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鸣 我相信这个时代有天才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导演？为了打造经典，与编剧刘一达、演员冯远征花了10年时间打磨话剧《玩家》。在多数人追求高效的时代，如此不计时间成本。

　　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台中门进入之后，穿过导演休息室，再经过一边放有沙发的走道，前面便到了表演台。一位“大爷”正在沙发休息，原来是演员冯远征。有人过来找他聊天，他客客气气地接着话。当天晚上，《玩家》新一轮演出又将开始，沙发对面的房间里有人正准备着生日蛋糕，很快便有了欢呼声……即将演出的兴奋感与欢庆的氛围融为一体。

　　原来《玩家》在新一轮演出中又修改了20处，短了20分钟。对此，任鸣非常坚定地说，就像过去创作上追求了10年一样，今后的10年，只要在复排当中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肯定会继续修改。

　　任鸣形容《玩家》剧本的创作过程有点像“西天取经”。他一开始拿到剧本，就认为这是好题材，能够出经典。便给《玩家》定了两个标准：现在要站得住；最后要让人记得住。他与编剧不断讨论修改剧本，不断缩短与理想中经典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一个剧本修改了10年。好的艺术作品是无价之宝，所以任鸣能够坚持10年修改一个剧本。他说，这是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与艺术追求的虔诚之心。

　　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在这一年没有想到合适的表现形式，任鸣可能第二年就想到了办法。在演出的过程中，这一年没有发现的问题，过两年发现了，任鸣就会去修改。在任鸣看来，追求完美的过程也是对自我的修炼，甚至是修行。同时，艺术创作中，一直在寻求办法，有时候就跟科学的发明创造是一样的。

　　没有华丽的装饰品，只有简简单单的单人床、写字桌、小电视、挂衣架，以及可供交谈的一张小圆桌与两个单人沙发。这间面积不大的导演休息室越是朴素，便越发引人思考戏剧的力量。采访间隙，任鸣偶尔需要用那部菲利普翻盖手机处理事务。在谈到话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时，他说，无论科学多么发达，人们依然会来剧场。这里是让人的灵魂、精神、情感升华的地方。

　　任鸣谈到，话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话剧的魅力之一就是可以不断地去修改。《玩家》的反复修改其实也是“人艺精神”的体现。“人艺精神”，其一是戏比天大；其二是对戏剧永远怀着敬畏之心；其三便是精益求精。

　　自1952年建院以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造了许多经典，出现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人艺的很多作品在中国的当代话剧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任鸣眼里的人艺历史非常辉煌，人艺是他心目中的艺术殿堂。他认为人艺确有其独特的风格，强调民族精神，强调人民性，而且走现实主义道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是北京的剧院，也是人民的剧院，也是艺术的剧院。”他说。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我们这一代人肯定需要来记录我们的历史。”他说。人艺的传承与创新需要人才。任鸣说起人才来如数家珍，他细数每位艺术家的名字，节奏逐渐加快：“比如说，濮存昕、比如说，冯远征，比如说，梁冠华，比如说，杨立新，比如说，吴刚，比如说，何冰，比如说，宋丹丹，比如说，徐帆，比如说，陈小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经典的作品。任鸣说，经典作品跟表演人才，是合二为一的，没有杰出人才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经典作品能够表现出杰出的人才。谈起经典来，任鸣有着丰富敏感而且多角度多层面的体会。他说：“我们要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这是我们的任务。”

　　有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鸣说，“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有些作品当时非常红，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就被淘汰了；也有一些作品，刚出来的时候甚至都遭受批判，比方《茶馆》，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大家承认它是经典；还有一些作品，当时就被认为好，时间能证明这个作品的含金量。

　　有句话叫“瞬间即永恒”。任鸣对经典的衡量标准是“永恒”，而就个人观赏经验来看，有些作品，当人们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就本能地被吸引。“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而不是需要做很多分析，做很多功课去研究它。它能感染人，真正激荡人的心灵。正如，戏不在长短，让人刻骨铭心。”任鸣说。

