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体育精神

体育家李宗仁—— — 读者或许以为我把名字写错了，也或许以为另外有一个李宗仁。所以，我首先要说明，名字没有写错，这位李宗仁就是那位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抗战名将李宗仁。

说李宗仁是军事家，无人异议，说李宗仁是体育家，令人疑惑。难道李宗仁参加过奥运会，还是世界杯？没有。那么，标题的体育家是不是一个比喻，将军事家李宗仁比喻为体育家？

不是。这个标题中的体育家李宗仁不是比喻，而是陈述。虽然李宗仁从来没有参加过奥运会、世界杯这些运动会，但是，李宗仁却有非常高超的体育才能，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体育老师。

这个说法不是戏说，不是野史，而是有事实为依据。

《李宗仁回忆录》有详细记述：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作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为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浑名叫做“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上述两段文字说的是李宗仁在桂林陆军小学术科学习情况，后来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回到陆军速成学堂步科学习，陆军速成学堂有马术一科，李宗仁学得极好：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上跃下，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作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以上几段文字足以说明李宗仁体育才能之高超，下面，我们看看李宗仁作为体育教师的成绩：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体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得，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鹊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俸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李宗仁既有高超的体育才能，又是优秀的体育教师。李宗仁在体育事业上有如此成就，与其家乡武风颇盛有关。“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李宗仁是广西临桂两江（木田木）头村人。直到今天，临桂仍然是中国举重之乡，出过唐灵生、石智勇两个奥运会金牌得主。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李宗仁家乡有很好的体育氛围。

李宗仁走上军旅生涯，也与一位武术老师有关。这位武术老师姓名李植甫，湖南人， “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李植甫是（木田木）头村聘请的拳师，在村里开设武术教馆，与李宗仁的父亲李培英一见如故，成为李宗仁家的座上客。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包括桂林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即李植甫的同乡。所以李植甫对该校情况非常了解。正是在李植甫的极力劝导下，李培英决定并督促儿子李宗仁考上桂林陆军小学。

李宗仁不仅体育才能高超，体育教学优秀，而且，因为学体育、教体育，养成了“体育家精神”，这是李宗仁有别于其他同时代诸多精英的高贵品质。

何谓体育家精神？

我曾经在《读书》上读到过一位作者回忆清华园的文章，作者用两个英文单词来概括老清华的校园精神，分别是 Sportsmanship 和Teamwork。

Sportsmanship，就是体育家精神。该文认为体育家精神的内涵包括堂堂正正的比赛态度和杰出超群的竞技才能。我愿意简化成两个短语：一是追求卓越，二是遵守规则。

千万不要小看 Sportsmanship，它绝不只是一个显示身体才能的词汇。事实上，Sports-manship 暗喻了做人的至高理想。因为，英国在发明现代体育的同时也发明了现代体育的规则。规则是体育竞赛的精髓，Sportsmanship则是服从体育竞赛规则的实际能力，它同时还表现为胜利时的宽容姿态以及失败时的绅士风度。体育家精神原则已越来越广泛地通用于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它直观地表现为许多体育竞赛规则已作为成语在日常生活广泛使用。以拳击项目为例，Below the belt 本是犯规动作，转义为不择手段，暗箭伤人；Never hit a manwhen he’s down 本是竞赛要求，转义为不要趁人之危。体育竞赛的规则就这样融入了日常生活成为做人的规则，体育家精神就这样升华为理想的人的精神。

今日世界，没有人不知道 Fair play 和Playingthegame，除了作为竞赛专门用语外，它们都延伸出广阔的文化内涵，表达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理念和光明正大的为人道理。而这一切，恰恰是 Sportsmanship 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作为体育优等生和优秀教师的李宗仁，深谙且秉承体育家精神，而且将体育家精神贯彻于其人生事业中。

不妨举三个事例。

一个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众所周知，李宗仁参加了 1948 年的副总统竞选， “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候选人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都是实力雄厚、各有特点的人物。李宗仁参加副总统选举，固然如他所说是“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如果不是秉持体育家“公平竞争”的精神，李宗仁也不会参与这在别人看来“既吃不着羊肉，又惹一身膻”的事情。

第二个是李宗仁对战争失败的态度。1949 年，南京失守后，李宗仁临时飞到桂林，与他的高级军事人员商量对策。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当年《中央日报》（广西版）副社长陆君田对这段历史也写过短文，标题就是《李宗仁的“体育家风度”》，写的是 1949 年 4 月 28 日，陆君田走访李宗仁，问及李宗仁今后的行止，李宗仁说：

国民政府好似一座虫蛀的木屋，没有风吹也得倒。我这空头总统，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想息兵谋和，收拾残局，解人民于倒悬，不料被别人（指蒋介石）在背后百般掣肘，苦不堪言。时至今日，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我年轻时当体操教员，现在既然在内战中失败了，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于心足矣，夫复何言！

“体育家的风度”，这是李宗仁的夫子自道。由此可见，李宗仁的体育家精神是一种文化自觉。

可惜的是，李宗仁“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的想法因为白崇禧等的强势阻拦而未实现，否则 ，中国现代历史或许是另一番模样。

第三个是唐德刚对李宗仁海外精神状态的评价。

唐德刚是《李宗仁回忆录》的撰稿人，自1958 年暮春至 1965 年初夏，他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李宗仁合作，写出了《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文二稿。可以说，唐德刚是最了解李宗仁晚年真实内心世界的人。他对回国前的李宗仁如此评价：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 — 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的党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里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这里的“服输”，其实就是体育竞技的正确态度。战争失败的李宗仁或许尚未真正“服输”，但经过对大陆 20 年建设的观察，他终于“服输”，坦然、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表示“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 他的服输，他对打败他的对手（甚至是敌手）的至愿，表现的正是值得推崇的体育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