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童年没有蛇

　　想当年，我绝对是育英小学里阶级反抗意识觉醒得最早的那个人，但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

　　早读时候，同学们疯了似的大声嘶吼着，只有我收紧嗓子，抿紧嘴唇，缩紧脖子，双手握成拳，把手腕顶着抵在桌沿上，身体抵在手腕上，故作镇静地坐着。我的同桌凑过来，用课本遮住他的嘴和我的一只耳朵，冲我喊：“我看你真的是要钱不要命了！”我是惜命的人，一想到才刚刚十岁就要死了，鼻子一酸，“哇”一声哭了出来。

　　这哭声让全班同学都住了嘴，比下课铃还管用。他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嘲笑我，鄙视我。我想起了被绑在鲜花广场上烧死的布鲁诺，而现在，我的周围也尽是火把，就等着班主任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一声令下，把我给点了。

　　我不敢看任何人，羞耻又害怕地捂着嘴，脑袋一抽一抽地啜泣着。真正的早读结束铃声响起来，我想，这要是昨天的铃声该有多好啊，我一定，一定，一定会乖乖交五块钱给我最最最敬爱的班主任。唉，或者她能听到我此时此刻所拍的马屁，该多好。

　　事情是这样的。

　　前天下午班上一个同学丢了五块钱。五块钱对于十岁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偷盗巨款，情节之严重，性质之恶劣，可想而知。于是，我们的班主任，一个老年版的雪姨，年轻版的容嬷嬷，班会的时候一步一停地在教室里转着圈，目光像锥子一样，刺穿眼镜，刺向班上的每一个人，企图找出小偷。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翻书包搜衣兜什么的也没用。盛怒之下，她放出话：“如果小偷赶明天上午早读之前不把偷来的钱放到讲台里，那就每个人交五块钱上来！”

　　钱当然没有被放回来，昨天早读结束后，班长在大家的注视下把脑袋伸进讲台桌兜里看了又看，然后直起身子说：“的确没有。”

　　我一听，这下完了。因为我没有带老师要求上交的五块钱。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就在此时此刻，看着大家举起钱等老师过来收，我的阶级反抗意识觉醒了。我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听话而向老师承认错误，我还跟她顶了嘴，说“又不是我偷的，我凭什么要交钱给你”，甚至还在她恼羞成怒踢我一脚之后，迅速还了她一脚。

　　我妈总是这样说我：你们老师的话就跟圣旨似的。开玩笑，哪个学生眼里的老师不是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而我，一个平日里唯命是从的小奴才，今天竟然打了老师，然后一溜烟从学校跑回了家。

　　我关了家门，又关了房门，钻进被子里抖着。我妈在外面把房门擂成了鼓，连哄带骂让我起来开了门，确认我没有生病后，二话不说先往屁股上扇了两下。一个上午挨了两顿打，要我怎么承受？毕竟我还只是个孩子。于是放开嗓子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跟她说：“妈，我以后上不了学了，我把我们班主任给打了……”我那暴脾气的妈妈耐着性子，从我混着鼻涕眼泪的话里艰难地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一拍床边，大喝一声，到学校把这件事捅到校长那去了。

　　我坐在床上，第一波眼泪还没完全止住，又得知我妈把班主任给告了，于是，第二波眼泪借势汹涌而出，淹没了被先前的眼泪皴干的脸。我妈在旁边安慰着：“不哭了，乖，这事情是你们老师理亏。”可是，我的妈呀，这个时候，我哪还管得了谁理亏？我们班主任要是讲理，那她还得倒找我好些打呢！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有一次她布置作业，抄写生字，两张半。我那时候的脑回路也是清奇，把这次任务理解成了抄写两个半张，一边写一边想：“老师真奇怪，你干脆说写一整张不就完了，还两张半，真是的……”

　　结果可想而知，我因为没完成作业被拎出来，跟其他真正没完成作业的同学一起排着小队，等老师打手心。我惊恐又委屈地站在这支耻辱的队伍里，看坐在座位上的同学用书本遮了半张脸偷笑，看前面的男生偷偷把左手在裤子上蹭着，他还悄悄回过头跟我说：“蹭一蹭打上去就不会那么疼了。”他在挨打这方面是有经验的，我相信他，于是，也跟着把手在裤子上蹭啊蹭。

　　还没轮到我的时候，班上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哭了，说自己肚子疼。我一看，真是太好了！因为一般在这个时候，老师会从班上找个熟悉路的人送病号回家，而这位同学的家正好在我家附近。果然，我被指派出去送她。我压抑着激动，帮她收拾好书包，出了校门，一个劲地说：“谢谢你，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蹙着眉头看着我：“我没想救你，我真的肚子疼。”

