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萧寒：“故宫”大战“琅琊榜”

　　2016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爆红网络，不怎么爱看纪录片的“90后”纷纷点赞，就连一向以苛刻著称的豆瓣评分也给了9.5分，远高于《琅琊榜》《太阳的后裔》等热播剧。从千万票房的《喜马拉雅天梯》，到空前好评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出品人兼导演萧寒给大家带来两次震撼；而昔日以“高冷”著称的纪录片也正在大众中间上演一个又一个逆袭……

　　巅峰之上记录“高山向导”

　　萧寒原名崔涌，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副教授。他曾经做过10年的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

　　尽管生活很稳定，但萧寒总觉得还少点什么。他渴望去做一些能诠释生活和自我表达的创作。2010年，他去了丽江。他在那里拍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纪录片《丽江拉夫斯基》，片中记录了七个生活在丽江的年轻人，七种人生，七段故事，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此碰撞……那是萧寒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内容却直击人心，在网上获得了600多万的点击量。

　　有一天，好友雷建军给他讲了一个有趣的职业。2009年，雷建军作为摄影师跟随一个剧组去西藏拍摄登山专题片，在从拉萨出发到珠峰的路上，遇到了一群年轻的高山向导。他们为登山者修路、搭帐篷、拉绳索、背氧气瓶，有时甚至需要寻找和带回那些遇难登山者的尸体。他们是珠峰的守护者和引路人。

　　那是萧寒第一次听说“高山向导”这个职业，听完之后，就被他们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非常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和选择。站在世间最高处，给世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他们值得被记录！”

　　2013年9月，该纪录片正式开机。拍摄过程中，萧寒遇到了很多困难：不仅要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还要把飞行器背上海拔6500多米的山峰进行特殊摄影；航拍的飞行器不小心摔坏了如何解决，在寒冷的环境中如何让电池多工作一会儿……除了技术上的难题，最恐怖的还是高原反应。为了跟拍高山向导的身影，拍摄组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两个月，萧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肿，一个星期就瘦了十几斤。

　　萧寒原本想，100万应该足够拍摄的费用了。可很快钱就用完了，“钱不够，那就卖房子吧。”可卖房子的钱很快又没了，他不得不四处借钱找赞助，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有多苦，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把这部片子拍出来，让人们了解这些高山向导的故事。

　　巴塔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登山者，因为登山速度超快，得了一个“猴子”的美名，是他扛着摄像机一路登上了珠峰顶。普布顿珠是第一位无氧登顶珠峰的中国人，他已经帮助过8个登山团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萧寒把这些皮肤黝黑、笑容灿烂的高山向导都一一录进了镜头，一点一点讲述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

　　45000多分钟的拍摄素材，1300万元投入，整整4年的时间，这是全球范围内首部以超高清4K电影画质完成的极限纪录电影，也是全球第一部完整记录珠峰北坡登顶过程、第一部在珠峰海拔7000多米完成航拍的电影——《喜马拉雅天梯》。

　　2015年10月16日，在众多商业电影的围攻中，《喜马拉雅天梯》不仅进入了国内影院，还获得了千万票房。同时它还获得了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潜力”大奖，并以中国区第一名的身份入围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BBC、NHK也都决定购买版权……

　　让故宫“匠人”走近大众

　　2015年初夏，萧寒接到一个很意外的电话。故宫方面想寻找一个优秀拍摄团队，拍一部关于文物修复的纪录片，问他有没有兴趣？原来，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90周年院庆，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的复原，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因此，他们破例让摄制组拍摄最为保密与神秘的文物修复单位——故宫博物院科技部，记录各个小组修复文物的过程。“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大题材！”萧寒惊喜异常，马上就联合雷建军展开了这场与故宫的合作。

　　如何把这个纪录片拍得既有新意又具内涵，成了萧寒最头疼的问题。经过一番思考和讨论，他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从文物修复师这个略带神秘的群体入手，通过现代人和古老文物之间的对照互动，集中展示修复师独有的气韵，这样既能把修复文物这项绝技呈现给观众，还能把大师们身上的“匠人精神”凸显出来。

　　有了明确的目标，拍摄起来思路也就格外清晰。萧寒先把镜头对准了科技部青铜组的王有亮和徒弟，这段采访后来出现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里。王师傅从事的是最传统的修复工序，而高飞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师父倾尽所有教学生，学生任劳任怨帮师傅。萧寒身为大学教授，对现在社会日渐冷漠的师生情有着切身体会，故宫里这种传承意味浓厚的师徒关系令他十分动容。

