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应在全球金融体系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经济的日趋保守意味着中国应在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近十年来，全球金融监管协作日趋重要，其价值也与日俱增，但效力仍有待提升。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亚洲尤其是中国需要在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发挥更为核心的作用。

　　与其他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相比，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该体系是由不同的组织和团体组成的协作网络，设有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协调事务，但其中许多组织并无法律授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体系的重要性日趋增加，并且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减少了国际竞争中由于不同审慎原则造成的不良后果，并且对国家协议标准方面的合规性进行了愈加有力的监管。在统一计算依据缺失的情况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会计准则的广泛应用，大幅增强了不同国家的上市公司利润表的国际可比性。与万维网中的IP地址类似，全球法人机构识别基金会（GLEI Foundation）通过为交易主体配置专属代码，为通用协作金融数据格式开辟了道路。

　　这类举措在全球金融体系日趋多极化和互联化的今天变得尤为重要，加强了各国金融机构在相同协定基础上对于金融协作的需求。

　　除上述组织外，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成员还包括一些条约组织，如运作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其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其余成员还包括一些独立团体，如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以及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IFIAR）。虽然条约制度始于20世纪前期，但这些全球金融监管协作组织的存续时间都没有超过45年。

　　长期以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但随着新兴金融强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亚洲的崛起动摇了北美和欧洲各国的统治地位，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迫在眉睫。自2008年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即G20开始取代G7处理金融事务。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员队伍已经扩大到主要新兴经济体。

　　然而该体系仍存在明显的失衡。据最新统计，全球金融监管体系27个拥有较高话语权的国家中，仅有一个不是北大西洋国家。而且协作网络中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将总部设在北大西洋地区，唯一的例外是即将成为常设秘书处的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其总部位于东京。

　　脆弱的监管体系即将受到来自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考验。其“美国第一”的立场将会对所有国际合作框架造成多重挑战，金融监管体系也不会例外。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应加快变革及重新定位，以保证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仍保持生命力。在此背景下，亚洲，尤其是中国需要争取占据体系中更核心的位置，而其他国家也应推进这一进程。

　　为了在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和更多地参与决策，中国应计划增加在这些国际组织中高级官员的数量。随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考虑到目前欧洲内部面临的困境，中国正迅速地成为全球可持续协作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更应在全球性对话中发表更多意见。

　　鉴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正在进行的变革，欧洲应合理调整其在体系中的定位，从而为崛起的亚洲以及中国的领导地位留出空间。特别是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欧元区个别国家已无法发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且应由欧元区或欧盟级别的成员代替。巴塞尔委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欧元区内的银行监管政策已被全面整合，因此以个体性质存在的成员国，如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以及西班牙应逐步被淘汰。

　　此外，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首先做出积极的姿态，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相关组织也应进一步提高体系的有效性和关联性。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应加强金融统计格式的协调以更好地发挥数据收集作用。在诸如衍生品等需求明显的新领域中，应加大开发全球性监管标准的力度。同时，应考虑对金融体系的某些关键领域进行全球层面的金融监管，比如征信机构或审计事务所，这些领域在金融危机中可能产生财政或准财政方面的影响。

　　近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证明，强有力的全球性监管制度对控制跨境金融风险十分必要。未来，美国经济政策的日趋保守将迫使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加速重新定位。就目前情况来看，金融监管体系仍将会持续有效地运行下去。

　　（作者为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琦译）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