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母亲，但不知道怎样去爱

　　我父母中年离异，子女只有我和妹妹。父亲早已病逝，母亲多年独居。十多年前，妹妹嫁了一个开装载机的下岗工人；二十多岁时，她是“问题少女”，那些年刮宫可能刮得太多，又有一次宫外孕，医生劝告不宜生育。我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早已去世，并无子女。所以，这一家的香火就靠我了。但我十一年前离了婚，一直没遇到合适伴侣，未来也不敢乐观。很有可能，若干年过去，我们这家人，就像儿时念的一句咒语，全家死绝，虽然没做什么断子绝孙的恶事。

　　母亲显然着急。这几年，偶尔见面或电话，她总催我“早点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我没离婚时，她屡次说要帮我带孩子。这是中国家庭的惯例。以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我和前妻哪敢接招。我的婚姻后来破灭。孩子这个话题，她偶尔还提，说得更细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小时候得过腮腺炎（据说影响生育）；找个能生的女人，最好年轻一点，奶水好的。我听了哭笑不得，忍着没问奶水好如何评判。

　　只要还来电话，你至少知道，她不仅好好的，而且中气十足。她一直在乎自己的身体，年纪愈大愈在意。这些年，她的境遇有所改善：转到社保的退休费加到两千多，又有医保，股市小有斩获，加之俭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换了老掉牙的热水器和冰箱（我妹妹婚前的闲置）；有了豆浆机、电炉盘和微波炉（我因为居无定所不得不放弃的累赘）；买了一个貌似原木的立柜；冤枉花了三百块，修好她死去的妹妹（我五孃）淘汰的三人皮沙发；今年夏天热，还想将来装个空调。她渐渐舍得小把花钱，家里堆着各类食品和辅酶Q10这类保健药，这样营养那样有效。“自己吃，花不了多少钱。”听她这样说，我和妹妹暗暗松了口气。

　　她也自豪或骄傲：她是有文化的，看书看报掌握形势，自强不息，这把年纪炒股还能小赚，虽然没电脑，眼睛不好，老了反应慢，手机炒股，打字也要输半天。她几乎每次都说，她的兄弟姐妹比她过得好，未必有她这样的闯劲和本事。

　　前年从大理回省城赁屋而居，尽管不告诉她地址，我住得离她依然只有十分钟步行，潜意识觉得，她若有事，来去我也方便。这两年，我给她送了好几次钥匙；老了，出门忘带，幸好前几年给了我一把。我妹妹后来去一间快捷酒店做库管，忙，脱岗要扣钱，所以有事多半找我。除了送钥匙，她偶尔小病下不了楼，我也帮她买菜买米。去医院做胃镜得打麻药，年纪大了需要亲属在场，我也陪着。或是换热水器时，替她去买厕所毛巾架，盯着工人安装，免得人家忽悠她。去年夏天，她用一位中学同学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在别人家，很兴奋：同学搬了新居，一套三间的旧房优惠出租，啥都不缺。她想把自己那套狭窄房子租出去，跟我一起住。我不敢应承。过了两天，她的同学单独给我电话，听来像是通情达理安享晚年的老太太，说你妈苦了一辈子，大家同情她，但又不敢跟她过多交往，每次同学会，就她嗓门最大。

　　她是子女不愿上门也没什么朋友的空巢老人。周围的人虽没坏到处处算计她欺负她，看你家中无人，多少也会恃强凌弱。但她与人争论，用四川话讲，嘴真的很臭，所以她放在院里的花盆会被故意砸烂，因为她骂起门卫毫不留情。去年，我到缅甸旅行前，她那幢居民楼的院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她去一旁某间廉价酒店的大堂闲耍，眼镜不见了。她一定要酒店赔她眼镜，因为镜片镜架怎么好。主任和酒店主管劝不住，只好打我电话。那几天，除了天天电话跟我诉苦，她都去酒店讨说法，闹得人家焦头烂额，哄她要赔，让她先去验光，私下却给我电话，说他们绝不负责。最后，她自己去配了一副打折下来四五百块的眼镜。过了一阵，眼镜找到了：她掉在家里放冰箱的墙角。