　　为了呈现出“现代人”在“文物堆”里的生活，萧寒和他的团队在故宫里拍了整整4个月。他们和修复的师傅们同劳动、同吃饭、同聊天，这支拍摄团队不仅获得了师傅们的信任，有些还成为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中的“大师”都胡子花白、不食人间烟火，但在萧寒的镜头下，这些修复大师却显得格外接地气。老师傅们云淡风轻地说一句“上寿康宫！”“走，去慈宁宫。”随意得就像是到哪个邻居家串门一样；陶瓷组一个软妹子，故宫周一闭馆时就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上骑自行车，旁白补充说：“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一百多年前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里喂御猫、打杏子吃，骑着电动车去宫外抽烟……这些看似松散的闲笔余墨，把文物修复师们独有的性格勾勒得淋漓尽致。

　　除了突显“真实”，萧寒把另一个重点放在了“匠人精神”上。王津是一位钟表修复师，他修复的铜镀乡村音乐水法钟，令人印象深刻。铜镀乡村音乐水法钟是乾隆皇帝所藏，钟顶是一个农场，有房子、农户，有成群的家禽、家畜及模拟流水，个个部件均能活动，构造极复杂。但刚出库房时，这座钟非常残破，零件散落，修复难度极大。齿轮的咬合，都是几毫米的事儿，差一点都动不了。为自制一个齿轮，王津需要用小细锉慢慢在齿上“找”，以求精确。“一个零件花几天、几个星期做，都很正常。”当年为了修复“老人变戏法钟”，他和专家、助手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青铜组王有亮的工具桌上常常堆满各种调色板，有时为了调配青铜器的一个颜色，常常要调制四五天。修复文物是个急不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他们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镜头里，修复师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磨性子。师父告诉弟子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只有耐得下性子，才能做好文物修复工作。

　　其实对于纪录片也是一样。萧寒说：“这部片子也是‘磨性子’的成果，光是调查资料便写了10万字。”2016年春天，《我在故宫修文物》刚一播出就收获一片好评，就连一向以苛刻著称的豆瓣评分也达到了罕见的9.5分，这一分数不仅超过了同期热播的韩剧《太阳的后裔》，还把口碑颇高的《琅琊榜》甩在了身后。

　　意外成“网红”

　　《我在故宫修文物》和以往我们看到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它没有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如同讲故事一样把那些文物修复师拉进大众视野。没有激烈的故事，没有奢华的场面，就连后期制作也极其朴素。可出乎萧寒意料的是，他的这部纪录片竟然在网络上爆红了。

　　有一天，萧寒的一位学生告诉他：“老师，《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播放量都超过300万了，您也成‘网红’啦！”刚听到这句话时，萧寒连“B站”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得知，“B站”是著名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的简称，这个视频网站聚集的大多是“90后”和“00后”，他们热爱二次元，观影的同时热衷发弹幕、戏谑和解构各种东西。

　　这下，萧寒更加意外了，“纪录片什么时候这么受年轻人的欢迎了？这一没明星，二没小鲜肉，怎么会在网上爆红？”于是，他就在上面注册了一个账号。没想到，刚注册成功，还未发布任何内容，就涌进来上百号粉丝，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过瘾，跪求导演赶紧出续集。

　　萧寒随手点开一集《我在故宫修文物》，结果发现和他一同观看的居然有3000多人。屏幕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弹幕”。视频里显示一个师傅正在清理文物上的灰尘，结果屏幕上马上弹出：“哇，感觉工作状态的师傅们都好有魅力”；当修复无痕的文物被送去展出，网友们又纷纷感叹：“看到这里居然泪目”“表白修文物的男神女神”……

　　有位中学生还留言说，这是他爸第一次让他看完一整个视频，还说好好把它看完，看完再做作业。萧寒不由得感慨，真正的好东西是可以打动每一个年龄层的。这些情难自禁的年轻人们，或许不会真的投身文保事业，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肯定会有更多理解和认同。

　　在网友们看来，《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他们看过的最具“正能量”也是最“接地气”的纪录片，它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从师傅们身上看到自己不曾有的一种坚持”。

　　在中国影视门类当中，纪录片的地位其实很可怜。但萧寒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的纪录片。好友雷建军在清华大学组建了清影工作室，每周都会在清华的图书馆免费放映纪录片，至今已有7年之久。而年轻网友们的热捧更是让他倍感欣慰：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向他们传递中国传统的器物之美、精神之美、价值之美，才能与来势汹汹的“日系”“韩流”“美剧”抗衡。

　　2016年8月2日，被网友们称为“故宫男神”的王津做客故宫在线微访谈，与上万网友探讨修文物的那些事儿。期间，王津说很担心文物修复这项手艺的传承，结果立马引发了大家的“求职”热潮，不断有人提问自己的专业是否能进入故宫工作，还有人要求给故宫做APP和网站，“管饭就行”。一部低成本制作纪录片，就这样唤醒了年轻人们的“文物修复梦”。

　　两部纪录片的成功让萧寒意识到，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大众渴望看到那些闪光的角落，和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生经历。他说：“精美的大座钟，即便是上百年前制造的，在匠人的精心呵护下，仍然可以运转如常。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样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呵护。虽然纪录片市场仍然属于小众创作，但我已经感受到了人们对它的期待。”

　　文/亚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