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潢圣手刘定之

　　——从吴湖帆等合作《刘定之像》谈起

　　上海博物馆所藏《刘定之像》是吴湖帆与苏裱大家刘定之交往之见证。该作纵26厘米，横351.5厘米。画面描绘了一片春和景明，水清幽裹，佳木葱笼。主人翁乌发长髯，文质彬彬，着淡蓝色长袍，坐于水槛朱柱玉栏边，观双燕斜飞，鸳鸯去复来。

　　围绕于人物周围的杨柳、湖石、杂花由吴湖帆所绘。为主人翁造像的则是与吴湖帆同时期的著名人物画家郑慕康（1901－1982），其人物肖像糅合了西洋的明暗法、透视法与中国工笔人物的写真传统，既高度契合了人物的形，又传达出中国人特有的神韵。此外，吴湖帆的外甥兼弟子俞子才（1915－1992）画玉栏朱柱，海上著名的女画家兼词人周炼霞绘鸳鸯，陆俨少写菰蒋树石，何遂（1888－1968）点树叶。画卷前有叶恭绰题引首“水槛遣心图”，后有吴湖帆、冒广生（1873－1959）、黄葆戊（1880－1968）、谢稚柳（1910－1997）、沈尹默（1883－1971）、陈半丁（1876－1970）、姚虞琴（1867－1961）、向迪琮（1889－1969）等十余名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赋诗作跋，殊为难得，可谓集一时之胜。

　　特别值得一提是，画卷前端吴湖帆以行草书题作长跋；画心处吴湖帆再次以狂草书写跋文，书风取法怀素与米芾，洋洋洒洒，逸态万千，又不失法度。两次题跋的内容与落款时间相同。或许当时吴湖帆以不同书风题写了两次，打算从其中挑选其一。而画主人认为二者俱佳，故都连缀于画幅之上。不管怎样，吴湖帆精心题写两次，反映出其对画主人的敬重与推重。

　　从画卷前后的题跋我们可以了解到该画的主人翁——刘定之——一位从事书画装潢修复的艺人。

　　传统装裱修复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工匠技艺，装裱师也被视为手艺人或工匠。郑逸梅《艺林散叶》曾指出“裱画匠，世不之重，故姓名见于著录甚少”（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3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装裱修复师往往受到轻视，故姓名极少留存，更别提造像留影之雅事。而刘定之为何得到吴湖帆等海上文化名人的敬重，并为之合作画像？既为之画像，为何不重点突出其装潢艺人之身份，而是将其至于清幽闲适的山水园林之间，一派文人气象？

　　一、刘定之的生平与技艺

　　刘定之（1888－1964），字春泉，江苏句容人。祖刘卓堂，为邑诸生，因变卖田产资助灾民闻名乡里，祀乡贤祠。父刘小山，幼列痒序，惜不永其年。刘定之幼枕书画，因父早逝母亲无力负担家里，故15岁开始到苏州拜师习裱画。其间，勤勉好学。25岁时独立在苏州城内宫巷开设裱画店“晋宜斋装池”。1932年后，至上海开设“刘定之装池”（关于刘定之迁沪的时间，网络上不少数据为1934年。近日笔者翻阅上海版《申报》，于1932年8月5日中查得刘定之迁沪之广告，故以《申报》为准，定为1932年），闻名海上，有“装潢圣手”之誉。

　　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书画装裱店多集中在租界地，根据师承和风格不同，主要分为苏州裱（苏帮）与扬州裱（扬帮）两大流派。苏扬二派，形成有先后，操作有不同，各有短长。

　　苏州装裱历史悠久。到了明成化嘉庆年间，吴中地区各项文化事业蔚然兴盛，吴门书画的发展对苏州装裱起了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私人收藏盛行，王世贞、项元汴、张丑等大批文人鉴藏家对作品的装潢十分讲究，乐于与装裱师探讨款式与操作流程。在文人书画家与鉴藏家的推动下，苏州装裱逐渐定型，形成了卷轴平挺柔软，装制妥贴，整体格调清雅洁凈，讲究色彩搭配，图案花纹力求与书画作品协调的特色。周嘉胄《装潢志》“妙技”曾云：“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清代苏州装潢承前代继续发展。钱泳《履园丛话》有言：“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清钱泳著，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卷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3页）

