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白求恩”云南行医记

　　夏爱克是德国医学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待就是15年，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中年。在中国，他选择了最苦最穷的基层山区做医疗服务，足迹遍及云南鹤庆、建水、红河的大山、村坝、街巷，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无偿的。

　　“水井必须提供水，才能接受新鲜的水。”

　　36岁时，医学博士夏爱克决定顺从内心，做一口水井。2001年，来自马克思故乡的他，带着词典，穿着凉鞋，骑着三轮车，在中国云南的大山里无偿提供医疗服务，一待就是15年。

　　36岁时，夏爱克想象着来中国后可能会面对的各种挑战。53岁时，夏爱克告诉朋友，他习惯中国了，回德国可能会不习惯。

　　“在中国的经历使我视野扩大，让我发现在自己的想法之外，也有别的一样好的想法。这叫‘殊途同归’吧。我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夏爱克坦言。

　　他经常被戏称“德国白求恩”--但终于，人们发现，他就是“白求恩”。

　　洋医生入乡随俗

　　2001年夏天，当夏爱克夫妇带着年幼的孩子，走进群山环绕的鹤庆时，古老的中国向陌生人露出善意的微笑--“搬家的路上下雨了，刚到鹤庆坝子，突然彩虹出现。”

　　夏爱克夫妇把这视为一种鼓励和接纳。

　　从新加坡开始，原名“Eckehard Scharfschwerdt”的这位德国医学博士，开始使用中文名字“夏爱克”，决心“用爱去克服一切困难”。两年之后，夏爱克“出师”，但当他走进鹤庆人民医院时，却发现在大学学习的中文，跟鹤庆话完全不一样。

　　夏爱克先后服务于云南鹤庆、建水、红河三地，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老人和孩子不懂普通话。

　　于是夏爱克一边翻词典，一边利用各种机会学方言。红河人民医院有哈尼族医生，夏爱克就跟他们说“我教你们英语，你们教我哈尼族语言”，午休时，他经常拉着年轻人一起玩三种语言的游戏。

　　“有些少数民族产妇，你不说哈尼族语言，她们不信任你。”红河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杨芳发现，“后来她们很信任夏医生，夏医生回国后，还有生二胎的产妇来医院点名找‘老外医生’。”

　　夏爱克安慰病人，喜欢握着对方的手说“不怕，不怕”，等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可以用普通话、建水方言、哈尼族语言来说“不怕，不怕。”

　　建水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普雪骞注意到，“到后期，夏医生会说八种语言”，如果算上各种方言，那应该有十几种。

　　夏爱克一边努力入乡随俗，一边试图身体力行改变一些东西。

　　15年后，当夏爱克被问及“为何能在中国坚持这么久”，他回答：“第一，中国朋友很热情地接受我们老外。第二，德国朋友的经济支持和鼓励。”

　　不过，融入云南的过程并不轻松。夏爱克第一次吃辣子想哭，第一次喝白酒想咳嗽，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鹤庆卫生局原副局长杨万泉提醒他，要学会吃辣椒，百姓家里没有更多东西，不吃辣椒的话，时间长了百姓也不方便。夏爱克下决心入乡随俗。他参加所有能参加的集体活动，为的是能尽快了解当地风俗，好顺利开展工作。

　　来中国前，夏爱克的父亲担心孙子凯诚、孙女凯乐的教育问题。夏爱克想出解决方案：上午让孩子去当地学校学中文，下午太太在家教德文，晚上睡前，夏爱克再为孩子讲英语故事。

　　夏爱克买了辆三轮车代步--因为同事都骑车。鹤庆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杜峰说，那是一辆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车。

　　每天，身高1米85的夏爱克，骑着三轮车，拉着两个洋娃娃，往返于幼儿园、学校和医院，被称为“鹤庆一景”。

　　细致入微的服务

　　他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对病人的关爱，细致到一种极致。

　　红河县城的街道多是起伏路，上坡下坡像爬山，红河县人民医院就建在一个斜坡上。夏爱克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家里跑出来，向医院手术室冲刺。

　　夏爱克没有下班上班的概念。不管夜里几点钟，不管哪个科室叫他，他随叫随到。为方便第一时间抢救病人，夏爱克曾经在麻醉科值班室住了三个月，后来由于妻儿前来中国陪伴，他必须搬出去，就在医院对面租房子，离医院只有几分钟路程。

　　麻醉科在七楼，等电梯太慢，夏爱克喜欢爬楼梯。经常是手术还没准备好，他已经气喘吁吁地出现。

　　患者们喜欢这位大鼻子老外，见到夏医生总是很开心。夏爱克喜欢对患者微笑，只有一次例外：一个新生儿早产，哭了声就没了动静。抢救过程中，婴儿父母出于某些考虑想放弃。夏爱克不同意，反复做父母工作，但最终婴儿父母还是决定放弃。那天，夏爱克是哭着离开的。

　　随后一个星期，夏爱克都没再进那个手术室。有几个晚上，夏爱克说他好像听到孩子哭。

　　“听到夏医生这么说，我们全科人都哭了。”红河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杨芳说，从那天开始，她和同事们决定改变，绝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手上走掉。

