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和民国,城墙的寓意几乎全是负面的
吾乡台州明代大旅行家王士性在其不朽的著作《广志绎》中说,浙江十一郡城市,以台州府城(今临海市)最为据险,西、南面临大江,北边的大固山高不可攀,东边虽平旷,但有大湖深濠,倭寇数度兵临城下,均无功而返。而处州府(今丽水市)则不然,站在隔江对岸的南明山,全城一览无遗,本地又多矿徒,城防安全堪忧。
王士性并未刻意吹嘘自己的家乡。临海城地理险要,至今尚存的高大城墙,随地形起伏,夯土城芯外,整体包砌大砖,可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自从唐末建起城墙,历经钱氏吴越国割据两浙时期,台州城不曾被攻陷过,除非内部涣散,自毁长城。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宋廷下令拆毁吴越国故境内的城墙。在轰轰烈烈的毁城运动中,台州城随之拆除。按照统治者的想法,地方无险可据,天下大可高枕无忧。
拆城非但不能带来和平,反而鼓舞了盗匪的觊觎之心,包孕着更多的动乱因素。北宋中期后,浙江诸郡城陆续重建城墙,包括台州城在内。此后,隔三差五,修修补补,这边将城墙加高一点,那头又增厚一些。2011年,我在临海东城门附近解剖过一段城墙,可以分辨出不同时期的加筑痕迹。
13世纪蒙元征服南宋之初,“尽隳天下城郭”。不几年间,城墙尽数毁弃。唯有台州城,濒临大江,因为防洪需要特许保留城墙。其他地方,比如杭州,入元后城墙毁圮,刘伯温《筑城词》“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即此之谓。
与北宋初年的情形相仿,元初毁城运动依然不能带来和平,反而招致元末更大的战乱。各地又纷纷重建更加坚固的城墙,曾经的夯土墙改为包砖,曾经的砖墙改为石头城。杭州城也在元末重建,今日依然可见的别地的城墙,年代恐怕更晚,只有台州城,多数段落仍然保有两宋的墙芯。
需要说明的是,两宋时期并非所有郡城均设城墙。前头提到的丽水城,自身的地理条件,已经输给台州一头,宋代竟然未有城墙,南宋叶适《送喻太守知处州》诗“处州不城山作堵”句,说得明白。当然,无城墙不代表无城门,古人在城市四方,摆上几个牌坊,分别起个好听的名字,南明门、望京门、行春门,诸如此类,便是城门。
2010年,我在丽水城发掘行春门遗址,遗址主体是明代的。我的困惑是,所有的《处州府志》《丽水县志》均记载处州城墙始建于元初,人们几乎没有质疑的余地。这让处州城显得格外卓尔不群,蒙古人征服江南,普天下都忙着拆城,只有浙南山区的丽水在建城。何以故?我至今想不明白。
府城尚且如此,明清时期的县城,许多更不设城墙。处州十县,除了青田、庆元有城,剩下的大概只是扎一圈篱笆,立几座坊门而已。宣平的县城,在城市四周种植一圈柳树,据说柳树可以防御瘟疫。所以,宣平县城有个美丽的名字——柳城。
县城以下,还有很多的城墙。只拿明清时期的温州府乐清县来说吧,当地有句俗话“处州十县九无城,乐清一县九条城”。除了县城乐成镇,磐石镇有磐石卫城,蒲岐镇有蒲岐所城,黄华、大荆等地有巡检司城或者寨城——这是明代卫所制度与地方军事建制的遗留。过去倭寇、匪乱猖獗,民间多有自发建筑城堡自卫的,比如我去过的乐清瑶岙寿宁堡,嘉靖年间建成,相当有规模,地处温州至台州的古驿道上,号称“温台第一关”。在冷兵器时代,长期守护一方安宁。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终结,飞机大炮的诞生,城墙非但不足以护卫城市,反为累赘。浙江许多地方的城墙拆除于抗战时期,主要出于敌机轰炸时的迅速疏散之需。
今天,我们认为城墙是悠久历史的象征,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但在晚清民国,城墙的寓意几乎全是负面的,为了城市交通建设,各地大肆拆城,比如杭州;城砖可以卖钱,官府就招徕承包商毁城,比如1920年代的嘉兴。在费穆的经典电影《小城之春》里,城墙是老大帝国保守、封闭、落后的象征,更是城市青年苦闷的象征。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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