑”却通过微信运动捐步的方式，改变了他做公益的方式。“自己每天晨跑就轻松做了公益”。

　　他开始认识并钟情于互联网公益。

　　林明荣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微信或QQ上，可以通过腾讯公益的“益行家”运动捐步项目，以公益与运动相结合的参与方式，身体力行地践行公益。在他看来，“微信运动”的排名与点赞功能，借助人们攀比、炫耀的心理，让运动不用晒即达到了晒的效果。

　　不满足于运动捐步的他还成为了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志愿者。

　　CCSER是由微信联合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腾讯公益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借助成熟移动互联网技术与GIS地理信息平台支持，通过发动社会大众广泛参与丢失儿童的找寻。家长可以通过用户认证建立专属防丢档案。

　　据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创始人张永将介绍，在孩子丢失后，可一键对外发布信息。在平台注册并授权平台使用地理位置的志愿者，会接收平台推送的预警信息，真正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转发。警报将不间断推送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志愿者，直到家长选择“关闭预警”。

　　互联网带来更多创新公益理念和形态上的颠覆，其魅力远不止于此。

　　2015年9月9日，腾讯发起“99公益日”，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声音捐赠等行为。当天，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共收到爱心网友捐款1.279亿元，吸引到205万人次参与捐款，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纪录。

　　如今，腾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搭建起网络公益平台，让公众参与的体验日益丰富。或许，“互联网+”的嵌入，能让社区公益出现“大众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振/广东广州 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