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 章草名家

　　——王秋湄及其书法艺术

　　最初了解到王秋湄先生，还是通过2001年上海《新民晚报》刊载的《张大千赌博失名碑》一文。大约20世纪20年代，张大千初到上海，他常参与诗钟博戏，由于手气欠佳，不得已将祖传王羲之《曹娥碑》抵押给倒卖碑帖的商人汪紫尘。十年后，张大千母亲病危，其母对张提起很久未见《曹娥碑》，望再睹这一祖传之物，此事令张大千甚是为难。而正巧民国元老、著名收藏家叶恭绰得知此事，说此碑在他手上，因此张大千便请好友广东书法家王秋湄斡旋设法换回《曹娥碑》，但叶恭绰与秋湄商议后，决定将《曹娥碑》无偿奉还，成就了艺林中的一段佳话。

　　上文中提及的王秋湄也名王薳，今人谈到王秋湄先生，恐怕知之者以岭南和苏沪人士为多。近日得识先生之孙王建平先生，并获赠他编著其祖父《秋斋遗墨》书法集一册，因此笔者有机会对王秋湄先生的生平和书法有所了解，也为先生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卓绝的书法艺术所折服。

　　一、生平

　　王秋湄（1884—1944），名薳，字秋湄，号秋斋，亦名君演，世仁，以字名世，生于广东番禺，祖籍直隶万全县(今河北张家口市)。王秋湄先生出身行伍世家，几代为官。曾高（曾祖之父）王道宏，以武官宦于广东番禺；曾祖王浚，清咸丰年间一员武将，官至湖北提督；祖父承芳承荫职为广东阳春县知县；父名鹤邻，承世荫襄赞两广总督岑春煊任职于两广学务处，投身教育事业，开办广雅书局。王秋湄先生早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幼年时就读于广州的呵林(今广州光孝寺)，后和马君武同学于广州丕崇书院，曾一度就学于广东武备学堂，但因有革命倾向，而未能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因此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后投身报业，宣传革命思想，追随孙中山先生，并于1904年先后加入了兴中会和同盟会，投身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岁时在香港两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任记者和编辑，还和其他革命同志创办《平民报》《齐民报》等。1906年，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潘达微，黎起卓三个同盟会会员在广州西关的万庵寺办起进取学堂，学生最多时达百人以上。他们创办学堂的目的除了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新生力量，同时也为海外同盟会员往来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07年，应蔡锷和赵声的邀请任教于桂林陆军小学堂和黄埔陆军小学堂，在军校中宣传革命思想。1912年，他与黄节、高剑父、陈树人等响应友人黄宾虹的号召，共同创设广州“贞社”，研究金石书画。进入民国，王秋湄先生逐渐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失望，因此寻求实业救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广东的干将尤济光率兵追捕革命党人，为了避难，他与友人潘达微、吴公干至香港，加入简照南创办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广告工作，与外资烟草公司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斗争。1917年，与潘达微等人创办《天荒》画报，1918年公司总部迁至上海，王秋湄先生曾在北京、天津任公司经理。20世纪20年代，他定居苏州，至抗战爆发后举家移居上海。1944年，先生因患脑溢血病逝。

　　王秋湄先生的一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早年参与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推翻满清之革命运动，为兴中会、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被民国元老冯自由誉为“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民国前革命报人”，与革命先觉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胡汉民、马君武、黄节、潘达微均有交往。1912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颁布《改元剪辫文告》。文告一经公布，广州、南海、顺德各地剪辫踊跃，据记载仅一天之内剪辫者就达二十万人之多，此文告出自黄节之手，而孙中山选定黄节执笔即由王秋湄先生所推荐。同年5月，受孙中山先生之邀，在广州参加土地税座谈会，他向孙中山先生面陈“行政官自肥”的忧虑，呼吁民国革新政治。1918年，王秋湄先生之父王鹤邻先生过世，章太炎为其亲自篆额，墓志铭为黄节所书。

