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牙的老虎

　　我姥爷民国十五年生在哈尔滨，坐穿城而过的有轨摩电，看道外园子里的电影，吃俄罗斯列巴和乌克兰红肠，肠里掺了一半牛肉一半猪肉，经过熏煮，大蒜味儿刺鼻，上瘾以后，一辈子都想，又和日本邻居学会了喝味噌汤。在他跨在车沿子上，被沙尘拍打着一路向献县西城乡张花村走时，只见越走越穷困稀落，“满洲国”有三江汇聚的黑土原，这里更平，望过去黄漠漫漫，连树都没几棵。他爹在中东铁路上做技工，会好几种老毛子的土话，挣出来在“关里家”（他们这么叫故乡）看很大的一笔钱。日本子打退了老毛子，溥仪“登基”，新死了媳妇，几件事凑在一起，他爹决定归根了。这个高人一头的汉子，鞋赛两条旱船，性子却软，从来不生孤愤的怨气，不理睬他的气恼，正满意地看着前程。

　　哈尔滨沿江势而建，不顺南北，没有中轴，被铁路切作三段，成个“品”字。火车进城最先到“三棵树”，沿途泥草房和坟地不绝，其间有热闹的市集和妓院烟馆，五方杂处，因为操贱业的多，悲剧惨祸多，最为生动，这铁道以外之地即是“地狱”。姥爷六岁那年，松花江水决口，半个城市为泽国，洼处的房顶冒几个泡就陷进漩涡，房顶的呼喊声便消失在白烟里，上街要划船，只有南面高岗一带安然无恙，避难岗遂有了“天堂”之称。南岗是日光城，在夏天的白夜里光怪陆离，流亡白俄最后的高贵，犹太人的聪慧，均倾注其间。岗上有驰名远东的商场、教堂和戏院，岗上街巷蜿蜒，便道上排着石头花坛、木头长椅、带彩色玻璃罩的路灯，每个拐弯上都有八面玲珑的洋楼，木栅栏障子抵着马路内侧，栅栏后是盛怒的花，均被日本人占据。“品”字上头的那个“口”是道里的埠头北至江沿儿，姥爷五岁那年，省主席马占山在此处的铁路桥头与日本人绝望血战，毙敌二百，伤敌一千，为自己赢下美名。此地因为既辖有中国大街和江堤柳岸，又有叫作“地包”的贫民区，成为苦笑着的人间——他们投奔的就是这里。地包沿火车道一铺十几里，住的都是穷人，最阔的是拉车的、扛大包的，吃得起烙饼卷猪头肉。住户大多是山东和直隶人，也有穷俄国人。房子，矮的是他俩住的窝棚，一半修在地下，叫地窨子，地面上半人多高，到了冬天省柴火；高的是关里家式样的带脊瓦房，最阔的是房东那种红砖灰瓦的三合院，房东正是西城乡人，他们认作叔。姥姥到这里，看着鸡笼一样的棚户心里既发满，听到全是乡音又踏实，虽然担心着火，也不想再踏出去一步了。

　　姥爷体格没长成，也不肯卖苦力。他当年本可不回老家，他爹在盟兄弟的矿上给他找了个记账的活儿，他一直指责他爹为回关里娶娘们，欲把前房儿子送下煤井以绝后患。他去电车上摇铃卖票，电车从南岗秋林商场下来，绕过制高点大转盘上的木头教堂，穿过首饰匣子般秀气的火车站，从地段街进到道里的富人区里——他过去就在那儿住，看见不由得伤感——隔一站是花丛密密匝匝的公园，隔一站是褐色石头的银行大楼，一路叮叮当当地走到江畔停下，调换个方向，用推着的车头来拉，向回开，一路的景观和乘客皆很体面。他早起换上制服和帽子，斜挎着皮兜子和票夹，跨过地包的阳沟、垃圾山，听到车轮子碾着铁轨，利索地在脚蹬板上跳上跳下，来来回回于这些景致之间，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是这条线上最漂亮干练的小伙子，报站的声音像是唱歌。

　　他带回家的钱没准数，姥姥要忧郁地盘算开销，在家时她没管过家，一到哈尔滨，马上学会了经营穷日子。他俩的衣服干干净净，补丁都藏在暗处。对她而言，最好的局势是月月剩下五毛，有这五毛，就像窗户上糊的那一层高丽纸，挡不了寒气，但落个宽慰。姥爷贴补家用的办法是偷。邻居大多是乡亲投奔乡亲，重血脉和名声，看不上偷鸡摸狗的闲人，可拿日本军列上的东西，不算道德有亏。他本来就贼大胆，和另外几个接应着，爬上靠站的火车偷大米和煤，撅树杈做弹弓，打日本人的军鸽吃。

