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怀疑推新政决心也需正视监管难题

　　对于中国足球的改革工程来说，政策固然很重要，落实却是关键，面对足协的18项改革举措，很多人士在表示认可的同时，也对足协的落实持有谨慎的态度。

　　“我们不仅仅是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抓好落实，比如引援调节费，我们要动真格的。目前，有些政策的执行会有些困难，但我们会努力克服困难，绝对不能出现谁贯彻谁吃亏的现象。”在“武汉会议”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在总结讲话时明确表示。

　　多个层面其实已经显现了足协的决心，比如青训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其中被各方极为关注的青训补偿，也就是联合机制补偿和培训补偿，足协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而另一些问题，比如引援调节费，以及可能实施的财务公平政策、“工资帽”等，足协其实面临很大的财务壁垒，真正突破和贯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李毓毅总结一再强调“动真格”

　　“武汉会议”公布的18项改革举措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关键所在，大部分政策落实其实并不困难，比如足协机构改革、大数据系统建设、人才引进等，只需要按部就班完成即可。

　　比如青训体系方面，在建设海外青训中心方面，首家海外青训中心已经揭牌，这就是中国足球欧洲青训中心（捷克），未来，中国足协还将在德国、西班牙以及巴西建立海外青训中心。

　　为了更好地保障青训体系的建设，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将亲自主抓中国足球的青训工作。

　　在这次会议期间，记者了解到，过去数年一直困扰中国足球青训的“联合机制补偿”和“培训补偿”追诉困难的问题已经破冰，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孙华告诉记者，2017赛季，鲁能获得联合机制补偿和青训补偿超过200万元。

　　“现在很多俱乐部都非常重视青训补偿这方面，在2017赛季，鲁能青训出品的多名球员转会中，我们俱乐部已经收到部分联合机制补偿费用，已经超过200万。现在各俱乐部都在重视青训，所以大家的方向和目标也是一致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向一家俱乐部索要联合机制补偿的时候，他们俱乐部说，我们没有负责这方面的人啊，不明白怎么弄，让我们也是啼笑皆非。”

　　孙华更是向记者透露：“非常感谢中国足协方面的协助，在索要联合机制补偿和培训补偿的过程中，我们曾向中国足协寻求协助，足协方面非常重视，李毓毅副主席更是亲自和其他俱乐部沟通协调，能够感受到，足协在青训、在联合机制补偿方面，是动了真格的，这对中国足球的青训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李毓毅表示：“只要俱乐部报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给大家回应，帮助大家获得青训补偿。”

　　李毓毅同时表示：“青训补偿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操作问题，我们建设大数据系统，就是让每一个球员，在他从小到大，从校园足球到青训球员，再到职业球员，所有的培训和注册信息都会在这个大数据系统内，有了数据，补偿就有据可查，同时，我们成立了注册管理部，在球员转会注册的时候就落实青训补偿，拒绝青训补偿的俱乐部将不能参加职业联赛。”

　　很多措施都在落实中，比如青超联赛在2017年就已经进行了试点。按照足协的计划，青超联赛，这个周末周赛制的青训竞赛体系，将成为中国足球青训竞赛体系的核心。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提醒的是，虽然发展校园足球是大局，但在校园足球球队参加青超联赛方面，足协一定要做好资格审查，避免影响青超联赛的质量，不管如何，青训竞赛的质量是根本，否则青训球员的锻炼价值会大打折扣。

　　查账本远非想象中容易

　　遏制泡沫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杜兆才、李毓毅、马成全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遏制联赛泡沫化，2018赛季的措施是继续实施引援调节费，而未来会有更加系统的财务公平法案，比如设置“工资帽”。

　　李毓毅在总结时明确表示：“我们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对于引援调节费的监管，我们是要动真格的。”

　　其实，出台政策并不困难，甚至保证政策的合理性也相对简单，最大的难题是落实，而这些所有的政策，在落实方面的难点都是财务方面的监管，按照现有的国情，以及中国足球的实际情况，财务监管一直存在极大的难题。

　　以外援的引援调节费标准4500万元人民币（约600万欧元）为例，尽管在2017赛季已经实施，但俱乐部有各种方式规避这项政策，比如分期租借，如果各俱乐部在未来都纷纷效仿，足协的引援调节费就形同虚设。

　　其实，给中超和中甲球队设置一个“外援外汇帽”可能更加合理，综合转会费用、外援工资等，折合出一个外汇限额可能更方便进行监控，比如按照俱乐部平均每年引进两名外援，以及一个赛季同时保有4名外援进行计算，转会费为600万欧元乘以2，工资为500万欧元乘以4，设置3000万欧元左右的“外汇帽”可能更容易操作，也能避免俱乐部钻漏洞。

　　当然，中超大部分投资人都有海外公司，届时通过海外公司来支付费用也会是一个规避监管的渠道，但相对而言，欧美联赛财务比较透明，足协如果下力气还是可以做好财务监管的。

　　如果说外援的财务监控还可以解决，那么内援的财务监控才是更难突破的大障碍。

　　首先，内援设置2000万限额，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固然现在中超引援已存在泡沫，但去泡沫化也不能过于脱离实际情况。按照目前一名顶级球员1.5亿引援费用看，控制到1亿以下，或者8000万以下还可以操作，但2000万，现在在国内转会市场连个

　　U23球员都买不到，可能仅仅买几个“人老珠黄”或者“乳臭未干”的边缘球员而已。

　　既然2000万的规定完全脱离实情，那实际上就是逼迫俱乐部钻漏洞和造假，但问题是，中国足协还能够监控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即便是通过专业审计机构来调查，仍旧无能为力。

　　那么，如果联合公安、税务等其他部门可以监控吗？答案仍旧是不能，很简单，俱乐部的投资人可以通过其他交易来补贴球员转会，还比如，未来实施“工资帽”，可如果俱乐部给球员发现金，而且现金不存入关联人员的账户中，足协又如何监控？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足协所谓的监控，恐怕只能监控像鲁能这类型的俱乐部，因为央企属性的鲁能财务审计一直极为严格，而且国企俱乐部财务造假成本根本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财务监管，反而最终演变成“贯彻落实政策的俱乐部”受到伤害，因为更多的俱乐部有无数种方法钻政策漏洞。

　　综合来看，在近期内，足协的重点应该放在外援财务监控上，相对而言实施难度不算太大，至于内援的监控，一方面足协有必要修订政策，比如设计“递进内援调节费”，2000万以下不征收，2000万到5000万只征收10%，5000万到8000万征收20%，8000万以上征收50%，如此俱乐部成本降低，自然不用刻意弄虚作假。

　　另一方面，就长远来看，企业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的完善，才可以为中国职业联赛财务监管提供真正的帮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足协以及体育总局这类决策层，必须慎重思考。

　　记者陈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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