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整年，都是我人生的绝望期。一年里，活不下去的念头，总在心头徘徊，挥之不去。那一年，我此前的一封对“文革”有怀疑的牢骚信，被同学和老师告发，我被全团批判，全师通报。少年孟浪的我，因为此事，殃及了原本就处境艰难的父母。团里的政工干部不相信这封信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写的，一定要挖黑后台，因此，我被关了三天。中学毕业，我被发到一个边远的连队去养猪，一进到这个连队，礼堂里铺天盖地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和大字块。走在路上，小孩子冲我吐口水。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一致认为，张鸣从此完蛋了。
“文革”一年之后，父母就进了牛棚，我被学校开除。但是那时太小，活得懵懵懂懂的，对苦痛的感知，没有那么明确。可是，这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在“文革”后期暂短的“回潮”过程中，由于学习成绩好，书读的多，一度在学校还挺神气，学校的宣传稿、文艺演出的快板书，相声和话剧，都是我的手笔。没想到，临到毕业，却掉进了冰窟窿，周围全是冷眼、呵斥。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狗崽子，再加上这个祸事，一辈子肯定就这样交代了。
绝望到极点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去死。不会水的我，走进河里，没被冲走，到对岸了；摸电门，电门鼓了；割腕自杀，血流了一会儿，自己止住了；不吃饭，连续八天，什么事儿都没有。每次赴死不成，求死心就淡几分，死了四次都没有死掉，索性不死了。
死罪躲过，活罪难熬。难熬也得熬，脸皮慢慢变厚，人家的白眼、嘲骂、呵斥，都视若不见、不闻，埋头干我的活儿。一进猪号，就派我值夜班，伺候母猪产仔。这事其实不难，就是脏点，关键是别睡觉，母猪翻身压了小猪，能及时给弄出来。原本值夜班的，是个知青，到了夜里就呼呼大睡，小猪能死一半以上。换了我，一个也不死。实在困狠了，就倚在长条凳子上眯上一会儿，稍有动静，马上就会醒来。在下夜班之后，我还会主动修修猪圈，起猪圈，加工饲料。一来二去，养猪班上下，对我印象开始转变，笑脸多了。
当时最难受的，除了人的挤兑之外，是没有书看。在学校的时候，书也有限，但能看的，大概总有百十本。而现在，我手头只有一套线装的《三国演义》，一套新出的《红楼梦》，两套书，翻来覆去地看，都看腻了。后来打听到连队图书室有一套《鲁迅全集》，一直搁在那儿没人看，在人们对我的印象有所改变之后，我厚着脸皮，跟文书磨，要求借来看看。架不住我三天两头地去磨，我们的文书，一个上海女知青，就把书借给我了。
于是，《鲁迅全集》就开始伴随我的猪舍生涯，只要有闲空，我就看。先看小说，再看杂文，然后是译作，最后连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学术著作，也啃下来了。通过详细阅读后面的注释，我知道了不少的文史知识，虽说经常是似懂非懂，又找不到人问，但瞎蒙，有时候也能蒙对一点。
就这样，尽管政治形势看不到一丁点的光亮，我自己也明白，如果就这样下去，我这样的人，一点前途都不会有。在这期间，我所有的投稿，即使有了下文，杂志社来信到团里调查我，也都被打回去。出头的希望，是完全断了，但是，我却走出了绝望。也不知为什么，我坚信中国不会总是这样的，会变的，一定。后来想想，也幸亏在那样绝望的日子里，我没有放弃自己，就此沉沦。
【选自微信公众号“张鸣”】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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