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帝师的东方回忆 庄士敦故居寻迹

　　1919年初春，一个外国人风尘仆仆地从山东威海赶往北京。旅途的艰辛丝毫没有让他觉得疲惫。因为很快他就能走进那座神秘的东方皇宫，见到传说中的中国小皇帝。而想到自己可以亲自教导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他的心情越发激动。这个外国人就是庄士敦。在近代来华的诸多外国人当中，庄士敦算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但国人对他的认知，大都停留在他给清逊帝溥仪当老师时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

　　油漆作胡同 皇家分配的“宿舍”

　　在西城区地安门内大街的西侧，有一条呈胳膊肘型走向的胡同，名叫油漆作胡同。在老北京城所有的胡同里，这条胡同的历史不是最悠久，也不是最辉煌，但三百年前，这里曾有着最精巧的油漆工匠、最精湛的油漆工艺。这里制作的油漆特供紫禁城宫殿的修缮和使用，在中国涂料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一个世纪前，这条胡同里还曾发生过一个传奇的师生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老师庄士敦。油漆作胡同1号，便是庄士敦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1919年2月22日，由中华民国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衡和清室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出面，与庄士敦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的大意如下：特聘请庄士敦为溥仪之帝师，教授英文、数学、西方历史、博物、地理等知识，每日授课2到3小时，月薪中国银币600圆，津贴100圆，免费提供中式房屋一所。聘期三年，届满付与回国旅费。如双方同意，也可续约。当年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月薪也就200圆到300圆之间。

　　1919年2月末，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成为溥仪第八位授课师傅，也是唯一一位经合同制形式聘任的师傅。这在中国二千多年历代帝王的教育史上是个先例，也是最后一例。

　　油漆作胡同1号院便是当年内务府为庄士敦选定的住处。当时的宅院为三进的大四合院，北部是花园，南部是住宅区。院中有水池花圃，正房和厢房约三十余间。庄士敦非常喜欢这套大四合院，亲自动手布置，室内的家具均为中式桌椅案榻，条幅字画，充满中式特色。当年大门洞里有四个红底黑漆字的“门封”，昭示着庄士敦受到的不凡待遇。庄士敦和管家、厨师三人住在这里，人虽少，书却有数千卷。庄士敦回家后，多数时间就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读书。

　　其人 地道中国通

　　1898年，庄士敦以东方见习生的名义被派到香港，担任立法局的文书，此后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四年。庄士敦曾是威海卫（今山东威海）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末代总督，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十六年。庄士敦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潮州话和北京官话，是一位中国通。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中国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该字取自《论语》“士先志，志于道”。

　　从爱新觉罗·溥佳的《清宫回忆》中描述的庄士敦，可窥见其一二。书中写到：（庄士敦）曾经对我说过，他在青年时期就研究过中国的古典文学，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作礼拜了。他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后来把他们的来往信札辑录成书。

　　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在中国的三十多年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在威海工作期间，庄士敦认识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

　　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时，皇帝的名号早已名存实亡。但溥仪作为末代皇帝，仍然享有优待和特权，比如保留帝号，继续住在紫禁城等。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让小朝廷产生了危机感——总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旦失去了特权，溥仪以后的退路怎么办？此时李经迈提出建议，认为应该让溥仪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如果政治环境恶化，出国留学不失为一条出路。在溥仪的生父载沣，以及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李经迈由于对庄士敦的人品和学识很赏识，便推荐庄士敦作为洋帝师的人选。

　　师生情 亦师？亦友？亦父？

　　早在1912年，六岁的溥仪入学从师，学堂设在毓庆宫。帝师之中，陈宝琛对溥仪的影响最大，溥仪每逢大事都要征询陈宝琛的意见，按陈宝琛的劝导办理。自洋帝师庄士敦来了之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溥仪曾说：“陈宝琛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每天从油漆作胡同的家坐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景运门下轿，然后步行到毓庆宫等待上课。六点钟左右觐见仪式结束，开始上课。轮到庄士敦上课，大约要到中午一点半，讲两个小时的课，一天的学习才算结束。

　　溥仪对英文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作亨利。庄士敦不仅教授英文，而且为溥仪介绍许多天文地理方面的新鲜事，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知识，甚至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这些都是溥仪从来未曾听说过的。庄士敦用西方文化感染、熏陶着中国这位退位的少年君主，使身居封闭式禁城的少年接触并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

　　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对庄士敦有过很多描述和记忆，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溥仪的不少举动都是受其极大影响。

　　在授课中，庄士敦敏锐地觉察出，溥仪的眼睛可能近视，需要医治。瑾妃坚决反对，认为皇上的眼睛不可以随便乱动。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1921年，协和医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检查了溥仪的眼睛，并为他配了一副眼镜，溥仪终于看见了一个清晰的世界。由于庄士敦的鼓励，溥仪还剪了辫子，之后不到一个月，宫内除三位帝师，其余的人几乎全部剪了辫子。溥仪买了属于自己的汽车，在宫内安装了电话。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会见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还和胡适通电话并见面。溥仪还改革了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

　　庄士敦成为帝师，英国政府非常高兴，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但是清廷的皇贵妃和内务部的大臣们却十分享受帝师的待遇。这种论调遭到了载涛和载沣的批驳。授课不久，溥仪就传旨给予庄士敦“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的特权，赏给“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和二品顶带，和其他帝师一样。溥仪大婚时又加赏一品顶带，那时溥仪和庄士敦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不拘俗礼的程度了。

　　庄士敦的出现让溥仪得到了真心的疼爱，他给予溥仪很多指导和关怀。对于溥仪，庄士敦如师，如父，如友，两人的关系日益亲密。

　　离开 东方的回忆

　　如今的油漆作胡同1号院，像许多四合院的遭遇一样，都已成了大杂院。胡同仍在，宅院却破旧不堪。但老宅大门依然巍峨，向人们诉说着当日的辉煌。

　　其实，除了油漆作胡同这座故宅，庄士敦在北京还有三处住宅：紫禁城里的御花园、颐和园里的谐趣园和卧佛寺的樱桃沟。1920年7月14日，庄士敦给好友写信称，“在北京很快将会拥有自己的家：我现在是土地所有者了！我实现了在北京附近买一块地的计划。这块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有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小溪从中流过……”

　　庄士敦的这个家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樱桃沟村南的山坡上。在写信后不久，这里便成为他的天堂。清晨，他听着鸟声醒来；入夜，他伴着月色而眠。溥仪为这里亲题“乐静山庄”四字匾额，庄士敦的朋友和访客称其为“樱桃幽谷”。

　　1930年，由于局势发展，庄士敦告别北京西郊的“乐静山斋”，回到英国。但是他知道，自己很难再回来了。

　　1934年，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轰动欧洲。庄士敦在回忆录中不仅披露了罕为人知的宫中生活，也客观地记述了晚清落幕之际复杂的历史景象。据说，庄士敦用这本回忆录的稿费，在苏格兰购买了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岛，并独自前往小岛居住。

　　1938年，64岁的庄士敦患膀胱癌病逝。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苏格兰小岛寓所的楼顶上，始终飘扬着大清帝国的国旗——三角龙旗。

　　庄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938年），英国苏格兰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赴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1930年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任教，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