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的坚韧与自觉

　　香港与内地的文化，是一种互补交流的关系。在强势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风向标相应得到改变；与此同时，本地文化人则在努力向内延伸挖掘出新的含义，藉以满足本土文化的需要。

　　香港回归二十年，曾经有媒体的记者问我，香港虽然拥有独有的一套文化体系，但回归后面临大量内地文化的涌入，是否对本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导致香港的文化被内地的文化所覆灭。

　　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不对的，要更清楚地认识一个地区的文化，比较当然不可避免，尤其是当文化并行冲击的时候。但两种文化并不是一种文化去取代另外一种文化，导致另外一种文化被侵入之后覆灭。在我看来，香港与内地的文化，是一种互补交流的关系。

　　这种交融互补，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相互影响，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种就是强势文化辐射弱势文化，在弱势文化所在地区构建出一个主流文化体系的同时，又扶持弱势文化的发展，让其不失本身应有的光芒。相比较而言，香港，这一块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文化缺位的地区，应该更适合介乎于两种情况之间：在强势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风向标相应得到改变；与此同时，本地文化人则在努力向内延伸挖掘出新的含义，藉以满足本土文化的需要。

　　香港的特色是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本土文化生态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确实是式微了。如果内地传到香港的东西财大气粗，那就非常不适合香港。但另一方面，内地一些非常好的文艺构思和设计，对于生活视角的采集，都比香港更加前卫和具有针对性，甚至更加带有冒险精神。比如内地的一些文艺类杂志，他们的视角、选题、内容、版面设计都非常好，而且常常可以对某一特点主题给予几个版面去做深度的剖析，不是那种豆腐块文章的泛泛而谈，这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我就经常在香港二楼书店的显眼位置看到这些杂志（也包括独立出版物）在售卖，而且销量都相当不错。

　　反观香港，这里的时尚一成不变，这里的时尚杂志则是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东西之一，因为它根本不是为读者运作的，而是为广告商以及背后的地产主义大老板运作的，所以它的内容一点也不好看，难以做到去改变人们对它的领会。这种差别投射出的不仅仅是杂志内容的差别，也投射出一种价值观的差异--是考虑事件本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还是考虑事件所带来的煽动性效果和经济回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香港真正要担心的，是在一个只追求短期最大回报率的社会中，在一个充满流动性的行业中，那些有批判力的俗和有生命力的作品以及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要怎样生存下去。内地文化对香港的反哺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最大的攻击者或者说最大的问题恰恰来自于香港的内部。

　　另一个例子则是香港本土的电影发展。不只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更早的时候，香港的电影工业以至流行文化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龙头，是香港文化的重要载体。香港文化从八十年代开始才影响内地，跟香港发展没有关系，反而是内地改革开放，对外来事物极其渴求，香港文化才能尝到甜头。但今天香港电影工业大不如前，这早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香港最好的电影工作者几乎都投入了大中华这个合拍片市场。合拍片的最大问题是，它复制了很多香港过去赖以成功的文化生产模式，却放弃了香港文化中最细腻的部分，而使之迎合大中华数以亿计的市场。过去辐射内地的文化力量亦已不存在了。

　　然而，这里毕竟是谱写出《狮子山下》的香港，“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抛弃了夜郎自大式成功标准的香港人，也在重新认识自我，从迷惘中找寻出路。从这种层面上看，这个二十年中，香港人的文化心态特别是“爱”，在接受文化新环境、挖掘文化新含义上尤为重要。

　　这种爱的第一点就是对多元文化的热爱。香港是东西方交汇的点，既有东方的文化，又有西方的文化，两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文化层面上的香港有一种非常混杂的特色，不仅是东方和西方的混杂，还混杂了其他方面，比如印度的、印尼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日本文化。混杂的结果就是它既非中国也非英国，有着“既中既英，不中不英”的特色。有一次，我去香港的茶餐厅吃饭，有一种汤叫金必多汤，金必多汤（comprador）是英文的一种音译，即买办的意思。在早期的中西贸易中，买办是一种新兴的角色，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介入，在香港的演绎下面，这种汤是西餐的一个底汤，在里面加入了鱼翅，甚至加入了所谓的鲍鱼--实际上里面是没有鲍鱼的。这种汤就展示了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这种特性，香港人就是把这种东西变成了一种中式的有自己特色的菜式。

