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粮的粮子

　　粮子，不是人名。当年，我们那里人，把当兵吃粮的人叫做粮子。我们村就有这么一个粮子。

　　民国时期，我们村的这个粮子在新疆的陶峙岳部队当兵。也许，是由于长时期在新疆生活的缘故，粮子有一下巴茂密的大胡子，嘴巴仿佛是从胡子里掏出来的。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用粗话骂人。

　　我年轻时，粮子已经老了。其实，老头子的心地还是善良的。他是贫农，“文革”时的红五类，有条件整人，可他不做过头的事，也不为难那些地主富农的孩子。我和粮子一块儿犁地、播种、收割。干活时，粮子对我很体谅，重活儿、累活儿，他都让我靠边站或打下手。

　　“文革”结束前，村子里开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会，粮子竟然几次上了批斗台，主动和地主富农分子站在一起。村里人都很惊愕--他是贫农，为什么要主动接受批斗？村里的工作组也觉得蹊跷，几次从批斗台上将他向下拽，他还是不下来。那时，社员们就怀疑，粮子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没几天，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粮子找到驻队工作组主动交代：他偷了生产队里的粮食。粮子当了好多年生产队的保管员，他一个人掌管保管室的钥匙，独自掌管给麦包按印的大木印。粮子将偷粮的过程也细细地交代了：每当夜阑人静之时，他悄悄打开保管室的门，装上一斗或半斗粮食背回家。每月偷个一两次，几年下来，上千斤粮食就被他偷走了。那年月，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我们一家在青黄不接的春天里，常常有一顿没一顿。我的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候曾讨过饭。粮子去城里黑市，把偷的粮食高价卖了，然后再买些便宜的薯干啥的悄悄背回家--他家连老带小十口人的嚼谷就有了。

　　粮子如果不主动交代，谁能怀疑他是贼？村里的人众说纷纭，不知道粮子为什么要主动坦白。有的人说，他是坏事做得太多，心里害怕；有的人说，他是心里发虚，担心被揪出来批斗；有的人甚至认为，老汉神经不正常了。但此后，他的保管员身份就被取消了。他一夜之间从“红五类”变成“黑五类”。

　　从此以后，粮子沉默寡言了，整天不说一句话，也不上地劳动。他老是迈着艰涩的步子，在街道上彳亍。我老远叫他一声粮子叔，他不吭声，也不回头，依旧迟缓地向前走。

　　1979年，我在生产大队担任干部，粮子见天儿到大队里来，站在大队办公室，一语不言。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还是不言语；我叫他坐下，他不坐，站在三步开外，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我给他递一杯水，他不喝；递一支烟，他不抽。他的目光呆滞，已经花白的大胡子乱糟糟的，看不出面目是什么表情。

　　两年以后，粮子病了，我去看他。他说，你现在是大队干部，以后会弄成事的；一些话，我要给你说，不能装到棺材里去。那几年，我不该偷粮食，叫你们挨饿。我那时如果不说，心里就像长了蛆似的；说出来后，让人骂成鬼，也安心了。人到啥时候去，都不能瞎了良心，丢了善心。我说，我记住你的话了，粮子叔，你安心养病。

　　不久，粮子过世了。

　　【原载《今晚报》】

　　○冯积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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