　　生我母亲那年，姥爷不到二十岁，日子虽不轻松，但不耽误学会各种各样的嗜好。先是学抽烟，铁路福利不错，货运段给会抽的每月发两条，不抽白不抽，他也憋着咳嗽叼着棵烟人前人后地晃，很快就落实了两条烟的待遇，但烟瘾很快突破了定额。还爱跳舞，下班回家，先卸下姥姥给续的厚棉裤，挖一指头雪花膏细细地抹脸，买不起毛裤，数九寒天套两条单裤，蹬上供在桌子底下的单皮鞋，往江上俱乐部去赶第一支曲子，姥姥只能小声嘟囔“冻死你个兔羔子”。高兴时，领着全家坐出租马车去看戏、照相。他有过一宿输光一个月工资的光荣，之后讪不搭个三五天，姥姥就昼夜缝活儿、编麻绳、铰鞋垫儿，好歹撑到手里重新结余五毛钱。输过了那次，他不再打扑克了——改玩麻将，关里家带东南西北风数番的玩法，他鄙视东北的“穷和”，牌风很顺，打得也小，他正积极入党，认为党员不该玩得太大。我姥姥就感谢党，若没有党，他不定作出什么祸来。

　　姥爷在铁路上浸透了浪漫，铁轨通向任何一个方向，呼啸过田野、小城镇，许多困守无望的生活，可以肆意地看，略不停留。他去哪儿都不用查时刻表，坐在家里等到别人在检票口排起长队时，才不紧不慢地放下杯子出门，从火车站黄色的围墙上找到个小门，打个招呼进去，在车轮快要动起来时才上车，好像早到片刻，就会亵渎与铁道的默契。

　　后来他迷上了钓鱼，钓鱼是好事儿。那时的松花江鱼极多，江轮上常见一人高的狗鱼棒子在水面倒立。他周六下班背上皮兜子就走，礼拜天半夜，带着一身腥味开门进来，把皮兜子到地上，抹完手脸，钻进已铺好的被褥睡觉，留姥姥和我母亲收拾。她们逐渐盼望那皮兜子能轻一点儿，回回少说十来斤，多的时候上百条，鲇鱼、草根、鲫鱼、鲢子，最讨厌的是二三寸来长的嘎牙子和板黄，扎手，困劲儿上来了，不知道是还在收拾鱼还是梦见收拾鱼。再捅开炉子，把成案板的鱼推进铁锅，一直咕嘟到连汤带天都发白。这一大锅，上顿下顿，连左邻右舍，一起吃到礼拜三。

　　春夏钓鱼，秋冬射猎。他那杆双筒猎枪是东欧进口的，枣红木托沉重油亮，两侧镶着漂亮的白铜雕花，像童话里的。平日枪托套着皮套锁在大衣柜里，枪管和罐头瓶里的铁砂子、炒过的火药放在床下。这枪当年比一辆“永久”贵，是全家几年的积蓄，姥姥那么软和的性子也暴怒了，磨叨了一年，此时，姥爷像聋了一样，温柔地擦枪。他随意跳上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车，去打大兴安岭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鸭子，还猎过小野猪——长出獠牙的家猪。“你姥爷一辈子糟蹋了那么多性命，怎么没遭什么报应。”我姥姥说，她晾晒过成百上千张兔子皮、狍子皮，并没派过什么用场。斩获多时，我妈领着成群的朋友回家吃熏兔子。他打猎打到六十几岁，眼睛被雪晃得落下毛病。年三十晚上，装上空弹，背上子弹带，向着星空放几枪。1990年，派出所把他的枪“暂时保管”了，留下张收条，他从此就老了一截。

　　他青壮时最看不上老年人，嘲笑他爹尿频、邋遢和老朽的气味儿。姥姥给他洗成盆的衬裤，“如今你一样没落下，还不如他”，他就把目光、听力和注意一切都朝向电视，“老虎没牙了”。这样的衰老之后，又经过十年的更加衰老，在无法维系自理时，终于连自尊也卸下，忘净了一切人事，别人听到他的年纪，都用赞美的语气说“这个岁数，可是什么都经历过了”。

　　如果向七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儿描述他日后如何整天垂着头坐在沙发里打瞌睡，靠着运气和一根塑料管子尿尿，他一定会愤慨地赌咒决不活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至此闭嘴，把他送回他的好日子里去。

　　（张亚春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尘土》）

　　贾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