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教子女

　　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什么运动，只知道那还是“文革”初期。晚饭之前，村中心路口的锣鼓就响了起来，全村人都知道又有大会。那次会不知是哪位高人出的招，真的很绝。大会开始，黑五类分子照例被押上来，而且是已经被绑了的，但有人又拿来一些绳子，在每人背后接一根，然后把绳子的另一头扔到了梁上。人们知道，这是要把他们吊上去。这一切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把他们拉上梁的任务，却不再由民兵积极分子完成，而是交给了那些黑五类的子女。村干部和驻队干部讲得清楚：这是要考验一下“可教子女”们是否真的与其反动父母划清了界线。

　　今天回忆起来，我已记不清那天被拉上房梁的有多少人，只是庆幸那时我父亲还不是“反革命分子”；如果是，我真不知自己会怎么做。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富农婆”和他的儿子。在民兵的呵斥之下，儿子开始拉紧绳子把他母亲往房梁上吊。可是，母亲的双脚刚刚离地，就疼得大叫了起来，儿子终于不忍，一松手就把他母亲摔在了地上。这边正要去扶母亲，那边民兵已在厉声呵斥，于是儿子再次去拉那根绳子，结果仍然是母亲刚刚悬空，就惨叫了起来，儿子又松手了，母亲再次被摔在地上。如此反复若干次，母亲最后说：“儿啊！你干脆把娘摔死算了……”那时候，我觉得她不是在埋怨儿子，而是在表达着内心的愿望。

　　人的性格各不相同，这位取名叫“学东”的儿子，显然没有他的学习榜样那样强大，成了怯懦者的代表。坚强者又分两种：有人闭着眼把爹妈拉上了房梁，无论爹妈如何嚎叫，拴好绳子完成了任务，因而受到干部的表扬。有人则无论怎么威逼，就是拒不执行。前街的李文贤就是后者，我因此对他颇有好感。他因拒绝那根绳子而被民兵拳打脚踢，却最终也没接那根绳子。他宁愿顽抗到底，宁愿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顺便交代几句：几天后文贤就从村中消失了，据说是去新疆做了盲流，曾经秘密给家里捎过口信，但此后就没了消息。“文革”结束之后，他的母亲和弟弟都在等他，一年又一年，母亲终于等不及，去世了。弟弟仍在等，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原载《今晚报》】

　　○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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