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上作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读故事写心得。故事的内容是抗日战争期间，女童军送国旗给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守军。
照说，这个关于荣誉、爱国、奋不顾身的故事，心得一点也不难写。
不过那时我故意唱反调，写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详细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
一、如果不能打胜仗，送国旗也没用；如果能打胜仗，国旗过几天再挂也没关系。
二、如果打败仗还挂国旗，老百姓会误以为打胜仗，错过了逃亡的黄金时机。
三、国土失掉了，还可以收复，但女童军命没了，就无可挽回了，因此还是命比较重要……我还写了不少理由，总之，结论就是大唱反调。可以想象，在那个国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问我：”老师平时对你好不好？”
我说：”好。”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听老师的话，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老师停了一下，又说：”大家会怎么写，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为什么？”
“你相信老师，这是为你好，你听话以后才有前途。”
“噢。”
我相信了老师，从此我的文章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种是公开的、“听话”的文章，像是：作文课的作文、比赛的作文、考试的作文、贴在墙报上的作文。另一种是偷偷摸摸的、“不听话”的文章，像是：传小纸条的文章、写情书的文章、投稿的文章……一直到了我长大之后，我母亲还很喜欢数落我小时候多么顽皮、多么不乖的事迹。当然，四行仓库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对我来说，那些其实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地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当时我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所谓的“不乖”。
依照那样的定义，我这一辈子其实还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时没有邮资，偷爸爸的邮票；像是，为了让稿子内容更精彩，编出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了看电影，偷偷翻墙爬进电影院，被老板拎着耳朵拉出来……或者，像是，约会时没有征得雅丽小姐的允许，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实验室做研究时，明明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试；或明明大家觉得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辞去了医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一个编剧、广播主持人、电视连续剧制作人……回想起来，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决定性的部分。
有时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时候放弃了“不听话”的文章，只写“听话”的文章；或者因为没有零用钱买邮票，因此放弃投稿；或者先征询雅丽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这些“不乖”，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师讲的一样，所有要我乖的人几乎都是很善意地为我好。我也相信，听话的人的确会有前途。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听话的人，长大一样会有前途的——差别只是，听话的有听话的前途，不听话的有不听话的前途。
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别担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想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张万寿檬男摘自新星出版社《不乖：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事》）
侯文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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