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告诉我的事

人们习惯在网络上查找电影的信息，解决电影留下的谜团，仿佛这是一个属于影评人的时代，也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影评人的时代。

《战狼》横空出世，气势如虹，票房一次次刷新纪录，最终突破50亿大关，冲进年度全球票房前五名。当观众把这部影片和家国的富强情仇联系到一起时，中戏老师、影评人尹珊珊一段批评《战狼》的视频，开始遭到观众口诛笔伐，“你行你上”“崇洋媚外”的批评不绝于耳。

此时，我正每天 8 小时骑行在去拉萨的路上，一路上的风声、草木声和网络上不断的喧嚣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半月的时间，从四川到拉萨，我眼睛里都是另一部票房奇迹——《冈仁波齐》中的画面。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影院，其中 2000 公里的路上只有一家影院，只放映一部电影。有些人在外边流浪几个月，用双脚去走我骑过的路。晚上 10 点，大昭寺还有人虔诚地磕着头，仿佛当广场上的人烟逐渐稀少，他们就能分到更多的神灵的照拂。同时，我也还是会继续在沿路的各种地方写着电影评论性的稿件。

肿胀

我小的时候产生过几种肿胀，或许和我最终选择职业相关。

我父亲是名语文老师，从小翻看他的备课教案、他从学生手里收缴来的黄色小说以及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经典读物。其中就有两种，总是那么令人不快。教案中写满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对我而言如天方夜谭一般，背诵“鲁迅文章表达了劳苦大众精神的束缚”也实在令人作呕。当时我想不通，通过阅读产生的情绪如何人尽相同。所以日后我选择学了理科，大学专业是材料工程。

在阅读《水浒传》时，也令人心烦意乱。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除了让人拒绝再吃包子，也让我对她的英雄形象产生深深鄙夷。这样的想法总归有些离经叛道，自我观点的渺小，与一部文学巨作地位的悬殊，不具有可比性。我当时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少数派意见很难找到同类。

这是种相当文艺青年的思考方式，或许也是种能敏锐感知每种情感浓度的能力。

写影评的人，自然是喜欢看电影的，我从高中开始看了大量电影。寄宿的高中，只有周末是放风的日子，内心充满强烈的逃离渴望。那个时代，学生不过只有三种娱乐方式，打游戏、打台球、看录像。基于生理需求和强烈的心理需求，我往往早上 6-7 点出发，在录像厅消磨一天。录像厅和现在的电影院完全不同，古老的装潢，昏暗的屏幕，混杂着香烟和脚臭，我在这奇特的环境中，欣然接受着电影的启蒙。那时我毛孔全面张开，没有封闭任何一扇感知的门窗，理性在最底层，感官是肿胀的，所有感受直达心底。

在录像厅里看什么是没有选择的，只是接受老板的“投喂”。他手中神奇的排列组合，使我曾在一天之内看了两部“神作”——《大话西游》和《东邪西毒》。但那时候，人们还不觉得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王家卫的墨镜也还没成为金字招牌。当《大话西游》播到观音菩萨受不了唐僧的唠叨，伸出手要掐住他的脖子时，观众终于也不堪忍受，大喊换片。老板迫于形势，换上了《东邪西毒》，又过了半个小时，留下的人所剩无几，我是其中之一。这两部电影都带给我某种悲哀感，正是这种悲哀让我内心的某种心弦被强烈震动。我深深沉浸在黑暗里，大幕的光照着我的脸，仿佛整个录像厅都只有我一个人。

在那个现在想来华丽又滑稽，搞笑又感伤的时代，人们对于电影还没有高雅低俗的概念，情色片与艺术片也经常混为一谈。比如我曾经被悚动的标题所吸引，以看三级片的心态去看了帕索里尼的《十日谈》，却第一次发觉身体也可以这么不美好，那些写实的肉体似乎在告诉我某种不堪的真相。但在看三级片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神，观察周遭，所有观影者进入一种非常庄重的气氛之中，呼吸急促，目不转睛。我第一次有影评的概念，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朋友去看周润发的《和平饭店》，大为惊喜。

