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辩手的绚丽人生--专访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相对的对与错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网页上，对莫里斯的一句引语是 “It is simple to be wrong as well as to be right，and it is none too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相对的对与错）。这正是一个辩手的思维方式。

　　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里斯爵士是最有“007”风范的经济学家。我们先后多次和莫里斯交流，他笃定自信、文雅从容的气度，也是当代愈加罕见的绅士风度的代表。

　　1957年，莫里斯从爱丁堡来到剑桥大学求学，由于才华过于惊艳，他被招募进入神秘精英社团--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同时代的社员还有剑桥学派创立者昆廷·斯金纳、后来的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等等。“我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这个学院产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超过了整个法国的获奖者。进入这样的环境后，自己就会获得一种探索新发现的信心，别人也会预期你将获得诺贝尔奖。”

　　莫里斯是个谦逊、严谨、稳健、踏实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与著作数量不多，但大都是经典文献。所以，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把他列入一流经济学家之列，对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一知半解。

　　莫里斯在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成功的道路可以有很多条。并不是成绩好就能成大事，关键是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33岁就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还凭借一份内部交流文稿摘走了国际经济学界桂冠。

　　关于对学术研究的建议，莫里斯表示，“我想强调独立思考的方法，要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事实来培养创造力。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有各种丰富的经历，比如我们要去阅读大量的论文，去不同的国家旅行或访问，会见不同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些学习和经历会让人变得更具创造性。”

　　一直到本世纪初，莫里斯的中年时期都是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书育人中度过的，其中他多次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和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2009年，莫里斯受邀成为新设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莫里斯开玩笑说，“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做PPT。当陷入深度思考的时候，我会去弹钢琴。”

　　莫里斯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公民。“我出生在苏格兰，在英格兰接受教育，在美洲和欧洲工作，近年来在香港做教育家，每年中的几个月，我还会去澳大利亚探望我的女儿。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全球化公民”。

　　莫里斯和中国很有缘分。他曾经是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和帕瑞莎·威尔森（中文名为白霞）的第二次婚姻也是中国因素促成的。基于以上原因，莫里斯和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在和莫里斯的几次见面中，他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当年在剑桥大学的青葱岁月--和使徒社同学们一起辩论时事，探索科学前沿，谈论板球场上谁是全能手而谁得了鸭蛋。

　　青春是最美好的，每个人都怀念它。--这是最佳辩手说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

　　糟糕的国企应该破产

　　中国经济报告：在几个月前我们曾就国有企业问题对你进行了采访。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将国企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国企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激励问题。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国企的激励问题？员工持股是一个好的办法吗？

　　詹姆斯·莫里斯：员工持股计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激励，员工只有在股价上涨时才有利可图，因此员工有动力创造利润、降低成本。一般认为股票期权的问题在于会激励过度。企业股价上涨，员工可以行权，股价下跌，员工也不会有损失。这导致员工可能会冒更多的风险，使得企业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况，甚至面临相当大的损失。持股计划则不存在这方面问题，因为股票是实际持有的。那么员工持股的问题更多是对工资的影响，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实行与利润挂钩的奖金制度，但我想大部分员工都希望能够获得稳定的高工资。这是一个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企业家认为他们在激励员工，但员工可能并不这么想，员工不得不为了竞争而扩大业务、冒风险。

　　不过总的来说，我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总体上是一个好的激励方式，让员工为企业创造利润，即使是员工的行为无法被监控，你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员工是否按照你的想法开展工作。这是利润分享计划无法做到的。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在推动国企做大做优做强的过程中，国企会出现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吗？就像银行那样？

　　詹姆斯·莫里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破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所以一方面我认为糟糕的国企应该破产，但另一方面仍然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企业客户、员工、供应商等相关人员进行补偿，这方面有很多专业的讨论。

　　政府和银行如何为这些人员提供支持呢？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人应该受到一些惩罚，但那些没有参与决策的人（比如保洁人员、普通员工等等）应该获得补偿。这就回到了核心的问题，我认为企业应该向这些群体提供一些保险安排，使他们在企业破产时能够获得补偿。

　　中国经济报告：有时候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和银行会继续向僵尸国企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会对效率和竞争造成长期的损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詹姆斯·莫里斯：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需要保留僵尸企业？有时候你不想关闭这些企业，是因为其他人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运转，比如战略投资人。但通常情况下，我认为僵尸企业应该彻底关闭，而且我们看到银行救助破产企业时往往无法将这些企业卖出去。

