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地方策”到底有无“高招”

　　截至目前，已有近20个省份公布了高考改革方案。除“先试先行”的上海和浙江（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北京、河北、江苏、江西、山东、广东等地也都出台高考改革“地方策”。

　　一系列方案显示，“全面系统招生考试改革”已经初具雏形，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怎么改？舆论的目光集中在本科招生批次合并、文理不分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字眼上。为什么这样改？改革成效如何？这些都是问题。

　　让焦点由高校“大宅门”转向专业学科的“小门”

　　韩衍隽（山东基层教育局干部）

　　实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本科招生批次合并以及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等举措，无疑将带给初高中教育更大“利好”。在淡化“分数指挥棒”的前提下，学校可以腾挪出更多的精力，引导和帮助学生思考未来，规划职业，选择更合适的专业和学校。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指出，“教育一方面是把人培养成具有健康人格的公民；另一方面，是把人培养成有特殊技能和才能的人。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即使人作为‘人’并成为‘某种人’。”

　　这一系列的高考改革方案如果能真正落地，对考生而言，意味着个性化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宽。他们可以更自主地选择课程、规划生涯，以完成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现“合格”为前提，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成就“特长”，从而为将来的职业化打好基础。

　　对中学而言，这也有利于特色化发展。学校在办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社会对人才的成长需要，创建本校特色，也可以更进一步缓解学校的应试压力，推动素质教育更有效落地。

　　当政策的顶层设计将学生关注的焦点由高校的“大宅门”转向专业和学科的“小门”，初高中教育者就可以更加从容地引导学生提升自我综合素质，铆足全力实现学生的趣味、专长同进入高校后所学学科、专业的高度“匹配”，从根本上改变“学非所长”的不对称现象。

　　文理不分科，不能满足于“卤水拼盘”

　　戚若予（江苏省政协委员，资深教育记者）

　　文理不分科易而融合难；文理不分科的理念没错，但操作困难。

　　文理分科的情况下，学校和学生通过对一些科目作最大限度的割舍，来保证所选科目的成绩在应试竞争中得到优劣甄别。这就容易导致学理工科的学生缺乏最基本的人文情怀，学文科的人则可能连一点自然常识都没有。

　　文理分科是一个历史问题，多年来的高考政策又强化了文理分科，这种教育现状甚至前移到初中，这些都是谋求文理不再分科需要克服的困难。

　　其实，伴随着文理要不要分科的讨论，江苏省的高考政策也经历过频繁变动：之前分科到2002年“小综合”，从2003年“大综合”再到2005年引入平行志愿，都是为了融合文理所作的种种尝试。但以上所有变化只是“教随考改”，考核评价及录取渠道仍旧比较单一。

　　真正的文理不分科，不应该止于让老师端上一盘“卤水拼盘”，它应该实现“打碎了，再和起来”，亦即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知识融合。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当“文中有理”、“文理混搭”成为现实，学校就需要全面统筹资源，分层跑班、按需分班成为必然，教师、学生、场地与课程的无缝对接显得非常必要。

　　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和招生的分离为核心，不应满足于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作局部和技术性的修补，而应设计一套着眼长远、改革彻底的教育改革整理方案，否则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切实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

　　合并本科批次为高校“更名热”降温

　　林杰（大学讲师）

　　合并本科批次，是在机制上给予高校不断向上发展的刺激和动力。

　　其实，“批次”伴“录取”而生，分批录取是为了方便高考录取操作和有序进行，特别是在高考恢复之初，此举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好学校和培养一批优秀人才。但“本一”、“本二”等概念不该被错误使用为衡量高校的社会美誉度的标准。

　　现实的情况是，将不同类型的高校简单按照统一标准划分为不同批次，这使得公众误解高考录取批次等同于高校的办学层次、办学水平甚至学校实力，误解高考录取批次就是人才培养等级，哪怕一些民办高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已经远超很多二本院校，在公众眼中仍然低于二本、三本院校一等。

　　这在实质上是剥夺了不同批次的高校之间公平竞争、争取优秀学生的机会，也剥夺了学生多向选择学校的权利。

　　所以，合并本科批次，其实是在对过往把“批次”作为衡量“重点大学”的标准之一的错觉的纠正。这种招考方式的新变化，其实也是一根“指挥棒”，有些高校未必声名大噪，但却可以在某些特色学科建设上拔得头筹，这对名优专业是很好的“报偿机制”，对一些“滥专业”则意味着着退出和淘汰。

　　合并本科批次，可以倒逼高校自我革新，把绞尽脑汁求“更名”、求升级的精力换一个“宣泄通道”，着力突出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功能定位，从而在社会上打造出更好口碑。

　　同时握有多张录取通知书才是高招改革的终极指向

　　熊丙奇（教育学者）

　　我一直建议，各地最好等2017年“先试先行”的上海和浙江有第一届新高考学生后，再推新的高考方案。在这期间从中央到地方，要充分调研，且对沪浙的改革进行跟踪、观察、分析、研究，对照两地问题，修正国家方案，制定本地方案。

　　这样的改革，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发挥改革的应有价值。

　　高考改革要改，但不能随意改，设计方案时，考虑周到、成熟些，会避免后遗症，避免改革变成“折腾”。

　　过去20多年来，我国高考改革基本聚焦在科目改革上，如果没有录取制度的突破，文理不分科、一年两次考的“改革”，难以起到实际的改革效果。如果在录取制度上仍坚持集中录取，即按照3+3的总分投档录取的话，还是会带来这些问题：基础教育难逃应试模式，即便取消文理分科，所有高考科目的教学还是围绕高考转；将穿插在学年中的学业水平测试计入高考总分，并不能减轻学生备考压力；3+3总分还是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很难作为录取的参考。

　　以上海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为例，尽管考生理论上可以参加9所院校的综合评价录取，包括同时填报复旦、交大，乃至可以不放弃考入清华、北大的竞争机会，但归根结底，考生最终只能选择其中唯一的院校，进入录取流程，拿到仅有的1张录取通知。

　　这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一档多投”理念，从长远看，只有当考生手中同时握有多张录取通知书，可以从中进行自主选择时，可能才是高招改革趋势的终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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