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旧时的香城

　　1946年在香港的历史上，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人们将遭受战争、破坏和掠夺的记忆抛诸脑后，让重建工作得以开展。在重建工作中，却总有一名身材娇小的女性手持相机站在一旁，记录下那个洋溢着传统古韵和淳朴气息的香城故影。

　　结缘中国十三年

　　海达·莫里森先后在中国生活、拍摄了13年，随后在沙捞越生活，拍摄9年，尽管香港不过是她这两段生活之间的一段简短插曲，然而在这短短的六个月间，她却为人们记录下无比珍贵的画面。

　　德国摄影师在中国找到“真爱”

　　1933年至1946年， 对海达· 莫里森（Hedda Morrison）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段时期。她离开了故乡德国，到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担任摄影师。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拍摄亚洲的景象与生命。作为一个初出茅庐、自强不息、没有长期遭受外界影响的摄影师，她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喜好，并用技术和决心展现了这种热爱。尽管战争制造了麻烦与困难，同时却又促成了她与丈夫的婚姻。

　　1946年9月的一个傍晚，客轮在夕阳照耀下进入维多利亚港。这位新婚燕尔的摄影师与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并在这里待上了六个月。莫里森在中国完善了自己的纪实摄影技巧，痴迷于记录当地日常生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探索香港。直到1947年3月，他们离开香港。此后不久，她的部分照片集结出版为《1946年度香港报告》，描绘了战后香港的面貌。她所居住当时的香港，与今日的香港大为不同。

　　两台相机，一辆自行车，一间暗房

　　十几岁时，一台布朗尼盒式相机成了莫里森生活的全部，她开始梦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她不顾父母反对，前往慕尼黑的国立摄影学院读书。这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最严格的摄影学校，她的学业相当出色。直到命运把她带到了亚洲。二十五岁时，她看到北京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招聘广告。平庸的摄影助理生活，德国令人不安的黑暗前景，以及星象对远洋生活显现的吉兆，本来就让她对海外生活怀抱憧憬，这则广告更是让她下定决心。

　　1933年至1938年，莫里森一直在北京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哈同照相馆里任职。和其他照相馆一样，哈同照相馆主要对外国居民和游客开放，提供拍摄肖像，也出售各地风光的相册。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没落的王朝日渐消逝的荣耀。京城景象、建筑风格、街头肖像、手艺制作、乡村场景，是她反复拍摄的题材。1938年，她离开哈同照相馆，成为自由摄影师，一边继续拍摄这些题材的作品，一边接受客户的委托任务。两台禄莱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间小暗房，成了她重要的依靠。

　　三十年代中期，她利用闲暇时间探索了中国北部的许多地区。日军入侵中国后，她仍然坚持考察直到四十年代初。她喜爱拍摄不同的地方，禄莱福来和禄莱柯德这两款双反相机一直伴随着她，也是她终生所爱。对光线的敏感、独特的视角，以及巧妙而平衡的构图，是她的标志性风格。她和人们打成一片，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亲如一家。阿拉斯泰尔说：“她很幽默，也很有耐心，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她想记录平凡之人与平凡景象之美。”

　　先天身体缺陷反倒成为优势

　　莫里森于1908年12月生于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为家中长女。家庭生活虽然相当美满，莫里森却并非事事顺心：她身形矮小，三四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跛足，经常生病，且父母似乎对弟弟更加照顾。跛足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如意虽然在她年轻时带来了诸多困扰，却也让她变得异常坚强。

　　她的性别与身材让她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威胁，这几乎是每个纪实摄影师都渴望的。虽然她在北京拍摄了不少作品，生活却比较拮据，战争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时，阿拉斯泰尔说：“她每天闻着油兮兮的抹布味儿勉强为生。”胶片、相纸和化学物品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获得。中国的内战，和西方对新中国的青睐，意味着莫里森为旧中国拍摄的作品会长期遭到忽视，得不到出版，直至她晚年。

　　留下大量香港照片，却几乎没人知道

　　莫里森将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底片，总计约15，000张，全部留给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让那里成为她毕生成果的最佳归宿。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她相册中近5，000张中国照片分门别类，运用在对教学研究的支持中。

　　莫里森拍摄的香港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费解，因为她从未将它们完整地展示过。她只冲印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从未用它们举办过任何展览，直到艾思滔（Edward Stokes）让它们重见天日。艾思滔和历史遗珍摄影基金会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共同完成了这本名叫《As it was》的摄影集制作，若没有他在这本摄影集中提供的讲解，我们将很难理解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画面，也会全然无法明白为何应当在意这些照片，为何它们如此重要。

　　翻译/薄锦、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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