　　那么，如何才能创作既能穿透时光又能在瞬间抓住观众的作品呢？任鸣说，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曹禺的《雷雨》，经典是天才之作。“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的经典。换句话说，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的天才。”他说。

　　多年前，任鸣在一次活动中偶然认识了作家莫言，任鸣当时就对莫言说，有没有机会给人艺写戏，莫言说他也很高兴能与人艺合作。后来，莫言拿出的剧本是《我们的荆轲》。

　　任鸣认为剧本很好，很快就决定要排练，接着就与莫言商量剧本的修改。修改过2次之后，话剧上演。

　　在与莫言合作的过程中，任鸣感受到莫言的想象力与他在文字中所展现内涵的密集度非常大。“我觉得他写作是非常自由的。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思想、激情、文采，是自由地驰骋。他虽然也遵照戏剧的规则，但是他在写的时候，真的是天马行空。”任鸣回忆道。

　　任鸣在排练莫言的作品时，最深刻的体会是，很多时候话剧里的一句话表现的是一个意思，而莫言的句子里，有时一段戏会表现很多意思，非常密集，火力很猛。任鸣说：“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往往它表现出来的这种张力跟裂变相似，非常有力量，辐射力和冲击力非常强。”

　　莫言的剧本让任鸣兴奋。在导演《我们的荆轲》时，他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这个作品怎么排？必须得发明一种方法去排，而且它肯定是不平庸的。“我们希望拒绝平庸，我们希望去攀登高峰，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去找那个新的制高点。艺术创作肯定要非常自由，非常解放，而且非常独立。”任鸣说。

　　《我们的荆轲》上演半年后，莫言获得了中国茅盾文学奖。这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艺希望用一切办法寻找最好的文学家、剧作家与人艺合作。任鸣以此婉转地回答了记者他如何去发现人才，他能够看到这些创作者的才华。

　　任鸣相信这个时代是有天才的。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要求自己需要具备高度的智慧、眼光和境界，当他看到天才的时候，他能够发现他，并能够鼓励他去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如果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充满灵感的人、一个具有创作型思维的人、有着极大创造力的人，而不在于他从事什么工作。任鸣认为，其实天才的特质很明显，天才是创造性的高度体现。任鸣说：“在剧院里，哪怕他不是从事对创造性要求最高的职业，他可能从事舞美工作，只要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与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才华肯定能流露出来。具有创造力的人多半具有巨大的激情、忘我的投入精神，而且有时候他会有那种一意孤行，甚至‘一根筋’地要坚持下去的状态，这些都是标志。当你发现这种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能成事儿，而且他早晚成事儿。”

　　在30年戏剧生涯中，任鸣导演了90部作品。他面对每一次排练都抱着最虔诚的态度去创作。一个经典作品，不单单是内容上，还要从思想、哲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同时它还需要有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形式。因为经典肯定是独立的，是不可替代的。

　　本着这样的标准，任鸣在每一次创作上竭尽全力。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玩家》，从最初的收藏题材，逐渐演变到“求真”的哲学层面，最后在话剧结尾，为了求真，砸掉所有假货的情景艺术形式。

　　但是即使如此，任鸣也不敢保证他导演的作品中能有真正的经典。“将来我可能排到100部，我希望我排到100部，但是我都不敢说我排的100部戏里能出现了不起的经典。但是这100部难道我不努力吗？我肯定是尽最大努力的。经典毕竟是少数，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真正的经典不是一时的，是一世甚至几世的。它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可以被人接受，什么时候都可以演，什么时代都有人看。”他说。

　　戏剧理想影响与决定着任鸣对待人生的态度与他的生活方式，不禁羡慕他很早找到了人生的崇高理想，并勇敢相信自己，一生在戏剧的美好怀抱之中。

　　文/本刊记者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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