　　扬裱亦可以上溯到南宋杭州地区的装裱。清中期以来，在扬州盐商的喜好与支持下逐渐形成了用料多样、健朗，配色仿古装样式的特色。苏裱与扬裱相比较，苏裱多清雅洁净，扬裱则更喜爱醒目华丽的色彩。具体来说，苏裱用色为中间色，蓝中偏绿、暖中带冷的色调，过渡自然；扬裱用色偏原色，对比鲜明。此外，扬裱擅长揭裱书画，旧画本身支离破碎，经扬帮师傅重装后，可天衣无缝。然郑逸梅《艺林散叶》中亦言及：“苏派擅精裱纸本及绢本，虽数百年不损也，但漂洗灰暗之纸绢及修补割裂等技，远逊于扬派。扬派能一经装潢，洁白如新，奈不及百年，纸绢损裂矣。”（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3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苏裱往往强调最小限度的介入，故可以数百年不损。当然，二者的装潢特色都是与当地的文化环境与审美情趣相匹配的。

　　刘定之15岁到苏州学艺，技艺属于苏裱系统。其不但继承了苏州装裱的优良特点，还擅长配料，注意收集有年代的古锦和轴头等装裱原料，为装裱名贵书画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注重网罗有技术特长的一流裱画高手，如周桂生、邹瑞卿、窦翔云、洪秋生、杨文彬等。故刘定之装池装裱修复过的作品精彩焕发，在当时的画界藏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上海美专教授黄葆戊（1880－1968）曾赞曰：“谓良工妙手独让吴中，往如汤强二氏，久擅其名，继之者惟范（庄）希叔耳。讵传至近代绝无其人，以余所知，今日装池中，当以吾友句容刘君定之，首屈一指。”（黄葆戊跋《刘定之像》）谢稚柳亦称其“执牛耳于海上者垂三十年”（谢稚柳跋《刘定之像》）。姚虞琴（1867－1961）更赞之：“从此文房无废物，法书名画更精神。”因装裱工艺独特、用料讲究、技术高超，刘定之得到当时许多书画名家的推崇，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吴湖帆即是刘定之交往最频繁、最亲密的友人。

　　二、刘定之与吴湖帆的交往

　　吴湖帆与刘定之相识于苏州。相识之初，刘定之即因“人极诚实”“艺绝佳”受重于吴氏。吴湖帆《丑簃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刘定之取画送裱的记录，如1933年上半年，《丑簃日记》中关于刘定之的记录有十八条之多，平均每月三次，可见吴刘二人交往之频繁。

　　刘定之除了对吴氏家传的法书名画进行重新装潢修复外，也负责装裱修复吴氏新购买的古书画。据载吴氏见有破损古画，往往以廉价购之，然后委托刘定之精裱修复，随后吴湖帆再对破损处填补加笔，如此则了无痕迹，神采奕然。（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3卷》第50页）经刘定之装裱修复过的法书名画包括黄公望《剩山图》卷、倪瓒《汀树遥岑图》、唐棣《雪江渔艇图》、隋《常丑奴墓志》等。正是由于刘定之的装潢修复，这些法书名画得以焕发出生机。无怪乎吴湖帆在《刘定之像》中称“经其妙手而还旧观者不知几千百事”，并大赞其为“书画神医”（吴湖帆跋《刘定之像》）。《丑簃日记》中对刘定之的赞语亦随处可见，如“刘定之为大痴卷装成，用康熙红色古锦，殊觉堂皇庄严富丽”（吴湖帆著、梁颖编校、吴元京审定《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倪云林《汀树遥岑图》，装裱后觉精采焕发”（《吴湖帆文稿》第53页）等。

　　古人有言“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明周嘉冑《装潢志》）。“书画不遇名手装褫，虽破烂不堪，宁包好藏之匣中，不可压以他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灭其迹也。拙工谓之杀画刽子。”（清陆时化《书画说铃书画说二十三》）装潢对书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通字画，装善而价值倍增；若装潢不善，名迹亦变废物。书画名家、收藏家往往聘有装潢良工，自古已然。然“好事贤主，欲得良工，为终世书画之托，固不自易。而良工之得贤主以骋处，更难其人。苟相遇合，则异迹当冥冥降灵，归托重生也”（明周嘉冑《装潢志》）。爱好书画的贤明收藏家，希望能够找到技艺精湛的装潢师，这样可以将毕生所藏珍品托付给他装潢。然而，要想找到这样的装潢师并非易事。同理，优秀的装潢师亦希望得到贤明藏家的垂青，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贤良之主更是难求。若二者能够相遇并相知互敬，必为神明降福保佑的奇迹。吴湖帆与刘定之的交往可算是此等奇迹，吴湖帆绝大部分的藏品都经刘定之之手装裱修复，即所谓“终世之托”也。

