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亿裸捐，只为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

　　2017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万千人慕名来到成都市安仁镇，参观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系列馆。谁能想到，这个中国唯一分布着30座各色博物馆、拥有1000多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小镇”，是由一个人缔造的。他曾官居副市长，却为了恢复民族记忆甘当“破烂王”，辞官后“捡”出了价值80亿的财富，又悉数捐给国家。这位热血“馆奴”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敢想敢拼，副市长为“收藏历史”辞职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骨子里流淌着行伍的血液，从小性子野，胆子大。“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两军相逢勇者胜！”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他。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樊建川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一教，就是8年。

　　樊建川天生不甘平庸，令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工作，他却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头，太没有挑战性了。1987年转业后，命运又眷顾了樊建川一次，他走进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从此步入仕途，并在34岁时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在西安读军校时，当地有条古玩街，樊建川常去闲逛。因为是军人，樊建川对抗战前辈心怀敬意，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参加工作后，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还有没有。为了收藏，樊建川连饭都可以不吃。每月一拿到工资，他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搜寻“宝贝”；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他会缠着那些叔叔伯伯要一些老报纸、带有红色烙印的茶缸等旧物件；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1个月捡到一件，樊建川都会很兴奋地把玩半天。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兴起，樊建川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十几年辛辛苦苦搜寻来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只要有钱，能淘回来的宝贝太多了！”可惜他当时收入低。于是，1993年樊建川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

　　甘当敲钟人，卖亿万资产保留“抗战记忆”

　　樊建川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跟朋友们共同凑了一笔钱，合伙办起了房地产公司。当时，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女儿只能睡沙发。起步资金不足，樊建川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但他们开发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1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

　　当年11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被“置之死地”的房产公司，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的小区，樊建川开发的房子悉数售出，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这时，他的梦也活了。赚到钱后，樊建川甩开膀子，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抗战收藏品，马上就买。

　　1998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辗转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

　　有一次，他在北方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他赶紧付钱，硬是把50吨的碉堡拆分成几十块，运回千里之外的四川。

　　当时樊建川只是为了一份军人情结，在默默做这些事情。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时，樊建川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工作人员还向他讲解了申办私人博物馆的条件。樊建川回家后一拍大腿：“建！”

　　对于他的这个大胆举措，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但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过着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不但要建，一开始就把规划圈定在500亩左右。他四处去找合适的地块。人家一听，就觉得他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做房地产的吧？”最后，只有成都大邑县信了樊建川。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当时，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也是优秀纳税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垮一块砖。

　　生意越做越大的樊建川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但为了“建一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梦想，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悉数卖掉了名下的资产，把钱全部投到了建博物馆上。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月15日开馆！”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每个馆的工地上，他都让人立着倒计时牌，他自己睡在建材堆上，天天在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3天前大家都觉得不行，却硬是被他连战3天拼下来了！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捡”出80亿，缔造博物馆聚落捐国家

　　不久，樊建川又收集到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樊建川收藏之庞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近2万本、像章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

　　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樊建川再接再厉，又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

　　到2011年，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在安仁小镇上被激活了，透过一件件文物，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进到建川博物馆中，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樊建川将248位飞虎队员的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伯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号啕大哭。

　　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方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及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被飞弹损毁的。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30亿元财富，一分不留全都投进去。在安仁镇这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中，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个系列共30座场馆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场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构成了巨幅历史画卷。

　　为了打造这个全球唯一的博物馆小镇、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昔日的亿万富豪樊建川，生活越来越简朴，他穿几十元钱的衣服，吃便宜的外卖。“建博物馆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他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又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休闲配套服务。通过樊建川不懈打拼，集酒店、展馆、红色旅游等于一体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年终于能实现2000万元的盈余。这些钱，能支撑博物馆的各项支出，结余的，樊建川都拿来买藏品。

　　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体估值高达80亿元。但樊建川决定，自己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他和妻子已与当地政府鉴了裸捐协议书。樊建川发自内心地期望，这些珍贵文物可以被好好照顾，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一个人要成长的话，你的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

　　美国布莱恩大学曾于2008年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想为自己国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冯小刚说：“他是个梦想家、冒险家，也是个实干家。”

　　2017年，樊建川仍在搜集文物，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的，关于时代建设的……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座记录中国现代史的博物馆。《论语·里仁》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无非是为真理、正义事业而死。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舍弃了一切财富、名誉，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却激活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并保留且延续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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