他对我说，你去听一下，刀拔出来的声音。之前的香港电影中声音很不讲究，人肉的声音，兵器相交的声音包括枪的声音，千篇一律，非常粗糙。但他识别出了一则细节的好坏，这其实就是一次精准的影评。

通过朋友的启发，我在观看好莱坞电影时更加注重声音的表现，原来子弹飞出枪膛的声音是如此真切，子弹落在地上的声音又是如此清脆。当电影的内容和观者的生命体验有更多接触的地方，电影就会使人沉浸其中。那些声音的细节，引领观众走进光影的世界。原来只不过是种纯然地观看，突然生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懂得理性去判断，这就是审美。

那位指导我看电影的同学，在不经意间点拨了我，但他并没有去写影评。

电影像是一种药，医治了那些因肿胀产生的血脉不通，解决了我看待生活时产生的不快。

天生敏感

2000 年前后的第一代中国影评人，最早发迹于各大论坛，西祠胡同的“后窗”和网易的娱乐论坛都是热烈讨论的阵地。有很多大腕在那里度过了几年青葱岁月，比如陆川、史航、周黎明、魏君子、顾小白。如今他们多半不再继续写影评，可那时有人会全凭热爱和兴趣，洋洋洒洒写万字影评，然后另外一人也会再动手写万字回击。那种真挚的神交，和现在的舆论氛围完全不同。他们也有很多人，从网络走进现实，变成一辈子的好友，目睹彼此成为行业大牛。

2002 年，我加入《看电影》，正式开始为电影写字。2004 年，公司决定创办一本更有深度更专业的电影刊物，我有幸成为《看电影·午夜场》的创刊主编。现在想来，那仍是非常幸福的时光，在我最迫不及待想被人注意，最想得到别人承认的年纪，有《看电影》的出现。我能把全部的能量投入其中，一腔热血书写在文字之间，有幸它们能影响一些读者，所以即便是加班空挡的抽烟，也觉得身心舒畅。

在《看电影·午夜场》的卷首语上，我写到：如果这本新生的《看电影·午夜场》送到你的手上时你能够说一句：他们上道了。那就是一种赏赐。这是我第一本真正用心制作的杂志，我总算是没有辜负读者。

2008 年，我离开了《看电影》，原因是我与它的关系，逐渐从热恋走入婚姻，从事业变成了工作，犹如一台总在高速运转过热的机器，需要按下停止键。

之后，我又先后在《电影世界》和《大众电影》供职，经历整个纸媒的繁荣和落寞。曾经传统媒体就和精英文化一样，有优越感，有职业的规范与尊严。互联网尚未大举入侵，杂志与读者处在一个相对微妙相对自由的距离，作者能够在某种层面上引领读者，影响读者的趣味，创造一个潮流。

而现在每一个写作者，仿佛是一个奴隶，无时无刻去响应读者的需求，所有人变得愈加卑躬屈膝也更加亦步亦趋，所谓优雅节制都在不断消逝。

但我想读者也不见得一定会这样下去。只是他们尚在贪念从未被这样妥帖地服务过。这个过程就像是谈恋爱，一个人殷勤到失去人格，最终总会厌烦。

影评之道

如何成为影评人？去写啊。

如何看懂电影？懂生活懂人就会懂电影。我认为影评人分为两种，一种给大众媒体撰稿，还有一种就是做电影研究。有追求的影评人，他最高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影响地评论一部电影。至于他的观点能不能被读者接受，那是市场选择的问题。

艺术或者电影的本质，就是扔掉所有的标签，重新回到人性本身。这时，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会为同样的事物喜悦，为同样的事物哭泣。为什么我们会对毫无相关的人感动，会在电影中同情一个杀人犯，甚至会为强奸犯找到理由，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的欲望，他的挣扎，谁都有，电影带我们回到内心深处。

我并不把自己定义为影评人，因为给大众写的稿件有时也乏味到令人厌倦，我也总想再多做一点什么，也在尝试用撰写剧本来拯救中年危机。

我发现即便是常年盘踞《视与听》前 10名的经典之作，我也不可能全然喜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审美偏好，自己思维局限、自己特别敏感的地方，有价值观包容接受和不能包容接受的地方。

这就是电影告诉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