　　完成任务回来，屁股刚挨上凳子，还没来得及庆幸逃过一劫，就被同桌通知说“回来了去班主任办公室一趟”。唉，真后悔一路上没在裤子上把手蹭一蹭，不然也不会被细竹棍敲得手心疼，手指更疼。我被打哭了，班主任说，她也不想，但要是不打我，对其他同学就不公平了。而且，由于我一直坚称自己按要求完成了作业，并且说得头头是道，被她进一步定性为小小年纪就偷奸耍滑，于是，追加了责罚，站了两节课。

　　妈妈呀，这样的暴君，你确定要跟她讨论谁理亏？

　　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不敢想象。十岁的我，第一次学会了把现实中的焦虑和恐惧带进梦里。我梦到了一条蛇，它紧紧地缠在我的小腿上，冰冷潮湿，害得我虽然捂着厚被子，抱着暖瓶，但整晚都没有暖热自己。

　　今天早上，我像一颗台球子一样被我妈从家里戳到了家门口，见我不动弹，又从家门口一路戳到校门口，戳进教室里。然后，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她撤了杆，留我一个人在座位上缩成一个球。

　　刚上早读，我们班主任就被校长叫走了。她刚一走，我同桌就凑过来说我是要钱不要命了。可是，我不要钱，我只想要命，所以我后悔得哭了，同学们看着我，一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样子。

　　第一节是语文课。出乎意料，班主任没有发怒，我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她脸上的皱纹线条柔和，并没有因为板脸瞪眼睛而变得凌厉起来。她站在教室门口等我们唱完歌，走上讲台，问完好，轻轻放下书本，拿起板擦，回过身去擦高处值日生没有擦干净的黑板，然后，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回过身，把板擦往讲桌上一摔，板擦在桌面上翻了个身，又飞出去落在了地上，划出一道弧线，许许多多的粉笔灰沿着这条弧线胡乱地舞动着。

　　班上没有一个人敢动，窗外掉光叶子的树木看起来都比我们像活物。

　　班主任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震耳欲聋。她一边整理着粉笔盒，一边跟我们说：“我收上来的钱肯定是会还给你们的，你以为我会要你们的钱吗？”她说得很平静，我听得心惊肉跳，因为我知道后半句的这个“你”，指的就是我。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我低下头，不知所措。我的小腿冰凉异常。

　　她让班长把钱退还给了同学们，然后说：“这次事情就这样吧，偷东西的同学以后注意点，我心里都有数，这次没有严惩不代表以后不会。”

　　我以为事情就真的这样了，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暗暗发誓：“以后一定，一定，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所以，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乖乖地听她的话，无条件地听她的话。即便她无缘故地让我站在座位上听课，或者干脆别听课，或者在放学后留下来，跟其他恶劣的男孩子一起趴在乒乓球台子上写完作业，才能回家去，我都坚持我雷打不动的两个原则：别说话！照做！

　　我那个时候，身边很少有家长懂得什么叫童年阴影，也没人上纲上线定义什么叫校园暴力。即便自家孩子被其他学生打了，也不算，顶多是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互相淘气罢了。被老师打就更不算啦，动手以外的其他形式，就更更不算啦。

　　所以，我只好默默吹掉班长故意用板擦拍在我那一半课桌上的粉笔灰，偷偷从垃圾桶里捡回小组长拿掉的，我系在本子上的毛线，一个人做着劳动委员多余安排给我的值日。我不生气，也不和谁争辩。我才十岁，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但我知道，人跟人是不同的——学习好的跟学习差的不同，有玩具的和没有玩具的不同，皮筋跳得好的跟皮筋跳得烂的不同，老师喜欢的和老师不喜欢的不同。而这些人，都是老师喜欢的，是能够准确无误地贯彻落实老师的每一个“那谁去那里把那什么怎么样”任务的厉害人物，面对这样的人，我怎么好说什么呢？

　　所以我不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疯似的提起书包从窗户扔了出去。

　　他们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条蛇，确切说是一条从马路上捡来的死蛇。我伸手进去，触碰到它冰凉的身体，跟缠在我小腿上的那条一样。我很害怕，所以赶紧把它扔了。

　　书包闷声坠地，“砰”的一声，我知道，我寂寞又孤独的童年就要开始了。

　　（史鸿飞摘自“豆瓣”）

　　玛丽和她的猫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