　　此外，由于长年接触古代书画作品和装裱修复材料，所谓“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刘定之在实践中逐渐炼就了不凡的书画鉴别的本领；同时，与吴湖帆的长期交往，也有助于刘定之提高眼力。加之处于艺术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刘定之在装裱修复书画的同时，也进行一些书画经营和交易。吴湖帆与刘定之的交往中，也包含了这样的合作关系。刘定之收集到并装裱修复好的书画作品往往第一个送到吴湖帆的府上，吴氏需要的则留下，不需要的刘定之再通过其他方式转卖。吴氏至刘定之装池铺观看作品装裱，若碰到心仪的作品，也会委托刘定之代为求购。如“刘定之携来吴山涛花鸟扇面，购之”（《吴湖帆文稿》第14页），“向刘定之处购得邵僧弥画扇，乃僧弥之极精者，内府旧物也”（《吴湖帆文稿》第38页）。

　　由此可见，吴湖帆与刘定之既是顾客与经营者的关系，又是朋友，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是书画鉴藏上的“合作者”。吴湖帆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几乎抵得上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吴湖帆绝大部分的作品与个人收藏归入上海博物馆，为我国法书名画的保存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其中，除了吴湖帆个人扎实的绘画功力、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雄厚的收藏实力以及高超的鉴定能力之外，也得益于围绕在其身边的能工巧匠。刘定之即可谓吴湖帆艺术鉴藏事业中最为突出的助力者！

　　除吴湖帆外，当时许多书画名家、鉴藏家，包括张葱玉、徐俊卿等也十分推崇刘定之。徐俊卿的书画全交由刘定之装池。张葱玉也多次称赞刘定之技艺高超，如《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三·上》“宋易庆之麞猿图卷”条：“余得之孙伯渊，时旧装浥烂，刘定之为余重装，遂焕然可观。”刘定之也常常参加文人间的聚会，以及上海的文化活动。如1933年1月12日，刘定之与宗子戴、邓孝先、吴湖帆等聚于梅园；1937年上海文献展览会第二次会议推举刘定之等为干事（事见1937年5月19日上海版《申报》）；1939年，刘定之参与筹备并担任“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出品人（事见1939年4月12日上海版《申报》）等等。可以说，刘定之已不仅仅是单一的装裱匠人，其既精通装潢修复，同时又具有相当的鉴别眼光与活动能力，故能充分融入文人圈，与诸多文人、书画家、鉴藏家交好。故1955年，刘定之67岁时，吴湖帆等海上书画家、文化名人为其合作《刘定之像》，并为之题诗作跋。而刘定之也被塑造成文人的形象，画作还特意环绕以文人最钟爱的、可遣意舒心的山水园林之景。

　　三、刘定之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贡献及其传派

　　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装裱业的工场和个体户组成上海裱画生产合作社，社址就在武胜路381号“刘定之装池”内。当时登记的装裱行业个体户名录中，刘定之装池资本金额为401.5万，远远高于其他同行。1960年，裱画生产合作社并入上海博物馆。刘定之进入上海博物馆任文物修复顾问。此后由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装裱修复部门需要，刘定之又北上故宫。当时，北京故宫、上海文管会所藏的法书名画大都是在刘定之的指导下装裱修复的，如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卷》、宋代梁楷的《八高僧图卷》、宋代李嵩的《西湖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等等。诚如《刘定之像》中周炼霞题跋所言“补得天衣无迹缝，装成云锦有神工。祇今艺苑留真谱，先策君家第一功”（周炼霞跋《刘定之像》），刘定之在保护我国历代书画珍品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

　　沈尹默曾言“愿为世人传其秘，勿令后来失此艺”（沈尹默跋《刘定之像》）。刘定之还为了我国的书画保存事业培养了不少后继者。如马王堆帛画的修复者窦治荣即是刘定之的高徒，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修复部的张耀选亦出自刘定之门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不少装裱修复师走出国门，把苏裱带到日本、美国、英国，使中国书画装裱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的认同，这其中就有刘定之的再传弟子。

　　综上，刘定之继承了苏州装裱的优良特点，其装裱工艺独特、用料讲究、技术高超，因而得到当时许多书画名家得推崇，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得友谊。刘定之与吴湖帆既是顾客与经营者的关系，同时又是朋友，甚至还可以说是书画鉴藏事业的“合作者”，吴湖帆绝大部分的藏品都经刘定之之手装裱修复。20世纪60年代，刘定之进入国家体制，装裱修复了不少法书名画，也培养了一批后继者，可以说是我国书画保存事业的奠基人，其后继者在中国乃至世界为书画保存事业贡献着力量。

　　陆宗润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