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世故

　　朋友寄来一本新著《瓷夫人》，说的是瓷上画意的欣赏，里边文字结合以往的历史和现状，该分则分，该合则合，没有半点造作的矫情，干净得体，沁人心脾于无声之间。虽在南方看此书，但心境有如在北方的冬夜，泡上一杯浓茶，看着扑向玻璃窗的雪花，翻阅一本好书。那情景，真的是手捧百年史，胸间飘云烟，过往千张脸，细诉爱和怨。

　　一翻此书，得知遇到高人了。奇怪的是，与这个高人已相识很久了，竟然对他的收藏以及这老兄对瓷器的深厚感情，对文字的驾控能力所知不多，可见笔者的劣根尚在清洗之中，失礼，失礼。为过往怠慢仁兄而心生惶然。

　　由此及彼，笔者回顾经历的人和事，常常又感动又自觉礼数不周。读大学时，曾和不同届的同系校友同睡一间寝室。其中，睡在我上铺的是莫雷先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心理学专业的博导。简单说吧，凡是在我国高校从事心理学教学的，或从事研究的，包括在东南亚，40岁以上的本专业的专家、学者、教师，没有人不知道莫雷的。可以说，他是一位在南方的重量级心理学研究、教学的核心人物。

　　可在我们念书期间，笔者就时有失礼之举。原因是莫雷先生有一怪特性，他从来不睡中午觉，每当午休的时候，他就手拿英语单词的小活页，用橡皮筋扎起来，一张一张地在床上背诵。念几句就无所谓，但念一个中午，就如同听人唠叨似的，你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忍耐力，也难以压抑冲动的情绪。于是笔者往往会带头“警告”莫雷，用夸张的语言说：“莫雷同志，您c莫，要用‘雷’一样的声音‘雷’战友们啦”结果，李耀新用他的侨乡话，徐德卿用他的湛江话，李季用他年轻人特有的吴川语言，也一齐“攻击”莫雷。莫雷不愧是有心理学大师的功底，笑着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向同学们道歉。”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会重犯一次，已成习惯。只不过从念念有词变成用气息吐音，像迷上了武侠小说的意境。幸亏同学之间互相了解和理解，要不然真的容易产生意见分歧。

　　笔者多年前去汕头大学，和学校的谢书记共进晚餐，当其时老感到对面桌的一位先生脸熟，又不敢贸然打招呼，只好微笑、点头、示意友好。谁知那位先生稍坐片刻，径自和一位女士、一位男士走过来敬酒，旁人介绍，说：“这是金庸先生。”句话把我吓了跳，居然在这见到金庸，太奇特了。赶紧点头鞠躬、握手，连说三声：久仰、久仰、久仰大名！

　　礼毕，坐下，顿时感到自己无礼至极，必须向金庸先生回敬一杯酒，致以谢意！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健在的时候，接见过金庸先生几次。我们算什么人物，岂能怠慢！于是和谢书记齐，恭恭敬敬地回敬金庸先生，连声说：“失敬、失敬。祝先生大安。”总算是补了过失，对高人敬重如山，心里边才畅顺一些。

　　高手过招，有的是眼神一碰，四目相视心已相知。有的是听对方只言片语，已心领神会。有的是观其举手投足之间，即心心相印。这经验、这阅历大多来自观察、来自总结、来自研究积累而形成的，没有任何侥幸成分。所以，如不注意，很容易造成有眼不识泰山的尴尬局面。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教授跳楼、劳工跳江、恋人吵架跳河，看到爬大桥、攀高楼、讨工资等事件不断发生。人们经常认为不得了啦，这到底谁负责？过去没有这方面问责机制，结果一问，更乱了头绪。其实这类事，统统把眼睛看着公安、城管是极大的误会。这类事要求干群之间要有沟通渠道，上级一方必须“接地气”，尽可能知晓多些信息。另方面是百姓之间别以为自己没事只管看热闹，相互一定要“通气”。通气的事做好了，大家得知，互相照应，事情就主动了。三是不要“斗气”，不要动不动就有一种“搞大”思维，什么事都以为“小了”没人知，“小了”没人管，要搞就搞大，要搞就真家伙，你不仁我不义。有“斗气”情绪，就难以“顺气”。十桩恶化、恶性的事件，十有八九是“斗气”斗出来的。清醒之时看，便觉得自私自利到头来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现在我们是信息不对称、不平衡，“管道”也不畅顺，有可能变成了林妹妹喜欢上了焦大，焦大也喜欢上了林妹妹的怪状，变成了许多大事、小事混杂。合同纠纷、拆迁纠纷、劳资‘问题、拌嘴斗气、入学择校等各种各样事纠结一块，互不谦让，越弄越僵，越搞越大，搞到事情都周旋不过来，事情就陷入困境了。我们目前缺乏的是相互留意、相互推荐、相互评定一些有责任心、有担当精神、有平衡能力、协调能力的人在小区、在街道、在企业、在一些经济实体担任类似“协调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大的单位可设专职，小的可兼职，把此项工作担当起来，很有必要。