　　政府缺乏激励也会导致委托-代理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时候会出现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

　　詹姆斯·莫里斯：我想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地方政府的表现。这方面有过很多讨论，基本的共识是不能仅用GDP增长率或公共支出来评价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还需要关注环境污染或交通拥堵的改进。我在几年前就听到李总理谈及此问题，但我还不确定中国是否已经将这些评价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晋升的考核中。

　　中央政府可能不指望地方政府能够立即解决环境或交通问题，从而可能激励并不及时。这有点像企业的激励问题，很多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会立即见效，所以人们没有动力去做。以北京的空气污染为例，上级政府没有使用严格的货币激励、没有提供充足的具有经验的专家等等，这些都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而言，实际上是没有人为他提供激励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呢？我想可能是靠责任感吧。

　　大城市化发展模式必然会引起房价上涨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及调控政策？

　　詹姆斯·莫里斯：对于这个话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长期和短期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个人也是从香港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新闻，从这些报纸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收紧或降温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我在这里想分享的观点是，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土地价格不断上升，很多人都希望在离职场或就业地点比较近的地方来租房或者购房，以降低出行成本和节省时间，但这会加剧竞争。如果大家都争相对这些房子进行出价，自然会导致房价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当然还会有一部分人住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出勤时间比较长，但是在大城市的偏远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竞争，从而导致偏远地区的房价上升。

　　所以，从经济规律来看，随着工业化或城市化的推进，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当我们选择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城市的大型化，而非增加城市数量时，那么房价或相关资产的价格自然会上涨，并且增速往往会超过经济增速。

　　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希望用模型来解答这些问题。理论上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城市偏远地区或郊区，会使得城市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大，城市的房价也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些模型都比较简单，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我们发现，在高速增长的国家，房价增速往往会高于收入增速，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房价上升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即阻止或不鼓励人们搬往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样的影响可能还不是那么大，即使房价如此高企，人们还是争相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买房。此外，房价的上升也可以让部分企业或员工迁往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城市，那里的房价比较低，人们可以在那里实现相应的就业。

　　最后，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城市居住成本或价格要远高于农村地区，而城乡收入差距也很大，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不平等。当然，对于很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城市的工资是农村的两至三倍以上，他们也会根据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因素考虑是回到家乡还是继续在城市生活工作。

　　全球不太可能完全走上保护主义道路

　　中国经济报告：从英国脱欧、美国再工业化、欧洲难民等事件来看，逆全球化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导趋势吗？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詹姆斯·莫里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想先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美国俄亥俄州，过去一直是美国钢铁行业的供应枢纽，他们批评中国投资了大量钢铁产能。但回过头考虑，中国可能也面临着跟美国俄亥俄州生产中心类似的情况。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如果自由度不断减少，这些制造业的生产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再比如英国脱欧，在我看来现在光抱怨已经太迟了。因为抱怨脱欧，并不会减小对意大利大量出口的冰箱行业的冲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要完全走上保护主义的道路，让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本身也会很难。其实在欧洲，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人数差不多是五五开，很难预测未来的走势。对于一部分国家，他们可能会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在观察那些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而且我认为他们并不会从保护主义这个方向中受益。正如之前的印度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时期，但是直到完全开放市场之后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功。所以一些国家会走上保护主义的道路，但是更多的国家会做得更好。我个人也理解这些国家的抱怨，因为随着低收入国家参与到自由贸易中，如果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国家不降低工资收入水平，很有可能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收入的均衡。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俄亥俄州的例子中，有一批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持着抵制的态度。另外，对于自由贸易而言，如果没有结合相应的补偿机制，我认为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好处。自由贸易的理论也许是非常好的，但不能完全纸上谈兵。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全球不平等问题。你是如何理解的？

　　詹姆斯·莫里斯：考虑到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速要快于富裕国家，这相当于减轻了不平等的程度。现在我在观察全球不平等程度减轻了多少。而从国家内部来看，不平等问题在过去20多年实际上是更加严重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世行和中国政府都有多个关于不平等程度的研究，有的观察到单亲家庭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低从而导致工资低，有的则是农村地区家庭因病致贫。

　　中国经济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应该怎么解决不平等问题？

　　詹姆斯·莫里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税，但是这不能消除不平等。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减少不平等，而是减贫，贫困比不平等更危险。虽然老百姓可能会讨厌富人，但很少会讨厌某个具体的富人，比如没有人讨厌比尔·盖茨，因为他把钱都捐出去了。