　　跟很多老太太不一样，她从不唱红歌不跳广场舞，也不诵经念佛（听她几乎句句离不开钱和一生遭遇，我倒希望她这年纪信点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太清楚没有钱万万不能，她“对国内外形势的掌握”出发点很实际，主要用于股市。她的不满与怨恨，只能发泄到进城谋生的农民和过得滋润的既得利益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她懂得看准时机为自己捞点补偿。若不愁钱，她肯定也会投资楼市，做个小炒家。中国很多老年人并不心静。

　　这个月初，她所在的院委会贴出告示，总共六十户的居民楼，每家每月要收二十八元门卫费和清洁费。借口独居和收入低，她一直没交过八元的清洁费，更不要说门卫费。这一次，她依然不交。她向来看不起也看不惯守大门的乡下人，偶尔给点好处，像端午节塞几个粽子，也是居高临下。胡萝卜加大棒，因为鸡毛蒜皮，她跟他吵了好多回，这次更不例外。打给我的电话里，她声嘶力竭，仿佛我就是那个可恶的门卫：

　　“我负担不起！不公平！哦，搞绝对平均主义嗦？啥子叫社会？社会就是不平等的。是不是农村的都要跑到城里来？你一个看门的，一家人都来了，两间房子都给你装修了，铺了地，两台电视开着，两台电视哦，一直开着，有没有必要看两台电视嘛？我都不交有线费了，不看电视，老了，眼睛不好。加工资？我加的钱还没拿到呢，加个锤子！”

　　过了几天就是中秋，我和妹妹照例去她那里吃午饭。大院门口，五十来岁的小个子门卫把我截住，委屈加怨恨，动作略显夸张，说她骂他骂得有多难听，说她与其相信那些骗人的老年保健药品直销，还不如先把这点门卫费给了。上了楼，我和妹妹劝她，她一下子炸开，好像儿女都不卫护她，一边做饭，一边开始长篇独白：她过去怎么苦，现在怎么底层，又怎么事事不如人。谁的儿女安排得好，谁有几套房子，谁的退休待遇好。“你们两个，有啥？生个病都不敢去看。你有老婆房子吗？你爸又没本事，说流氓流氓不来，说权术权术不来。这个家，沉船一艘，后人也没一个。我以前好苦哦，在社会最底层打滚。凭啥子交？交个锤子。我不怕闹，难道还拉我去定个啥子罪？这么多年，我生病吃药都是靠自己，你们也过得不好，找过你政府没有嘛？我就是不舒服。”

　　不管怎样，她的境遇慢慢顺遂，我的境况一直堪忧（尽管我也努力兼死撑），加之观念和生活习惯天差地别，我们无从沟通，更不要说一起生活。我对她，似乎只剩生为人子的血缘之份，或许还有同情，可怜她的一生遭遇。她对子女有爱，只是不知道怎样去爱；我和妹妹，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然而，她也不是绝对悭吝，至少对血亲。等她过得稍稍宽裕，等她不那么神经官能症，她会想到她的子女跟着父母受苦。她有一大堆姐妹家淘汰的各类衣服或工作服，款式陈旧，不时拿出来，一定要我们穿；她也会把超市优惠的加钙奶粉和各类小食品塞给我们。这几年，逢年过节，用我妹妹的话说，她都要给妹妹和我发钱。两百块，三百块，不多，却是她的心意。我们从不啃老，但真的还不如她，除了衣服，每次默默或尴尬接受。去年夏天，她突然主动拿出六千块，解了我交不起房租的燃眉之急。这个中秋，对着我们痛斥社会，坚称不交二十八元的门卫费和清洁费，她突然又说，十一要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万块；“这个钱，你们自己拿去翻本。”她一直劝我炒股，但我既无本钱也没兴趣。这笔钱，如果真的如期拿到，我也只能用来苟延残喘。临走时，她硬塞给我几个月饼，社区发的，慰问老人。“放进包包，不要让门卫看到。”她说。

　　（容容摘自“大家”）

　　◎周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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