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零之前

　　导演郭柯把镜头对准了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郭柯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的团队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一回到家，丈夫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没上过学、一生未娶。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3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个人来管我一下”。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说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

　　没有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她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天黑了，龙庆想回去，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实际却对老人的情况一无所知。”郭柯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希望《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年轻人看到，让他们不排斥这个题材，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6日）

　　●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