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谈忘却说开去

　　口语中，人们常把“记忆”说成“记性”。有的人记性好，有的人记性差。大脑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再好的记忆力，恐怕也是既有“记性”又有“忘性”的。记性与忘性应同属大脑的功能。必要的忘记，正是保持大脑正常运动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对于那些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切不可忘记。因为那种选择性的“健忘症”是一种很可怕的“病”--它常常让一个民族几代人重复一个同类型的错误，很像一个人陷进了“鬼打墙”，左右都走不出来。

　　聪明人告诫过世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犯同样的错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再犯前人的错误。”

　　“忘记”，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忘记别人欠你两毛钱的事，无关紧要，可怕的是那种选择性忘记。我们东边的邻居，就有人患了这种“选择性健忘症”，明明是十几年侵略掠夺，杀人放火，却诡异狡辩，硬说那是“亲善邻邦”“共荣共存”。我一直担心东邻的小朋友们：他们不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国家侵略亚洲的历史。不知道真实历史的后代，不知先辈丑陋的子孙，怎能保证他们不重蹈覆辙，不走回头路！

　　与之截然相反，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不但不回避丑陋，而且愈是“历史教训”部分愈浓墨重彩，写得详尽深刻，比如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剥削虐待华工、经济大萧条等等。还有一些政治上的负面事件，比如水门事件，比如越战等，甚至都被拍成电影；这样，便让更多的国人知道、了解并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让后代熟知先祖们曾经的丑陋，并引以为戒。这是对后代负责，更是对历史、国家与民族的负责。

　　其实，我们的历史，亦不乏此类记载。最典型的代表便是“董狐之笔”。董狐是春秋时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名史官。晋灵公年纪很小就继位了。他不但幼稚，还干了些荒唐事。国相赵盾多次规劝晋灵公无效，灵公甚至要谋杀赵盾。赵盾为了一己安全，又舍不得国相这顶乌纱，就逃出京城。没几日，赵盾的堂兄弟赵穿，趁晋灵公酒醉，派心腹杀死晋灵公。赵盾闻讯返回京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他继续担任国相，主持朝政。董狐把此事记入史册，毫不含糊地写道：“赵盾弑其君。”封建时代，杀死帝王或尊长叫“弑”，这是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赵盾知道后大惊，向董狐声明自己并没有弑君，何罪之有？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走并未出境，归来也不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你不负，该谁来负？”后来，孔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然而，当下我们对某些史实，总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比如“反右”“文革”等，年轻人对这些历史事件似知非知，似懂非懂。以至于有些年轻人听说当年串联时，坐火车不用买票、到哪儿都有饭吃之后，竟对之向往不已……真真让人倒吸几口凉气。

　　【原载《今晚报》】

　　○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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