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减法

　　通过艰苦而复杂的历程走向简单，这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精进。

　　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围绕一句话而展开的，比如佛教有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卷数达二万多卷、字数有三亿，这些内容仍都是围绕释迦牟尼那句“我说缘起”展开的。这也是他对别人问“你要说什么时”的一句根本性的回答。

　　过度的积累是安全感的需要

　　曾三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作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说起过他的一个写作经验，即当他终于找到故事的意义时，就会把它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打字机那里，然后从这个机器里流淌出来的文字，都会这样或那样地表达出他的中心主题。

　　好莱坞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称之为“主控思想”。他说：“一个完整故事的主控思想必须能够用一个句子来表达，描述出生活如何以及为何从故事开始时的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故事结局时的另一种情况。”

　　这不符合很多人的常识，然而在麦基看来，“越是围绕一个明确的思想来巧妙地构建你的故事，观众在你影片中所能发现的意义越多，因为他们会接受你的想法并将其深刻含义感悟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与此相反，在一个故事中强行打包的思想越多，它们就越容易互相挤压，直到影片最终崩溃成一堆互不关联的瓦砾，没有表达任何东西”。导演陈凯歌本世纪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对这句话最有意思的注脚。

　　在美国军方，则有“指挥官意图”（Commander‘s Intent，简称CI）一说。最初美国陆军的每一项行动都需要经历庞杂繁复的过程，从总统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完成某项任务开始，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具体任务内容，随后命令和计划从上将到上校再到上尉，逐级向下传达。

　　西点军校行为科学与领导学系主任汤姆·科蒂茨表示：“很多次失败就是由于长官们把重心全部放在了制订计划上，而这些计划在投入战争10分钟后就变得毫无用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陆军修改了计划流程，创造了一个叫做“指挥官意图”（CI）的概念。

　　指挥官意图是一种清晰的、明确的表述，出现在每一份命令书的最上方，它详细说明了计划的目标，以及此项行动最终的理想状态，剩下的就是各级作战部门，按照实时的战场状况来作决策呼应它。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法则”。问题是，对多数人而言，“一句话法则”仅仅是成功学上一个你需要了解的鸡汤式概念而已，为想象中的成功增加了一个知识点。而它真正指向的，是必须剥离一些你还在喜欢的事物，也就是远离因积累知识而导致的认识障碍。

　　战略领域中的计划学派认为，战略就应该要提前规划好，并且是深思熟虑的。美军迷途知返，对“指挥官意图”的强调则狠狠地打了它的耳光，归根结底，战略是由战场上血淋淋的现实决定的。

　　过度的思考、计划和积累知识，都出于安全感的需要，是试图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力量，这又恰恰限定了现在。相反，稻盛和夫称他在管理实践中从来不做五年计划，只会思考一年中的事，更强调全员认真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我们自以为的关于未来的蓝图，仍是过去阴影的延伸，现实却无处安放，其结果常常导致了决策瘫痪。

　　学习最重要的环节是遗忘

　　我们的大脑不但“懂得”记忆，还“懂得”遗忘，据最近发表在《神经元》（Neuron）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所说，人们的大脑充当着信息过滤器的角色。它能输入一大堆乱糟糟的数据，再过滤出有用的数据，然后清除所有无关的细节，从而使人们能够成功讲述一个故事或者作出决定。

　　对人类而言，遗忘的发生至少带来两个好处：一是通过减少过时信息产生的影响来提高决策灵活性，二是预防人们过度沉浸于某些过去的特定事件，提高适应能力。不懂得战略性遗忘也是人工智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希伯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与神经学家纳夫塔利·提斯比讲述了其称之为“瓶颈理论”的观点：“一个网络会排除掉那些无关重要的嘈杂的输入数据，这就如同通过瓶颈向其中压缩信息，只保留与一般概念最相关的特性。”他强调：“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遗忘。”

　　曾经有人将星云法师的两本书《人生就是要放下》和《人生就是要不断精进》的封面放在一张图上，讥讽鸡汤式文字的自相矛盾。我没有看过这两本书，不了解星云法师在书中写了什么，不过个人认为在佛法中，精进其实就是做减法，也可以说精进就是不断放下，减少选择项，其终极意义在于无分别。

　　乱花渐欲迷人眼。心理学家唐纳德·雷德尔迈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选择过多会导致决策瘫痪。决策瘫痪正是由于看上去几个选项都各有各的好处，然后人就迷路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痛苦。佛教经典中对知识障有过不少譬喻，比如有人一生都在规划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径和行动方法，却从未出发，或者把交通工具当成了目的地。

　　另外，专家因为知道更多知识获得了“专业性”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对事物的精微处和复杂处更感兴趣，以显得他们和“小白”不同。在这种心理上的“知识障碍”起作用时，我们常常会认为简单化即弱智化，于是在“增量思维”的操纵下，专家们作的决策常常是各种偏离主旨的“功能蔓延”。在商业世界，无论是在产品设计还是营销宣传上，“功能蔓延”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带宽”是一个问题