　　第二点是香港人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大约从2006年10月开始，“集体记忆”这个词汇突然成为整个香港比较热门的流行语，人人都在讲，这是一种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汇聚生发出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集体记忆，为什么香港人会生发出这样的集体记忆，有这样的本土文化认同？

　　最早是2006年10月17日，在香港最早的迁移区石硖尾村。1954年，很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来港的内地移民被安置在这里，他们一住就住到2006年的10月中旬。基本上每户人家都是一百尺到一百一十尺，在香港十尺是一平方米，所以他们的居住空间是非常小的。但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面香港人却生发出了一种共同的回忆，因为邻里之间没有现代社会的这种陌生感，他们都像大家庭一样和睦相处。2006年10月，石硖尾村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第一件事，这时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到了2006年11月，因为政府在中环海滨一带有新的规划，香港的天星码头要全部拆掉。在香港没有地铁的时代，天星码头是港岛和九龙两地穿梭的必经之路。2006年11月底，当香港政府决定拆除天星码头时，香港人觉得自己的记忆要没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故事，曾坐着天星小轮去上班，坐着天星小轮去约会，如果它没了，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于是香港人自发的聚集在一起，贴出要保卫天星码头地标语。他们组织拉丁舞的表演、诗歌朗诵，或播放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去回溯香港人的一段历史。

　　香港文化坚韧的精神气还在

　　第三点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共事物的公民参与，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热爱。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香港人实际上都是很冷漠的，他们非常冷淡，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只想着如何打工赚钱，为了养家糊口是很拼命的。他们不会用很大的力度去参与社会公共事物。但是自从这样的集体记忆和本土文化生发出来以后，香港人意识到我要参与到这个社会中去，因为它毕竟是我的社会。

　　举一个例子，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规划上面，香港政府非常有雄心地想把这个地方建设成有着世界一流的电影院、博物馆，聚集世界最一流的设计师的文化活动场地。但是香港人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世界第一流，我们需要的是有香港特色的东西，例如本土的艺术家。所以，他们为了抵制这样偏重商业色彩的政府行为，就组织了一种叫做公共资讯的平台，大家一起参与进去，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由于皇后码头、天星码头被清拆，在其他地区的旧街区旧街道，比如东区警署，比如大角咀的旧街、深水埗这些市民生活区，都要予以保留。他们组织在一起，到这些地方张贴标语，说我们要保留这些地方，告诉香港政府市民的想法。

　　第四点是文化骨子里香港人有一种非常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最集中最精彩的体现在一部动画片《麦兜故事》里。我们都知道麦兜，它小时候从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成长于深水埗或石硖尾这些贫困的社区。我会经常有一点错觉，看到狭窄的街道两旁幼儿园的标牌，我会觉得那些就是春田花花幼稚园的前身。春田花花是比较有市井气息的，在破旧的楼阁的最顶端，楼下说不定就是菜市场。麦兜就是在这样的市井生活里长大，毕业之后想当上班族，去找工作却找不到。因为2003年的时候正赶上香港经济危机临近收尾时的一段经济低迷。麦兜从这样的幼稚园上小学，上中学再到大学，大学毕业后求职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很沮丧，但是麦兜没有，他没有放弃。他要去长洲，去抢包山。抢包山是香港的一个传统。大家一起登上一座挂满包子的包山塔去抢包子，抢得越多表示自己来年的运气就会越好。当时正好奥运会，帆船运动员李丽珊获得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块奥运金牌，麦兜过海的时候站在船头，觉得自己是李丽珊的化身，于是站在船头高呼“香港运动员都不是腊鸭（垃圾）”，相信自己可以从逆境中重新走出来。

　　香港电影发展形势，虽然往日繁盛不再，但香港文化中这股坚韧的精神气还在。近年越来越多本土性很鲜明的电影出现，像《岁月神偷》、《桃姐》、《低俗喜剧》等等，这些电影不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流香港电影那般商业化，也不像王家卫和关锦鹏这类导演力求将香港本土性高度艺术化。这来自于香港的本土文化工作者对香港文化的一种巨大的天然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自觉性、坚韧性，加之民众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香港文化最终是不会式微的，终能在新时代中找到出路。

　　文/严飞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