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银行业乱象亟需清除三种最危险的人

　　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庞氏特征，如果以国家信用背书的银行体系被异化为庞氏造假链条上的一环，那是非常可怕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可持续的事情必然会停止，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所有泛滥的信贷狂潮吹大的泡泡，终有捅破的时候，但你无法准确预知这个时点。只到泡沫破灭，大部分人才如梦初醒。

　　“内部人”控制问题石破天惊

　　1月19日晚间，银监会公告，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因违规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以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银监会审慎调查，最终定性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被四川银监局罚款4.62亿元，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直接、重大责任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

　　半年前被媒体点破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造假案，在快被人们遗忘时，被监管层毫不手软地在春节临近时曝光，表现了监管当局顽强的意志和决心。此前，还有广发银行因侨兴债被罚7.22亿。银监会集中对同业理财、表内表外腾挪不良资产等金融乱象开始出重拳，两案多名涉案员工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新年伊始，郭树清主席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突别强调当前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规范的股东管理和公司治理没有同步跟上，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而最近连续曝光的大案可谓是石破天惊。

　　浦发银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股份制银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算是业内较好的，但成都分行旷日持久有组织流水作业的大规模造假盖子被掀开后，是触目惊心的腐烂，这就像极了恐怖片中死去的僵尸，突然有一天，它就拖着血污复活了。我们看到一部冗长电视剧的续集——《不良贷款2》正在次第展开，难道这是中国银行业盲目追求规模和纸上富贵的宿命吗？

　　经济金融体系内看似孤立自成体系的问题，本质都是由一系列负反馈回路组成的，浦发成都案件绝非个案、孤案，而是行业内造假负反馈回路中短路而曝出的一个经典样本而已。银行系统几本账的造假问题长期困扰监管当局。

　　前几年，审计署年年公布银行业违规报告和造假问题，数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但虱多不痒，年年审计，依然故我。这次浦发成都的批量化、流水线式的大规模造假案手段隐蔽，性质恶劣，骇人听闻，教训也十分深刻。

　　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为报表好看，人为造假，把脓疮捂得严严实实，旷日持久，本来及时挤掉的脓疮恶化为肿瘤。这暴露出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

　　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

　　从郭树清主席接受人民日报访谈所说的不法分子利用复杂股权架构、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等高杠杆手段违规罗织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到国有金融体系内连续曝出惊天大案，甚至连浦发这样公众眼中的“优等生”都出事，说明总书记一直谆谆教导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的极端重要性。

　　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庞氏特征，如果以国家信用背书的银行体系被异化为庞氏造假链条上的一环，那是非常可怕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对经济和公众信心的伤害无以复加，类似原子核反应堆的炉心熔毁，那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国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存量依然较高，违法违规金融行为还时有发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和国际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

　　由此构成的“灰犀牛”和“黑天鹅”隐患威胁着我国的金融稳定。而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金融风险的突发性、传染性和危害性非常强。一旦发生大的系统性金融动荡，就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首位，是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的体现。

　　“次贷”危机后，美国国会授权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危机全程复盘还原，以弄清楚那些追逐利润和高额分红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如何通过掠夺性欺骗性贷款和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证券化产品，把一个富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变成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的。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相当多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存量依然较高，违法违规行为还时有发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和国际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

　　所以，总书记谆谆教诲、反复叮嘱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正所谓‘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爱疯”是银行业的体制病

　　最近刚刚退下来、曾任银监会副主席的唐双宁说过，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病是“爱疯”，突出表现为“三爱疯”：疯狂拉存款，疯狂放贷款，疯狂制造不良资产，过几年来一遍，不断轮回。

　　持续多年的信贷洪峰、银行业摊大饼的粗放式经营中，虽然价格管制一度赋予行业畸高的利润，早几年所谓“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躺着赚钱，想不赚钱都不行”，但从“银行成为弱势群体”再到持续爆发的触目心高风险大案，癫狂过后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巨额不良资产。连续几年，银行业利润过万亿，在天量利润的光鲜外表下，难掩巨额不良资产的隐患。

　　以政府信用背书的天量融资平台风险不说，曾几何时，光伏、钢贸、造船，每一个板块塌陷动辄都是千亿规模的风险雷区和黑洞。而在特殊的考核和晋升体制下，这些风险资产在各自任期内都是“能拖则拖”。包括此次成都事件，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以大包小”的流水线造假事件，都是到了实在捂不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暴露，如果这种情况大面积系统性出现，必将埋下灾难的种子，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给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我们是有历史经验可遁的。当下发生的这些惊天大案，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主政者曾经面临的一些相似难题。

　　重温那段激情岁月

　　当时，中国经济金融总量都还不大，但是乱集资、乱放贷和违规金融乱象横生。最近读《朱镕基讲话实录》，把我重新带回那段岁月。从他做第一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起的若干重要批示、讲话，篇篇读来如黄钟大吕，瓦釜雷鸣，醍醐灌顶。

　　面对非常复杂的局面，他带领自己的财经管治团队，励精图治，突破各种艰难险阻，通过几年艰苦的治理整顿，严厉整饬行业乱象，把一个混乱的、衰象毕现、技术上可以破产的银行体系健康地带入了新世纪，确保了在内外复杂环境下的经济金融安全。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体系避免出现类似东南亚国家的“死亡沉没”和崩溃，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

　　我们重温一下，看他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是怎么做的。他说：“我主张为政要严，我们的银行更要严。以今天为界，今后继续搞两本账，用假单据套外汇、炒外汇期货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清除出银行队伍。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银行就无法办下去，也办不好。对那些腐败分子、极端不负责任的分子、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请他们让位。”

　　他强调“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要大力培养人才，要选拔一批懂宏观经济、懂财务管理的人才充实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要选择、使用真正的专家型人才。”

　　他特别指出，银行系统有三种人非常危险，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在所不惜，不计后果；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

　　针对一些代表性的造假案和诈骗案，他震怒不已，几乎要掀桌子骂：“金融系统有些领导干部无知荒唐到了什么程度。”那场整顿中，一批金融高官丢了乌纱帽甚至被移送司法。这段并未远去的治乱史是一笔宝贵财富，朱总理当年雷霆万钧的行动所体现勇气、果敢、智慧和担当，也是宝贵的历史镜鉴。

　　陈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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