　　民国时期，王秋湄先生有着广泛的交友圈，在朋友中他被认为是“治学精勤，苦心孤诣，十年如一日”（陆丹林《云影秋词——王秋斋的治学》，见1942年上海《良友》杂志），而且他“所作学问，并不甚求人知，他的方法，不拘牵于旧式，很注重逻辑条理，使人明晓，务要寻到真确的理解，充量发挥所得的意见，‘读书不为古人欺’，这句话，是他可以自信的”（陆丹林《云影秋词——王秋斋的治学》）。在诸多友人中，王秋湄先生以政界和文化界友人为最多，特别是广东籍的政要，同时他们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如孙中山、胡汉民、马君武、黄节、潘达微、叶恭绰等。除广东籍的政要外，他还与黄兴、章太炎、蔡锷、宣古愚、余绍宋、何澄等政界人物交往密切。在政界友人中王秋湄先生与黄节先生最为莫逆，二人性情、政治主张亦相近，曾同住北京宣南的高井胡同，切磋学问达五年之久，他们均擅长写诗，在诗坛有“唐面宋骨”之名，作诗风格亦相似，而王秋湄先生精通佛法，黄节先生好诠释《诗经》，因此略有小异，二人之友叶恭绰认为“他日，与晦闻（黄节字）诗并行，比之郊、岛之于韩、耒、观之于苏，其殆庶几乎”（叶恭绰《王秋斋摄堂诗选序》，见叶恭绰著《遐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这也算叶氏对他们诗学的一种较高评价。王秋湄先生终生清白自居，脱离政坛后，多次拒绝了政要的邀请，甚至不惜得罪当权者。日军侵华期间，他为了摆脱伪政权的纠缠，毅然和一些友人断绝了往来，可见王秋湄先生是非常爱国的，也是十分有骨气的。同盟会老友吴公干去世后，其家人生活陷入困境。当时上海一位名人写信想请伪满主席汪精卫帮忙，吴家人拿到信后，心有犹豫，便找王秋湄世伯商量。先生虽与汪在辛亥革命前已相熟，但表示国难当头，不可求汪，并在信上批语退回，最后自己设法筹款帮吴家解决了经济困难。1947年，王秋湄先生去世后三年，其后人品学兼优，考取北京大学，但其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学费。当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知道后，批示对革命功勋的后代免除其一切学杂费，并免费食宿，以示对革命先贤后代的照顾。

　　在艺林中，王秋湄先生由于精通古文字声韵学及金石书画，更是与吴昌硕、黄宾虹、陈师曾、傅增湘、张善孖、张大千、谢玉岑、谢稚柳、吴湖帆、易孺、简经纶、高剑父、陈垣、傅雷、陈半丁、易大厂、商承祚等交往颇多，他们之间经常诗画唱和，鉴赏文物，还多次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共同举办书画展览。因此先生的交友圈极为广泛。但他却从不肯随便恭维人，也不乱诋毁人，待人真诚。在和朋友谈艺论学时，王秋湄先生有时也是极不客气的，始终恪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条，从中可见先生的率真和性情。1943年11月，他与张元济、陈叔通、傅雷等沪上名士一起为庆祝困居北平的老友黄宾虹八十华诞，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举办“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先生喜收藏，精鉴赏，眼界亦很高。其收藏了许多友人间互赠的名家书画，尤其是收集的佛造像拓片较多，曾辑成《北周造像》二卷，并著有《汉石疑》一书，惜均未能刊行。同时他还通晓音韵之学，曾编纂有《说文粤语征》。晚年的王秋湄先生笃信佛教，自号“无念居士”，与名列“民国四大高僧”的印光法师、虚云禅师等大师交情至深，谢绝一切俗务，潜心佛法，每日除诵经之外临池不辍，过着萧然物外的精神生活。

　　二、书法艺术成就

　　王建平先生编著《秋斋遗墨》中收集了其祖父颇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王秋湄先生的书法在民国时期即名噪一时，但记录者多为其同时期的朋辈。他年轻时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诩，也不喜轻易为人作书，晚年时他的字人书俱老，也只是偶尔兴起才写几幅，因此王秋湄先生的书法存世不多，然由于他友人众多，和朋辈来往的书札却保存了一些。20世纪的90年代，香港、澳门还举办过王秋湄先生的书法展，如今广东、上海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还有很多藏家存有他的书法。2001年，香港著名收藏家何子忠先生去世，其藏品中就有一些王秋湄先生的书法作品，他的后人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北京拍卖，于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谈到王秋湄先生的书法，用其同乡友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叶恭绰的话讲“秋斋复工章草，世殆无与匹”（叶恭绰《王秋斋摄堂诗选序》），而其另一同乡友人金石篆刻家简经纶则誉先生书法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宋仲温（宋克）而后，鲜有伦比。”（何子忠《何氏灵璧山房所藏秋斋章草自序》，见王建平编《秋斋遗墨》第71页）。对于叶恭绰和简经纶而言，王秋湄先生不仅是他们的挚友，同时叶、简二人也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对先生的褒扬是发自内心的，而出身书画世家的吴学愚对王秋湄先生的书法分析更为精辟：“他写章草，是把史游的‘出师颂’、‘急就章’，张芝的‘芝白帖’，皇象的‘文武帖’等，参以康里巎巎、赵孟頫等章草，融会贯通，合一炉而冶，绝不是局限于某一家某一帖里打跟斗。因之他的书法，精熟奇绝，点画都有法度，充分的表现了个人所成就的独有风格。张邦基评王安石的说‘公书清劲峭拔，飘飘非凡，其状如横风疾雨。’这个评语，把它移来评秋斋的字，异常恰当，用不着更换一个字。”（兰翁《近代的章草书家》，见《艺林丛录》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2——153页）而先生的另一位挚友陆丹林则认为王秋湄先生“所见碑帖，实在不少。但他说没有用过什么功夫，然而他落笔潇洒，写出来另外有一种美趣。近年他对于章草，颇见肆力，是由赵松雪、宋仲温入手，进窥皇索的，他见得近人好写章草，以为时髦，然多不知章草原理，字形的组织，和笔画的演变，非驴非马，徒乱耳目，因又编了‘章草例’一书，是用新的表解，分析举例，有二十多条，这是他的创作，以前恐怕还没有人做过呢”（陆丹林《云影秋词——王秋斋的治学》）。