　　在中国15年，夏爱克刷新了很多人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知。他的白大褂里，经常装着两样东西：一次性筷子和气球。筷子是为病人救急用的。有些地区医疗条件不好，住院病人的导尿袋经常被压在身下造成不适，他每次碰见，都会拿出筷子插在床边，把导尿袋挂在床下。

　　气球是为小朋友准备的。他担心小孩子怕“老外”，所以碰见小病人，他会吹个气球送给孩子，有时还会调侃自己的大鼻子，跟孩子打成一片后，他就可以顺利了解病情。

　　跟随夏爱克实习的李正弈棋感慨：“他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对病人的关爱，细致到一种极致，深刻到一种极致。”

　　夏爱克一见危重病人就会扑上去。通常医生做完手术会先签字，有后续风险便于认定责任，但夏爱克不在乎这个，只顾抢救病人。

　　有次一个孩子溺水，夏爱克正好赶上，来不及换衣服，就跑过去给孩子插管。夏爱克个子很高，孩子比较矮，他就跪下来操作，结果浑身都是孩子呕吐物。夏爱克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埋头忙。

　　“他经常这样，他无所谓。”建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普雪骞说。

　　面对病人，夏爱克总是最细心、最温暖的那个人。

　　夏爱克在鹤庆做麻醉医生，但手术前后几天都要到病房看病人，而且问得特别细。他经常拉着鹤庆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杜峰跟他一起去，因为杜医生可以给他做翻译。

　　退休护士张素华说夏爱克有时会抢护士的活儿。病人手术后进病房，有时护士还没有进驻，夏爱克已经过去帮病人裹被子，保暖。张素华说：“他对病人的认真和关心程度，有时候我们都做不到。”

　　遇到大手术，鹤庆县中医院医生陈琼英经常求助夏爱克，夏爱克有求必应。有一次在临时手术室做手术，病人需要输血，但血液保存温度比较低，不能马上输。就在大家犹豫的时候，夏爱克拿过血袋放在自己胸口，硬是焐了十几分钟。

　　“他的举动很像他的中文名--夏爱克，用爱去克服一切困难。”陈琼英说。

　　平等对待每个病人

　　在夏爱克眼里，只有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富人和穷人。

　　普雪骞与夏爱克密切合作多年，他认为夏爱克是个高尚的人。“做人做事做医生，都要向夏老师学习，对领导，对富人，对穷人，都一样。”

　　在鹤庆有个“一张字条”的故事。

　　夏爱克组织医生培训，会限定领导发言时间。因为国际专家都是请假自费来中国讲课，所以夏爱克想把时间价值最大化，把更多时间留给医生。但有一次，一位领导讲话滔滔不绝。夏爱克不好直接打断，就写了张字条放在领导面前。“但还是有人看见了，场面有点尴尬。”一个参加培训的医生说。

　　在建水有个“一张菜单”的故事。

　　夏爱克喜欢锻炼，有次骑车到邻县。吃完饭发现，饭店门外排了一队看病的农民。“里边有个残疾人，身上不太卫生，有皮肤病，但老夏不介意那个人身上脏，照常亲切地问‘您好，哪里不舒服’。”车友雷昆回忆，那次“坐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找不到纸，就把药名写在一张菜单背面。

　　“奇遇”不止一次，尤其在鹤庆。村民一听他是医生，上来就让他把脉。夏爱克很看重村民的信任，所以尽管不懂中医，但还是会摸一下“让他们高兴”。

　　“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富有贫穷、男女老小、社会地位高低，对我来说都需要一样好的诊疗服务。”夏爱克说。

　　陈琼英对此深有感触。手术前评估病人，夏爱克会笑着向病人鞠躬，握手，说“您好”，有些病人是从山里来的，卫生条件不太好，他不计较，照常握手，不戴手套。在夏爱克眼里，没有本职工作和非本职工作之分。如果非要有所取舍，他宁愿选择最艰苦的工作。

　　护士李红方记得一个场景--

　　一天夜里病人猝死，上了呼吸机但总报警，李红方求助夏爱克。“他并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当时凌晨三四点，他穿着凉鞋，骑着自行车，飞快赶过来……看到那个场景，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夏爱克在建水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医生，但初到建水时他很惊讶：“这么好的县医院，为什么要安排我来服务？”

　　几年后他被邀请去红河，一进县城，看见起伏的山路和衣衫不整的孩子，他兴奋地说：“这个地方需要我。”

　　“他不是安于享受的人，夏医生是哪里有困难就想去的那种人。”护士郭建梅说。

　　2015年冬天，在去乡镇培训的路上，夏爱克看到路边有车祸，就主动停下来救护伤者。当时培训点学员都在等他一起吃午饭，但夏爱克坚持要把伤者护送到附近卫生院。送到卫生院，夏爱克并没离开，而是“现场教学”，指导值班人员抢救。“伤者流血较多，近休克状态，后来直到伤者清醒，夏医生才跟我们去培训点。”陈然仙说。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陈琼英说，夏爱克让她想起那句著名的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文/田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