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求医记

  • 来源:足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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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6-25 15:06

  到了俄罗斯十天,咳声不止,连续三周的咳嗽让胸口喉咙都饱受摧残。莫斯科极度干燥的天气和漫天飞絮,适时火上浇油。感冒、发烧、干咳、胸痛终于一股脑全部来袭,服用了两周的各种中国药丸在俄罗斯本土似乎完全失效,同行团队中的当地翻译看我这架势,告诉我,应该叫救护车了!

  救护车?当我听到这个词时有些惊愕,这是普通的支气管炎症加感冒发烧,如论如何也到不了电召救护车的地步,即使病情超过想象,但也完全可以自行就医。

  翻译告诉我,这里就医,只有拨打03电召救护车一个方式,特别是外国人。后来我才弄清楚,俄罗斯民众普遍的就医方式就是拨打103电话,由救护车到达现场,急救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现场治疗还是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这就是俄罗斯的所谓的移动门诊。

  虽然俄罗斯人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但是救护车这项倒是毫不含糊,遍布莫斯科各地的救护车基本保证了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任何地点。

  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闪着灯停在了酒店门口。开门上车,一个护士大妈和一个年轻的高个子男人已经在车上等着我了。俄罗斯人基本都不会说英语,只能继续依靠翻译慢慢陈述着我的病情。俄罗斯人慢条斯理的习惯又来了,大妈不紧不慢地做着登记,丝毫不顾及你咳得脏器俱损。登记护照,告诉你上房间拿一趟,等问了一会病情,又告诉你,还是要登记一下FANID,又是上楼拿一趟。量完体温,高个子年轻人翻了下资料,又说还要登记一下落地签,我晕,难道就不能一次说完吗?

  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各种问诊登记完毕,37.9摄氏度,咳嗽3周,怀疑肺炎。救护车终于决定送我去医院了,我一阵欣喜,想着进医院打个吊瓶压压病情,再自己吃吃药,总可以大事变小,小事化了,但没有想到在俄罗斯,入院容易出院难。

  由于是持证采访记者,救护车上的人员告诉翻译,决定送我去市中心一所最好的公立医院,看来俄罗斯看人上菜的官僚作风一点不逊色,但我得了便宜就不再卖乖了。车上,那位大妈告诉我,在俄罗斯看病,免费,一切都是免费,检查免费,治疗免费,住院免费,伙食免费,反正就是免免免,让我安心住院治病吧。

  我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了,忧的是已经盘算着怎么到时强行要求出院了。翻译又给我补了一刀,说上次一个朋友发烧,硬是在医院被关了两周,直到治愈才能出院,听得我一阵头皮发麻。

  来到医院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夜班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但居然有一位英语志愿者等在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救护车上时救护人员的电话安排,还是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医疗部门的保障行为,但这让我有些意外之喜。但随后的接诊过程又让我崩溃了,在一个小房间内等了20分钟,来了一位看似是急诊医生的人,又借助着翻译原话问了我一遍病情,和救护车上的回答一模一样,既然如此,那么救护车上的问诊记录有何意义?问诊完毕10分钟,英语志愿者告诉我,今晚我必须待在这里了,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明早出结果后,再制订治疗方案。我无奈地看着随性的翻译,他也朝我示意,只能如此。

  于是乎躺在床上,20分钟后推着抽血车进来的一位护士大妈为我抽了血,30分钟后,又有人进来领着我去做了肺部的CT,再过了20分钟,又有人给我送来了尿瓶验尿,虽然程序貌似井井有条,但效率实在难以言表。

  一系列检查做完,时间已经指向了2点。我终于被带一间单独的住院部病房观察和等待结果。又是依靠了媒体身份,志愿者告诉我,这是一间非常好的病房,什么都是免费的,尽管休息。我苦笑一下,才知道这笑得并没有错,因为住院部和楼下的门诊不是一个部门,所以我还得再接受一遍住院部值班医生的问诊和检查……,期间挂了三瓶吊瓶,俄罗斯的针头为欧洲人准备,特别的粗壮。就这么询问、签字,就这么一直折腾到3点多,我才签完一堆入院文件后,看着护士关上门,在黑暗中若有所思,然后不知道该睡还是不该。

  迷迷糊糊醒来,发现才是早上6点,但莫斯科的黑夜本来就短短几个小时。推开病房门,空空荡荡的走廊只有自己的回声。8点,护士大妈又推车抽血车进来,我刚想问几个小时前才抽了3管这么快就需要复查?但看到翻译和志愿者都已经不在了,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任由她摆布了。半个小时候,送来了早餐,丰盛至极,面包、果汁、水果,煎蛋等等,摆盘还甚是美丽,看得出这是特殊的配餐。

  吃完后,又是两波医生进来检查询问,同样的对话只能继续依靠翻译的微信语音重复两遍,后来翻译告诉我,这是白班医生,和昨晚的门诊医生和住院部的夜班医生不同,所以还必须重新检查一遍。我这时脑子只想离开,虽然不可否认,俄罗斯的问诊过程足够细致,医保制度也足够健全。

  11点,翻译来了,我如释重负。在我强烈的要求下,翻译向院方表示我希望出院治疗,评估了我的病情后,院方也不再执着治愈我的愿望,同意办理我的出院手续。又是一系列的签字,医生和行政人员不紧不慢,在我签署了20多个签名后,终于拿到了出院通知书,此时已经是下午的2点,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一刻,慈祥的护士大妈送来了丰盛的午餐,烤鳕鱼、蔬菜盘、水果和热茶。我和翻译相视一下,然后哑然,离开了这个让我安心又让我焦急的地方。

  几天后,继续吃药的我病情有了好转,虽然咳嗽依旧,但我已经将此归结于这里的气候。时不时我还能想起医院里的情景和那些慈祥的大妈。

  特派记者叶凌志(发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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