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最反电影”的电影

　　从刘震云的小说，到刘震云的剧本，再到其女刘雨霖导演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看起来很普通，普通到可以忽略时间和空间。故事从清末民初延续到21世纪，然而历史并没有化为灰烬或掌故，那些八九十年前的往事、故人，以及他们的关系、情绪与感受，依旧那么锐利和深刻。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编剧系列中“最反电影”的电影。所谓反电影，就是尽可能去除戏剧性，故事结构、情结张力和人物性格，转而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虽然片中角色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电影的特质却与当前流行的伦理剧大不相同，牛爱国（毛孩饰）、宋解放（范伟饰）和他们的发小、战友、同学不断的相遇、重逢、漫游、交谈、打工、寻找情感，不过是为了抵御孤独。对于他们的精神困境，最终电影没有给出安全出口，这个结局值得点赞。普通中国人的过活，就是这样。

　　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深刻关注“没话说”的乡亲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老百姓服务。回顾刘震云的其他编剧作品，《手机》的金句亮点尤为突出，“手机是手雷”至今仍是经典论述。及至《一句顶一万句》，则变成寻找彼此有话说、说得来的琐碎，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性命攸关。牛爱国在小说里是第三代人物，作为卡车司机“漫游”中国；到了电影里却变成被“禁锢”的修鞋匠。这个角色似乎在中国大街上遍地都是，曾经有那么一丢丢梦想，也能和李倩饰演的老婆庞丽娜聊得穷开心。俩人扯结婚证时也“小傲娇”得很——“我们有话说”。

　　然而随着时光的销蚀，话越来越少，共同语言似乎从字典里被剔除。现实中能走的路也是越来越窄，像极了20世纪八十年代那封“潘晓来信”里的著名叩问，青年理想与中年危机之间的转折往往不期而至。《一句顶一万句》带给观众真正的思索——每个人究竟如何在当前社会中自处；而并没有去反复放大那些IP电影中霸道总裁们的无病呻吟。

　　刘震云向来喜欢语词的狂欢，修辞话术是他的拿手好戏，《求求你，表扬我》与《官场》《一地鸡毛》等，都充斥着对中国式关系的丰富描写，拿捏角色微妙话语的能力出神入化。《一句顶一万句》却完全相反，许多没话说的人、不善言辞或者天性沉默的人，更多是刹不住车式的成为这个社会的局外人。即使他们对于生命的执着追寻使其保持了真诚的活法。

　　《一句顶一万句》中，喻恩泰和李倩、范伟和刘蓓、毛孩和李倩饰演的角色都是草民，他们不懂得在“大地上自由的栖息”为何，也不去追求一些知识分子搞出来的终极追问，不过是给自己一个活路、一个说法。即便小说中的祖孙二人——杨百顺（吴摩西）和牛爱国，能够发现人生中的金句——“过的不是以前，是以后”，也没有实质用处。这一句话真能顶一万句吗？电影中的亲人或陌生人，现实中的看客与观众，基本上不过是晒晒而笑。牛爱国未来的故事，不过是中国人往事的再次上演。

　　刘震云的小说采取前后对照、刘雨霖的电影则是长卷漫展，她每告诉观众一件事，至少有八件事作为前提和背景。任何事都不会单独存在，生活中的意外都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可惜现实里没有人具有全知全晓的视角。牛爱国的鸡毛蒜皮，便是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应对之道唯有坚强地活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句顶一万句》作为有强烈文学属性的电影，为行业提供了新的创作可能。

　　文/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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