　　经济复苏需要新的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对全球经济还有着很大影响，你认为2008年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詹姆斯·莫里斯：我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很多州的法律和规定存在问题。比如在美国，如果你还不起房贷了，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就行了，不用管抵押贷款违约问题，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即使房价跌到低于房屋价值，抵押贷款出现违约，你也要偿还所欠的全部债务。所以一旦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相关的衍生品估值也会混乱，这是需要关注的地方。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走出了危机？

　　詹姆斯·莫里斯：我认为还没有，但受到较多关注的是部分国家的问题，比如希腊主权债务、西班牙低增长和高失业、德国的保守货币政策、日本负利率政策等，这些都有可能再次引发危机。因为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普遍比较悲观和消极，不敢进行风险投资，以至于很难走出危机。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全球经济的前景？

　　詹姆斯·莫里斯：我们或许需要新的创新。现在的企业创新更多是通过翻新产品以满足现有需求，比如不断更新换代的苹果手机。当然，很多人会关注这些创新，也吸引了大量投资。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模式并没有创造价值，既没有创造需求也没有创造供给。

　　近20年来，越来越少的新发明能够打动我们，这显然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有学者研究认为，信息经济对GDP的主要影响可能只有2%。我并不是极端地否认新经济或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

　　研究进展与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距离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有20来年了，你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是否有新的进展？

　　詹姆斯·莫里斯：让我想想时间点，我在得出获得诺奖的主要研究成果之后25年才获奖。在这之后我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毫无疑问1996年之后很少有公认的成果了。原因可能是随着人逐渐变老，很难再出新成果。也有可能是获诺贝尔奖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其他学者在税收领域的理论研究有新的进展吗？

　　詹姆斯·莫里斯：我最近在看一本很不错的书，作者是我的一个来自芬兰的年轻朋友，他和我一起在牛津大学工作。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最优税收，书中得出了很多数据结论。这些结论是基于非常可观的研究工作，推荐你完整地看一遍。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你的另一项研究委托-代理理论，霍姆斯特姆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你开创的分析框架，推导出最优契约的基本条件，在文献中被称为“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模型方法。在这方面有新的进展吗？我们可以看到莫里斯-霍姆斯特朗方法2.0的出现吗？

　　詹姆斯·莫里斯：这项研究主要是关于道德风险问题，这也是契约理论中最普遍的问题。也许我应该先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领域所研究的两大问题。我所研究的主要是非对称信息，也就是在一个契约中，契约的委托人只知道自己的倾向，而不知道代理人的特点。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因此可能在履行契约时隐藏一些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是，有些借款人会用借到的钱开展业务，他们可能会对契约的委托方（甚至还包括政府和银行）隐藏有用的信息，这通常比他所能做的事情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所开展的研究。

　　你提到的“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这个术语指的是在道德风险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条件。我们各自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在我们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一直在研究道德风险问题，比如对保险行业的研究。我很惊讶的是保险业有很多准确的数据，但他们没有总结出正式的理论，这个问题很复杂。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异同？

　　詹姆斯·莫里斯：我想你所说的政策研究指的是政策建议，不太使用数学工具。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会使用大量的数学工具这种抽象的方法来研究政策，比如研究应提高多少税率、消费税率是多少等等。我不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有真正被政府采纳过，政府可能会听取理论研究的结果，但不一定会遵循这些政策建议。当然也有一些政府比如英国财政部使用大量模型来预测经济增长，但他们通常会对这些模型采取保密措施，我们很难了解到。这类模型也不是我所认为的理论研究，因为实际政策的出台总是由人决定的，模型中的数据可能被更改，这在学术论文中已经研究过了。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使用极为简单的模型来描述问题，而政策制定中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根本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表达。模型永远不可能精确地描述现实，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不能准确预报天气一样。所以如何判断一个模型是否最大程度贴近现实非常关键。现在这方面还是欠缺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难点就在于没有科学的方法，我们只能等待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经济报告：当考虑政策建议时，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这是否也与理论研究有所不同？

　　詹姆斯·莫里斯：政策建议确实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但经济学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写了一本书《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托马斯·谢林也有很多关于军事政策的研究，这些都是经济理论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所以很多经济学理论是可以应用到政策制定中的。

　　中国经济报告 吴思 李大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