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川陕苏区红军时期的作用

　　1932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征两个月转战数千里来到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伤病员与日俱增，而西药、西医奇缺，这时候民间中草药和乡村中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2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征两个月转战数千里来到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两百多场，迅速发展和扩大，成为毛泽东主席肯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在这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伤病员与日俱增，而西药、西医奇缺，这时候民间中草药和乡村中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中医药治愈了千千万万红军官兵，为确保红军的健康和伤员的救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巴中山区中草药材丰富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内在“救死扶伤 战地血花”展览区域展陈了诸多医院使用过的文物：药箱、提篮、石碾……这些都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工农医院使用过的物件。原来，大巴山的中药材和中医在川陕苏区时期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红军入川以前，通南巴人民生活艰苦、缺衣少食、生病无钱医治，根本谈不上医疗卫生。民谣“穷得狗往锅里卧，生疮害病颇命磨”道出了老百姓的无奈。川陕苏区建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办了许多医院、医疗卫生所，免费为贫雇农治病，显著改善了苏区人民的健康情况，初步实现了苏区人民“病有所医”。然而苏区专业医务人员稀有，加之被敌方严重经济封锁，西药急缺。这时候，川陕苏区优越的山势地形地势孕育的乡土中草药和地方中医为革命工作顺利开展、确保红军的健康和伤员的救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广大川陕人民群众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创造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医疗卫生文明建设经验。

　　巴中中药材资源分布广泛、储量丰富。据调查统计，共有原生中草药材1600多种（有大宗常用品种598种），其中，源于植物的1552种，源于动物的178种，源于矿物数十种，加工品6种，总蕴藏量在3000万斤左右，被收录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品种90个，是国家道地中药基地，特别是通江的银耳被称为补养身体的重要食用药材。川陕苏维埃时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川陕省工农医院内、外、妇诸科以及各军队医院、医疗院，均以中草药为主，自采、自制、自用。

　　战事频繁 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网

　　建立红军医院是川陕革命时期红军所做的大事之一。正如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中评价川陕苏区说：“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根据战事发展需要，为满足频繁战争产生的伤病员和川陕苏区干部群众寻医问药的紧迫要求，建立医疗机构势在必行。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创办了红军总医院1所，分医院5所，军医院5所，团医务所44所，工农总医院1所，分医院6所，县工农分医院23所，工农药店、药铺160多个，组成了川陕苏区庞大的医疗卫生机构网。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属军队医疗体系，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构，编制相当于军级，原名总指挥部医院，初设泥溪，后改建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总医院。因为战事需要几经周折，落址沙溪王坪村，另在兴隆、新场、板凳垭、桑丝坪设立5个分医院。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总医院既要领导医疗卫生工作，又要监管行政事务。因此，总医院在组织机构方面的设置就不同于一不般的医院，它是一个医、政、军三者合一的机构。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和分医院。

　　其中，医务部负责治伤医病，下设中医部、西医部、护士学校等，共有医务人员189人，中医医生32人，西医医生12人，护理人员145人。总医院分布在王坪村周围方圆10余里的民房内，平时有3000、战时有5000伤病员在此就医。如此多的治疗对象，医院的药品来源是长期持续需要的，当时一靠缴获，二靠白区买进，三是自制，四是大量使用地方中医中药。

　　川陕省工农总医院，1933年8月在瓦室肖口（啸口）村建立，直属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专门为党政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治病，是中医中药组成的一所医院。医生13人、药房5人，病床1000余张。每天收治病人少则80余人，多则500余人。后因疾病流行，分别在红江县瓦室铺、河坝场、鹦哥嘴、巴中清江渡、观音岩、镇龙观设立6个分医院，各区乡大场镇内设工农药房或药铺，聘请当地中医为军民治病。长赤县沙溪区经济公社的工农药店有1名坐堂医生，3名工作人员，300多种中草药，每天抓中药50多包，一般百姓只算药费成本，不准赚钱。

　　西医药严重短缺 中医药发挥作用

　　伤病员剧增，增植药草，自制药品，救病解难。川陕苏区时期，战事频繁、总医院日接收伤员数3000--5000人，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接收数量6000余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川陕工农医院的内、外、妇诸科，以及各军队医院治疗病员，均以中草药为主，自采、自制、自用。医院一方面发动群众组成挖药队进山大量采集各类中草药，从总医院到军、师医院及团卫生所采药队达数百人之多，仅总医院就有五、六十人。

　　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有的红军不熟悉地方一带的中草药，就把《本草纲目》带到野外去，照着书上画的图样去挖药， 采集后请老中医鉴定或自己做试验，确定是真的药材之后便大量地采挖”。红军采药队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采到了杜仲、天麻、川芎、当归、白芍、知母、黄连、桔梗等200多种药材。采集队长李文祥能认别近500种中草药。另一方面，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种植田七、沙参、金银花、桔梗、川芎、红花等常用药材，以弥补药材不足。

　　总医院的中医部和西医部都建立了制药机构，并且自制了大批中成药品。彭素在《红四军卫生部医疗工作实况》一文回忆：“那时药房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除了配药外，还要制一些蒸溜水、救急包……四川鸦片烟很多，光用鸦片烟我们就制了治痛片、阿片酊、急救水……”。西药急缺的情况下，医院直接用中药代替西药，半夏、生川鸟、生草鸟制成的“哥乐方”代麻醉药；大小血藤等捣碎敷在伤口处让新肌肉快速长出……还有消炎散、红升丹、白降丹、黑药膏等几十种中成药。

　　中医药在治疗枪伤的方剂是短项。总医院的中医官陈维熙，组织知名的中、草药外科医生，破难攻关，用无名异、推屎爬、地牯牛等中草药成功地研究出“金枪方丹”，制出治疗刀伤和枪伤的特效药，有力地丰富了中药的宝库。