　　谈到《章草例》，2000年由王秋湄先生长女王智园女士及先生私淑弟子戴隆厚先生誊写整理，更名为《章草辨异手册》，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章草例》展现了秋湄先生对章草书法的认识和理解，此书系统地论述了章草的产生、演变、字形组织及书写要领，据戴隆厚撰前言中记“自抗战前即已开始著述，战时辗转南北，颠沛流离，虽生活拮据艰难，先生仍日夜披阅笔耕不辍，倾注了大量心血，至抗战胜利前夕方大体完成”（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可见《章草例》倾注了王秋湄先生毕生的经历。此书以列表的形式阐述了章草书法的源流，从中可知先生深谙章草书法的发展脉络，他认为“学章须从篆隶入手，自不待言。章为隶之捷，则隶分更较篆籀切要。自宋元以来书家多不讲求篆隶小学，故效章体，每每涉于轻剽，便类今草”（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第158页），且“夫善章草宋克，王凤洲（王世贞）犹讥其佻卞，太过剽险”（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第158页）。同时清末民初，中国西北部出土一系列的简牍，按地域分为楼兰尼雅简牍、敦煌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居延汉简。清代之前，习书者对书法的学习主要依靠刻帖、碑版拓片，至于流传于世的墨迹，最早的也只能见到隋唐珍本，而简牍的出现，让世人得见汉代人的书迹，极大地促进了后人对秦汉时期书法的理解。这些珍贵的考古资料很快引起了书家们的重视，如遗老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等。王秋湄先生也关注简牍，在《章草例》中记：“逮近世始于西陲再见木简，残碎不下万种，法人伯希和捆载西行，幸借影出，比来西北续有发掘，瑞典人斯文哈定来华探险，获逾万余，过于希氏，捆归尚俟整理，又北平考古家某氏亦藏弆木简大量稽时印行，其中不少瑰宝，汉简虽多属屯戍之作，鲜有斐然成章，然其胎息古懋，芝草离奇，甚有补益于章学，并以旁见魏晋之作草胎息，六朝写经，皆从是派流衍。近人学书，求唐人墨迹，已矜希见，无论魏晋，遑望两京，吾人幸生斯世，地不爱宝，古物迭有掘见，撮印以传，在前人梦寐所不可求，而今轻易得之，实拜科学之赐，论今学人艺事，宜可超轶前代。”（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第159页）可见王秋湄先生书法亦从这些新发现的简牍资料中汲取养分，将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同时进入20世纪，受西学东渐、制度变革、科举废除及新兴教育体系建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书法逐渐摆脱了一定的束缚，并成为与绘画、雕塑等相对独立艺术的学科。但科举制度的消失，除解开了书法自身的枷锁外，还体现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王秋湄先生也谈到“顾书道反日衰，狂怪刺眼，学校萃萃，洋墨铅笔遍于市，寻一端楷，已如星凤。更何论艰深之章学，不及百年，将恐无人能识能解者，可慨叹也”（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第159页）的忧虑，此说法和同时期一些专业学者的认知产生了共鸣。对于这一时期的章草名家，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挽（晚）近寐叟（沈曾植）取法乎上，偶作章草，尚饶古意，惜乎初基小欧（欧阳通），中染包派（包世臣派），晚乃返朴，致近殚残。论其造诣，仅追石斋（黄道周），然寐叟隶分极深，人无知者，愈以信章须以篆隶八分入手，乃见骨重神凝，傅青主学隶之诀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是可移诸学章，金针之度也”（王秋湄著《章草辨异手册》，第158页）。从这些书论中，可知王秋湄先生深知章草书法的脉络和源流，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书家。

