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

　　试图用人为的计算、模拟和策略性选择来代替市场，无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的有效甄别淘汰问题

　　20世纪30年代经济理论界发生的东西方之争，因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而宣告结束。计划经济以失败的试验和实践证伪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争鸣。市场和计算之争，宣告了计算是理性的一个工具，但是计算不能代替市场。8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市场经济深刻改革、转型和发展的又一关键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再起争鸣，这一次是大数据与市场的争鸣，即大数据能否代替市场，实现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的另一表现，则是关于政府能否制定和主导有效的产业政策之争。这个领域是计算与市场之争的一个变种，主旨是政府以策略性政策选择来代替市场。

　　东西方之争：人为计算与市场经济核算

　　20世纪2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建立了。彼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和前苏联学者，本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很快实现了前苏联的国民经济恢复和新的经济景气。而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由其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市场经济在整个西方的信念。这一东西方比较，引发了人们思考人类经济出路的争鸣。

　　20世纪30年代左右发生的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与以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的东西方之争，正是从激励和信息以及博弈与公地悲剧角度，揭示了人为计算是无法代替甚至也无法模拟市场经济核算的。

　　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计划经济不存在价格，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米塞斯从经济合理核算角度，宣布了计划经济的不可实现。

　　兰格回应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来实现逼近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均衡价格和生产资料的配置价格，实现供求平衡和资源合理配置。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与兰格商榷的三点意见，一是中央计划者的信息搜集和处理困难；二是中央计划经济中的激励问题；三是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不是兰格所迷恋的静态均衡。哈耶克指出，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大数据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再起争鸣

　　马云日前表示，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未来三十年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这一观点引发了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一番回应，一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鸣再度燃起。

　　钱颖一指出，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是信息收集和计算，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又有希望了。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

　　吴敬琏指出，马云的判断不对，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学者第一次论证了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个前提，信息必须是充分的。但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经济活动中，信息是分散产生的，不可能把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的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

　　张维迎指出，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来改变资源的可用程度，甚至获得全新的资源。这种创新不是大数据能提供的。

　　马云的基于大数据理念和实践提出计划经济可能的基础是，“因为数据的获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数据是市场中经济人相互博弈和决策冲突合作之后留下的资源配置的痕迹，也许可能通过数据去发现经济人的动机机制和下一步选择倾向，但是，对于利益和决策相互冲突的经济人的市场合作结果，是很难把握的。即使可以静态地把捉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动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和行动则完全不同于静态把捉到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企图借助大数据，基于静态的市场经济分析，来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以为把捉到了真实动态的市场经济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就以为可以运用计划来实现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替代，这完全是荒诞无稽的。

　　马云在可以摸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了，“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这里的问题是大数据让谁对什么的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如果是让中央计划局对价格的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那么，这里显然犯了逻辑合成谬误的陷阱。因为数据都是个体企业或行业的，一旦由此合成市场经济整个的逻辑，那就成为一个谬误。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企业对产品和产业的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这一点，短期可能能够预判和计划，但是不确定性和创新最终埋葬了这些预判和计划的企业的生命。

　　一种可能，基于大数据可以实现计划和预判经济，那就是通过大数据来操纵和误导社会民众的选择，甚至通过大数据控制人们的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再是市场经济，而是哈耶克笔下的《通往奴役之路》。

　　因此，所谓大数据可以摸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可以代之以计划和预判的计划经济观点，不仅不支持计划经济，反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成为大数据的基础，市场经济越来越不可或缺。市场经济的根本是创新和企业家发现，是不确定性和资源改变，是信息和激励的解决。

　　产业政策之争：有为政府与市场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产业政策之争，或者说有为政府与市场之争。

　　林毅夫的主张是，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需要产业政策，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林毅夫认为，发展的关键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途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者都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市场”解决比较优势和配置效率，“有为政府”是通过在制度、法律、基础设施等领域来支持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

　　张维迎则指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注定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关于人类认知能力有限，张维迎认为，所有重要的创新、新企业的成功、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关于激励机制扭曲，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会导致政府官员和个别企业家合谋，变相授予特权和不公平竞争。由此，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

　　黄益平提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主要在于通过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为此，黄益平指出实现有效的产业政策的条件，一是顺应市场，二是不限制竞争，三是谨慎干预，四是要有退出机制，五是做事后评估。

　　从林毅夫、张维迎和黄益平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界定与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混为一谈，导致逻辑混乱。林毅夫基于资源有限，提出政府通过策略性使用有限资源，优先帮助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里存在着张维迎所说的人类认知能力限制的问题，无法甄别哪个是未来有最大贡献的产业，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张维迎指出的激励扭曲的问题，策略性选择最后变为权力寻租和利益同盟的特权手段。这两方面的问题也适用于黄益平的谨慎干预、退出机制和事后评估。至于黄益平的顺应市场和不限制竞争两个准则，既然市场自身就解决了，又何必政府去顺应和不限制竞争呢？张维迎从人类认知能力限制和激励扭曲指出产业政策必定失败，也揭示了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不确定性是经济中的根本问题，市场通过企业家和创新解决了不确定性，实现了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资源改变和新资源发现。

　　笔者认为，产业政策争论的核心，就是政府官员能否代替市场，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这里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面临和兰格模式的中央计划局的官员同样的问题，即信息和激励，发现企业家和创新，以及更重要的是动态真实经济有效运转。由此，我们可以说，产业政策之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有为政府和市场之争，不过是变相或局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再争鸣。

　　结论

　　市场经济的根本，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和传递经济中遍存的局部信息和偏好差异，通过利益冲突又有合作的经济人的决策，来不断发现真正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不断改变资源配置和发现全新资源，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实现社会公众的自由幸福追求和社会进步。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不确定性，信息与激励，创新与全新资源发现，真正创新企业家的产生和证伪，市场对此的有效配置和解决，是任何一个人为的设想或空想努力都难以企及和代替的。

　　计划经济的主张者，试图通过计算或大数据获取，或通过政府官员的策略性政策选择，通过模拟市场，或摸着、或选择性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无法克服信息和激励以及创新和企业家发现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无法克服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不确定性。试图用人为的计算、模拟和策略性选择来代替市场，无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的有效甄别淘汰问题。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惠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