　　对于受众而言，“带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其结果是，接受到的话语中含有的信息量越少，这种话语就越容易增加黏性。

　　大脑似磁盘，存量有限，会自动清理。同时，人对选择本身就有下意识的抗拒。这似乎是个悖论——我们希望拥有更多信息，却喜欢接受他人简单的结论；我们向往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却喜欢接受他人替自己作选择。

　　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吊诡的是，人们自认为喜欢走“窄门”，身体却很诚实，走的恰恰是“宽门”。

　　而关于“带宽”的生意，看看特劳特和里斯的作为就可知一二，他们从合著《定位》开始，到分道扬镳，都在为企业营销打磨“一句话”式的口号广告。他们在中国以及全球针锋相对的竞争，正是美国选票政治在商业世界的翻版。他们工作的价值无非是将占领消费者心智的刀锋，磨到只剩下一句话，以及用某种方式刺向目标。“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类口号，功效也与之相似。

　　更值得称许的是乔布斯对简单的理解。他年轻时在印度“流浪”的数月中，看到印度遍地贫穷的现实，意识到穿破衣服只是西方青年的一种选择，一种形式上“简单”。据传出自达？芬奇之口的“简单是终极的复杂”，也是苹果公司的理念之一。

　　人们受现象牵引，一方面喜欢通过更详尽计划或更多的解决方案来获得确定性，一方面希望从他人的成功中获得确定性。公众必然走的是宽门，他们喜欢模式，依据模式而确定自我存在。而走窄门的人创造模式，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乐意。

　　管理学者杰弗瑞·菲佛和罗伯特·萨顿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教育和培训、管理咨询、商业研究以及大量的书籍和文章对管理者和组织实际所做的改变如此之少？”他们断言，解决这一差距的第一步，是管理者必须把“为什么”放在“怎么做”之前，“许多管理者想要学习‘怎么做’上，注意力放在了详细的实践、行为和技巧方面，而没有放在‘为什么’上，即哲学和更普世也更深刻的行动指南上”。

　　另外，无论是特劳特和里斯的生意，还是乔布斯对产品的要求，都是通过艰苦的“复杂”历程走向简单，这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精进”，尽管它并不清新脱俗。同样，唐代书法家兼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记录了书圣王羲之的一则语录——“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得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人书具老。”就是说学习书法的过程必须走过一个“做作”的过程，最终达到“不做作”，而人格与他的书法，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升华。

　　管理学者罗伯特·S.卡普兰说过：“如果你仔细观察优秀的组织，你会发现不论其规模大小，它们都是以清晰的愿景为中心向外发展的。”他建议领导者分清主次，集中力量处理好3到5件事。但克林顿的智囊团曾告诉克林顿：“问题得分轻重缓急。你要是说三件事，就等于一件也没说。”喜欢遇事泛泛而谈的克林顿，最终在竞选中选择了“关键是经济”这样一句话。

　　无论是西南航空那句“提供全球最便宜的机票”，还是稻盛和夫主张的“工作就是修行”，都是关于身份定义的问题。只是有的偏向于对内，有的偏向于对外，都是在产生决策困境时，为人们提供决策的依据，让人们迅速做出更有利于公司的决策。

　　“主控思想”也是一种认知

　　二十四史中，有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北宋文豪欧阳修参与了政府组织的重修《唐书》，并以一己之力重修了《五代史》，即《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不如《旧五代史》，欧阳修删掉了大量他认为不重要的人和事，也引发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批评。欧阳修无非以一种以孔孟民本观念为“主控思想”进行的个人化的历史叙事，这本身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做法。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史记》只是司马迁眼中的历史，是他脑子里演绎的历史，也是依据他的三观展开的历史。历史在不同的人眼里，恰如同一个个平行宇宙里的剧情。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常常把它作为标签，贴在那些将历史的撰写服务于现实利益的行为上，这未免有些简单粗暴，当然也可能出于反讽。而克罗齐的意思更接近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历史必须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过去只有和当前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另一方面，所谓历史只存在于我们当前的想法中，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去了的。对克罗齐来说，我们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

　　今天的我们是由我们的认知限定的，而这个认知来自过去的知识，而无论是司马迁、欧阳修的行为，还是克罗齐的话语都告诉我们，时间积累限定了当下的权威与桎梏，而真实也只是主观的真实。

　　“主控思想”也是一种认知，可以贯穿时间、贯穿纷繁的现象与念头，最终达成某种属于你的“现实”或扭曲现实。它为麦基说的影片里“生活如何以及为何从故事开始时的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故事结局时的另一种情况”提供了理由。现实生活也是如此。

　　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也有认知的差异，就像一筐草之于牛马、之于人，滋味和重要性不同一样。而这种差异本身就是由做“减法”的能力和意愿决定的。

　　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