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奇迹是怎么炼成的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新中国开发建设史中最为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之一。北大荒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60多年来，从亘古荒原发展成为拥有4200万亩耕地，粮食总产突破400亿斤的中国现代农业领跑者，堪称是中国垦殖史上的巨大奇迹。

　　大幕开启

　　1947年，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的指示，一批复转官兵开赴北大荒，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松江省第一农场（宁安农场），还建立了通北机械农场（赵光农场），自此拉开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粮食的紧迫需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54、1955年先后派遣由步兵第97师改建的农建二师和铁道兵9个师万多官兵开赴黑龙江省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等地开办综合性的半机械化的农牧业企业。

　　真正认识到北大荒地位和作用的是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将军，他有过开发南泥湾的经历，在亲自考察了北大荒之后，及时提出了就地安置老兵“屯垦戍边”的思路。王震将军的报告和建议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

　　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王震将军率领军官为主的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了北大荒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之后，又有20万支边青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识青年相继投身垦区的开发建设。

　　196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对灾荒、建立可靠的商品粮基地，决定成立东北农垦总局以加强统一领导，对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规划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军垦”与“农垦”之变

　　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事件”，它的基本职能就由“备荒为主、备战为辅”转向“备战为主、兼顾备荒”，组织体制由“农垦制”转变为“准军事制”。体制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

　　从粮食产量来看，1969年粮食产量进入低谷，只有23.5亿斤，到1973年更是下降到20.8亿斤，1974年才超过年的产量，达到45.9亿斤。

　　1972年全国粮食购销出现130多亿斤的大缺口，已经引起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极大忧虑，李先念明确提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人人需要，天天需要”，“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是十分危险的”。

　　1973年10月，他对黑龙江省粮食局《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尖锐地批评道：“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

　　此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拥有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却不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反而“要吃国家的粮食”，它遇到了历史的尴尬，也面临着历史的转折。

　　为此，中央政府再次调整垦区的管理体制，从“军垦制”转变为“农垦制”。1976年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正式成立，垦区重回农垦制。从此之后，垦区逐渐成为真正的“农垦制”，它所承担的国家安全职能基本退出，主要担负提供国家商品粮的粮食安全职能，再次成为国家商品粮的“北大仓”。

　　不过，黑龙江垦区一直延续了军事化管理模式。第一代“北大荒人”全部居住在军队营房，脱离地方政府，由军队实行统一管理。

　　创新“北大荒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了数亿农民的个人生产积极性，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高增长。但是，垦区并没有相应地进入高增长时期，仍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艰难的改革过程中。

　　对垦区而言，农业资源极其丰富，人均耕地资源、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居全国首位，加之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这与全国农村地区大为不同，也与本省的农村地区不同。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于垦情，更能有效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能发挥和集成垦区的各种优势？这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新体制创建过程极其艰难。

　　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黑龙江前进农场视察工作，作了关于“富国富民、一统天下、自负盈亏、勤劳致富”的指示，还提出了办好家庭农场的改革设想。他指出，这还需要垦区的同志找到“过河”的“桥”或“船”，使改革不仅可能而且更加符合垦区的特点。

　　其间几经探索，直到1995年“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垦区全面推行，垦区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上世纪年代初期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他认为，“农垦制”在当时是最佳选择，也是最有效率的体制，正因如此才开创了北大荒大开发、大生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他表示，这一体制模式可以视为创新模式，它根本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营农场全面私有化、农场自行解体的改革模式，而是根据垦区的实际情况探索、试错并创新了“大农场套家庭农场”“大集团套大农场”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

　　这既不同于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北大荒模式”，即调动不同主体积极性的、基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统分模式”。此后，这一模式趋于稳定，形成“北大荒优势”，为后来垦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红利”。

　　成就“中华大粮仓”

　　经过三代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黑龙江垦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50亿斤，足以保证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解放军全军、港澳地区和青藏甘宁西部四省区一年的口粮供应。每当国家出现粮食短缺特别是粮食调运出现困难时，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储备基地，黑龙江垦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一度出现粮食短缺，垦区在3天内即向北京调运了30000吨大米，及时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垦区仅用天时间就紧急加工2460吨优质大米运往四川灾区，全力支援抗震救灾。被誉为靠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2014年11月，黑龙江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隋凤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而这只是黑龙江农垦系统塌方式腐败中的一环。随着隋凤富的落马，农垦体制的弊端显露无遗。

　　农垦系统政企合一的体制弊端，是导致系统性腐败的根源，这一独立体系沿用至今业已病疾缠身，到了必须再次改革的时候，也只能彻底改革，才能让北大荒续写传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