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辈子只打过我一次，狠狠地打过我一次，但这一次让我记一辈子。
那天，我和同一个生产队的老刘家三小子为一句口角拉起了“黄瓜架”，他姐姐外号小喇叭，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家，大声喊道：“老程头，你还不去看看，你家儿子把我弟弟掐得都快没气了，这是地富反坏在报复贫下中农！”父亲正要出屋，恰好我没事人似的走进来，父亲扯着我的衣领子薅过去，掀起我的衣服后襟就是一顿巴掌。我虽然看不到，但感觉到每个巴掌都会留下五个手指的印痕，每一巴掌都在发泄一种怒气。
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两个孩子打架而已。父亲年轻时跟着“国军”跑了四十八小时，后来就开了小差，但也还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想掐死贫下中农的儿子，这不是阶级报复是啥？这回我闯了大祸，父亲压抑在心底里多年的郁闷一下子迸发出来，变成我后背那狠狠的巴掌。
后来的某一天，父亲不知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下对我说，他从来不打孩子，哥哥、大姐、二姐，他从来没有动过一个手指头。父亲是他那辈为数不多读过中学的人，解放后政府办学，缺乏师资力量，成为一名教师。
父亲数学教得好，总是在教五、六年级的数学。凡是在我们公社中心小学毕业的学生他都教过，可谓桃李芬芳。父亲课教得好，待学生好，是出了名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名师”。他的学生后来有出息的很多，都很尊敬他。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当时的父亲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有一天，工作队召集他们去开会，我知道是开“地富反坏右”的会，回来后父亲让母亲找一块白布缝在袖子上，自己找了圆珠笔写上“历反”两个字，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学生是工作队员，让他可以把历史反革命简化成“历反”两个字，这样模糊一点，有些社员看不懂。父亲像受到了多大的恩赐。
父亲有咳嗽病，后来的几年里咳嗽得越发厉害，常常是半夜里喊我起来，让我去给他切块萝卜压压咳。他还常常写信，让我拿着去找他那些在各公社、大队卫生院和卫生所的学生，买点紧俏的止咳药。我常常是淋湿的衣服还淌着雨水，跷着脚，举着父亲写的条子，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柜台后的那个人。有人说父亲肺病是当老师时间长粉笔灰吃得太多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烽火燃得正旺的1969年早春，有一日父亲说他肚子隐隐地疼，开始是吃两片镇痛片扛着，后来吃大把镇痛片也扛不住了，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肠癌。
父亲攥着那个诊断回到家，又坚持了半年，无奈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那些学生，年仅五十二岁。
父亲的病也许是因为心火而生，父亲是个极要脸面的人，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怎能扛得过来。我常想，父亲当年打我的那顿巴掌如果真能消除他胸中乌云一样厚重的郁闷，那多打我几次该多好啊……
【原载《今晚报》】
○程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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