　　清末民初，随着西北简牍的发现和整理，研究章草书法之风转盛，出现了沈曾植、于右任、王世镗、余绍宋、罗惇、卓定谋等章草名家，其中余绍宋、罗惇二人均与王秋湄先生有一定交往，互有书作赠答，余绍宋生于广东，为广东名士梁鼎芬的外甥，而罗惇为碑派名家康有为弟子，亦为广东人。余绍宋书学章草，取法晋索靖《月仪帖》，学者宋馥誉其书云：“合山阴王羲之父子矩矱与章草法度为一，以行草为佳，沉厚茂密。行间有遒健深博之气。”（转引自叶子《章草风范弘道为贵——余绍宋和他的〈临太清楼书谱册〉》，余绍宋《余绍宋章草书谱》，西泠印社2011年版，第85页）所作章草气势飞动，苍劲古朴，有银钩虿尾之势。罗惇亦擅长章草，取法汉史游《急就章》、晋索靖《出师颂》、明宋克及近人沈曾植书法，将今草与章草相融合，其书古雅凝重，洪肆雄强，用笔精熟，时出“连绵草”，金石学家容庚在《颂斋书画小记》中称其“善章草，笔力金坚，结形玉立，群推巨擘”（容庚著《颂斋书画小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0页）。从题赠中可知王秋湄先生书法与余、罗二人书法互有借鉴，同受广东岭南文化熏陶，为颇具代表性的岭南书家。对于岭南书家之特色，学者麦华三曾在《岭南书法丛谭》（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编《岭南书论——近五十年广东书法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一文中总结出四个特点：1.重气节，如明末诸多抗清遗老，清末抗日之丘逢甲，革命先驱陈少白、胡汉民、林直勉等；2.重学问，如清代名臣吴荣光、李文田，清代大儒陈澧、朱次琦、简朝亮，碑派宗师康有为、梁启超等；3.不求闻达，如疾作焚稿之清代大儒朱次琦；4.富创造性，如书法自成一格之陈献章，博取诸家所长之邝露，工隋碑之李文田，擅长北碑之康有为。而王秋湄先生生于岭南，浸润于前代先贤之遗风，囊括了麦华三总结之岭南书家诸多特色，无愧乎为此地章草大家。

　　谈到王秋湄先生的书法，他早年应从馆阁体入手，接受了严苛的训练，书风类赵孟頫；后转习章草，笔法自汉史游的《出师颂》《急就章》，张芝的《芝白帖》，三国皇象《文武帖》中得，并参以元康里巎巎、赵孟頫，明宋克诸家风格。而先生章草书法成就之取得还得益于其过硬的行草书基础，其行草从“二王”、赵孟頫得法，为帖学之正宗传人，风貌和气息与其友人黄节、叶恭绰极为近似，黄、叶二人均为近现代书法大家，特别是叶恭绰，其行草书精湛绝伦，“气魄沉雄，风姿挺劲，一扫三百年来的呆滞衰弱风气”（黄苗子《因密寻花——叶恭绰谈书法》，书法编辑部编《书法文库——流光溢彩》，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页）。与其交往甚深的启功评其书云：“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转引自黄因聪编《叶恭绰书画集》，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但王秋湄先生在笔力上似乎更加强健，这可能源于先生早年投身革命，做事比较有魄力。先生不仅精通书法，对诗学亦颇有研究，著有《摄堂诗选》，因此他的书法中还蕴藉着一种独有的诗人境界，这种气息的融入极大增强了其书法的韵致。同时他喜好收藏，藏有诸多佛造像（题记）拓片，其中有颇多的书法名品。王秋湄先生对隶书、魏碑、隋碑也有涉猎，曾专力于隋《鞠迟墓志》，其隶书在一定程度上则带有明清人隶书意味。通过先生存世的隶书、楷书作品来看，他似乎主要遵从帖学，对碑帖书法之间的壁垒认识分明，并没有像叶恭绰那样进行将碑融于帖的尝试，而是运用帖学笔法书写隶书和楷书。且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王秋湄先生书写章草提倡从篆隶书入手，但未见其临习篆书的作品，存世的作品中隶书、楷书也不多。虽然他身边的友人黄宾虹、易孺、简经纶、张大千、陈师曾均为民国时期擅长碑派书法的大家，但先生似乎如其为人一样，清高自居，不易受他人影响，独持己见。但不容否认的是，王秋湄先生的帖学书法自成一格，筋骨强健，用笔潇洒，书作中孕育着一种清刚之气，加之他性格高亢，极富才情，常年钻研佛法，晚年其书更是于刚健雄浑中融入了一种冲淡自然的禅境，非寻常书家可比。然而，笔者将王秋湄先生归入“政坛书家”之列，亦是处于对先生意志的遵从，毕竟他一生最耀眼者乃是其青年之时，面对国事日蹙，毅然投身革命，不畏艰难，参与到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运动之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王秋湄先生的友人和后辈们相继离世，对先生生平和成就了解的人士也越来越少。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女王智园女士自幼跟随其父，研墨习字，耳濡目染，深受先生影响，在有生之年整理了其父宝贵的手稿和资料。同时，智园女士也是张大千先生“大风堂”最早的弟子之一，随大师学画，对张大千的艺事曾做出详尽的记录。

　　邹典飞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