　　人的个性特点越来越分明，人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却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这就是矛盾。你再封闭自己，再隔绝人与人之间交往，各种事件只会越来越复杂。偌大城市，再增加几支城管队伍，再培养20个福尔摩斯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你不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办法，事情只会像打了结一样，引起我们的集体憋屈。

　　什么事该了解下，什么事该风趣地提醒，这个说“请注意”，那个说“对不起”，什么事该礼尚往来，这个说你好，认识您很高兴，那个说久仰、久仰、久闻大名。总之，距离和隔阂是最容易产生心理藩篱的，旦产生藩篱，谁也不去拆，谁也不戳穿，就等于隔着你、我、他，如隔着千山万水一样。同住一个宿舍、小区、街道，各怀心事、各不关心、各不相让、各不沟通，这样太封闭，太自我了。轰轰烈烈，大鸣大放未必好，但孤家寡人更不应该。集体生活就像大合唱，就像音乐合奏，你不吭一声，或滥竽充数，必与众人不合，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越早越好。

　　我们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已走进一个谁也没有本事划分人员结构的现实中。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把许多可能蔓延扩大的事情控制、缩小、消灭在最小的范围内。人们可能会说，你前面说的人，说的例子，那些人和事都是素质高的人，那些事也不容易产生大的分歧。在这，笔者再说一件真实的事情。

　　笔者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在广州一所中学。同一批留校的还有几个同学，有一个叫周永添，有一个叫黎伟光。周永添现在在广州市计生委办公室，黎伟光在某驾驶学校工作。当时我们三个人和一位我们的老师，名梁冠初的英语老师住在一间空置的教室里。每天晚上，我们都有听半导体收音机的习惯，但坚持得最好的，还是梁冠初老师。

　　时间长了我们就发现秘密了，发现梁冠初老师很晚很晚还在听半导体收音机，而且有几次，听着、听着人就睡着了。但是，半导体收音机忘记关了，更不巧的是，身体与开关碰撞摩擦，把音量调大声了，我们一听，嗬，不得了！原来是“外台”，是境外英语台。梁冠初老师第二天醒来，问我们：昨晚我忘了关半导体，你们知道吗？我们三个人说：呼噜一声睡着了，不知道。梁老师说：“那就好，那就好。不要影响你们休息。”我估计我们三个人都知道梁老师收外台，去学英语发音，去掌握更多语汇，动机很单纯，主要是业务学习，不涉及其他。也不排除梁老师睡着后由于身体碰撞，不小心把开关移动了，刚好拨至了外台的波段，这也完全有可能，纯粹是无意的事。于是，我们三个人守口如瓶，没有一个告发梁冠初老师。要知道，在那个还不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文革”十年浩劫还没结束，听外台是有极大危险的，我们告发之后，还可能获得奖励或表扬，但没有一人去做。直至梁老师退休前，我们从不提此事。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人干了告发之事，事情会怎么样？梁老师的职业会受影响吗？受影响后他的一家会责怪我们三个学生吗？我们三人之中有人告发了，梁老师会不会认为我们集体串通去做这事呢？我们三个人会不会被梁老师的孩子、孙子一直记恨下去，成为不解之怨呢？-切皆有可能。很庆幸，这些都没发生。因为我们彼此信任，打开了心理藩篱，我们知道怎样对待好人，知道彼此的人格底线划在哪里。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不要说的理由，我们不可以勉强。但是，在相互不认识的环境，在纷杂的社会现实中，在移民社会的状况下、在多元化的今天，彼此还是多一份关怀，多一点问候，多倾注一些关心更符合我们的心理期盼，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稳定。

　　日前，和莫言先生一起座谈（前面说了莫雷，结尾处来说说莫言），发现莫言和新朋友们在一块聊天说笑，很无拘无束。笔者追星，要莫言先生的签名，当一回追星族，挺好。看见莫言先生和他女儿那晚很高兴，更应了那句话，打破心理藩篱，心路必会畅通。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像我们童年一样，青年期一样，根本不用担心家里没有盐，没有糖，没有葱，一敲邻居的门，一切均可解决。不像现在，缺了什么都心慌慌，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仿佛有一道藩篱。

　　（钱谷玲荐自《环境·语境·心境》）

　　责编：天翼

　　□朱仲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