　　诚意打动老中医出山。除此之外，医护人员极度奇缺也是川陕苏区医疗事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中写道：“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医务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俘虏敌人医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二是充分利用四川的‘郎中’，也就是中医；三是自己办红色卫校，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在拥有3000名医护人员的方面军总医院，仅有李永钊、任仲权、阎文仲等几位被认为出身好、历史清白的中医。为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思虑再三，力排众议，决心大量吸收本地中医参加医务工作。得到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就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

　　当张琴秋了解到这里有一位行医近50年，享誉沙溪一带，医术很高明的名叫杨成元的老中医，只是因为曾担任过沙溪区团正，怕红军会把他抓起来杀了，所以已外逃躲进了深山老林中。张琴秋便在区委书记阎仕金、中医阎文仲等的陪同下，几次前去拜访，邀请他下山来为红军服务。这位老中医为其诚意所感动，就打消了顾虑，来到总医院工作，第一天就接诊了90多位病人，轰动了全院。在他的推荐下，九层的阎侣丰、弯柏树的戚云芳、文溪口的周致和等几位名中医也来到总医院效力，从而加强了医务力量。

　　当地中医积极加入，增强医疗团队力量。总医院按照《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对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不杀害”的政策，从政治上信任、经济上优待的政策，而争取了一大批来医术高明的中医为红军医院服务。

　　在医疗工作开展的同时，医院还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开办红色中医、医护人员训练班，在此基础上创办红色卫生学校（其负责人就是解放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请地方知名医生对红军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后勤工作人员，从识别药品，熟悉药性，到中药材的制作使用进行专业培训，第一期就培养了地方和部队300余名男女学员。

　　苏区人民积极为红军排忧解难，不仅是地方医生无私地将中药医术和识药制药方法传授给了红军，而且很多老百姓主动将自已掌握的单方或验方，甚至一些祖传秘方献给红军。

　　中医药在戒烟运动中的作用。鸦片烟是毒害川陕人民的一大祸患，特别是红军入川以前的川北。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追忆：“鸦片烟毒是川北人民的一大祸患，军阀田颂尧在通南巴一带勒令群众种鸦片，每年收税达20多万银洋，结果造成三多：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无论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尽抹的烟膏子。人们话说：连老鼠都想抽大烟……”鸦片的风靡严重危及了社会风气，主要体现在：

　　1、种鸦片影响农业生产，导致农田减少和粮食减产，因而农民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许多交不起烟款的群众被关押吊打折磨，甚至被活活整死；

　　2、在川北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据考察，成年男子90％以上吸食鸦片，妇女吸烟者也达60％，驻地国民党军队以“双枪兵”（枪支、烟枪）闻名。通江刘家坪街道有个小孩才1岁就吸食鸦片，不到40岁就被毒死；瓦室街道谢占顶将20亩土地、10多间房屋系数变卖换成鸦片，最后一家人被活活饿死；

　　3、烟毒泛滥败坏社会风气，城乡烟馆林立，当时1000余户的通江县城，200多户开设烟馆。鸦片当货币流通，诸多巨贾富户以储存鸦片多少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鸦片同时还被奉为包治百病的良药，由此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社会灾难和人间悲剧。

　　红军入川后，采取了严厉的戒烟措施：禁止种植、还地种粮、禁开烟馆、销毁烟土、登记烟民、集中戒除。在戒烟工作开展时，苏维埃政府运用各种会议、标语、歌曲、传单等宣传方式，提高群众的戒烟觉悟。省苏维埃在发布关于禁烟的文告中指出：“禁止鸦片烟，多种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谷物和药材”；查处没收后一部分用作药用和作为财政基金开展对外贸易，另一部分鸦片销毁焚烧；除此之外，在帮助群众解药方面，川陕省戒烟局用通江盛产的红花、芥子、茯苓等中药，加上少量鸦片，制成戒烟丸。下发各地戒烟所，按日递减含鸦片量的方法，将戒烟和治病结合起来，一周之后，戒烟丸中基本就只剩下治病的成分了，这种戒烟丸效果很好，一般成瘾的人都能戒掉，所以人们称其为“神丸子”。曾在中药房专门从事碾制中草药的赵明和回忆：“那时，总医院给伤病员治病主要靠中草药，需要量很大……他们中医部还要协助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制成戒烟丸帮助‘瘾君子’戒烟”。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34年春夏，通南巴吸烟人数大幅度减少，不吸的占70％，完全戒除的占20％，仍吸烟的占10％。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国闻周报》报道说：“在通南巴赤区内，鸦片烟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方，简直看不到一根烟苗”。从此，苏区人土大变样。戒烟运动不仅发展了农业，保证军民粮食供给，还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身心素质，使源源不断的健康兵源补充到红军部队，红军队伍迅速壮大，给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保障。

　　回顾川陕苏区的中医药实践，可以看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医药对川陕苏区红军的健康和伤员的救护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医疗建设经验为新时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大巴山丰富的中药材，是得天独厚的资源。我们应从中医药在苏区的开发利用中继往开来，让大巴山的中草药资源为康民、强国所用，将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学发扬光大。（作者单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参考文献﹞

　　〔1〕欧阳敏《巴山红旗 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

　　〔4〕柳建辉《川陕忠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5〕苟学志 赵桉平《巴中中医药在川陕苏区战伤救护中功不可没》，巴中传媒网，2014。

　　〔6〕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红军在巴中》，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公司，2002。

　　〔7〕甘文渊《历经磨难的女英雄张琴秋》，中国甘肃网，2012。

　　文/贾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