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九层楼的风铃 常书鸿故居寻迹

　　上世纪40年代，有两个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敦煌莫高窟。后来的许多年里，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不断地被世人提及和赞美，另一个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前一个年轻人，叫张大千；后一个年轻人，叫常书鸿。临走时，张大千曾对常书鸿说：“你呆在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几十年后的今天，常书鸿的坟墓，正对着敦煌莫高窟的九层楼，永远遥望着这片文化宝藏。

　　客寓京华

　　1981年，晚年的常书鸿搬到北京定居。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路南有两栋楼，即当年北京有名的部长楼、名人楼，堪称卧虎藏龙之地。常书鸿被政府安排住进复兴门外大街24号住宅楼。

　　《耄耋之年话北京》中常书鸿谈及儿时对北京的向往与想象，曾说：自小生长在江南号称天堂的杭州，的确心满意足地活动在青山绿水的西湖之滨家乡，并没有什么奢望地过着自己的童年。只是通过父亲在二三年一次自北方远处工作的地方回来时带来一些北方的土产，和栩栩如生的“面人”儿童玩具时引起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幼小的心灵中，埋藏着一颗向往的玄想，不断追问父亲看到的六七十年前北京城的观感，问这问那地追问在北京紫禁城，那样皇帝所在的堂皇富丽的景色，什么琉璃瓦、三大殿、北海、颐和园的名胜。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之后才在北京居住，却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在敦煌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铛，叫做“铁马”。不管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铁马”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常书鸿听了几十年，后来住在北京听不到了，就在家中的门楣上悬着一排风铃，穿堂风一吹，悦耳的铃声便叮当作响，像古寺高檐上的风铎，又像沙漠戈壁中的驼铃……常书鸿说，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聊胜于无。

　　冥冥之中的召唤

　　常书鸿自幼随三叔学画，但在那个年代，画画不能当饭吃，又逢家境没落。他的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要把常书鸿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常书鸿偷偷报了上海美专，因为不会法文而作罢，只好去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的电机科，第二年改选了与绘画相关的染织科，并参加了由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1923年毕业留校任教。1927年，常书鸿来到法国学习油画，1932年夏，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之后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并于1936年毕业。

　　此时的常书鸿，画作有了自己的风格，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常沙娜都在身边，巴黎有了自己的家和画室。法国的画友们，比如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王临乙经常去他们家聚会。1934年左右，徐悲鸿夫妇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绘画展，常书鸿与徐悲鸿有了一段深厚友谊。

　　如果常书鸿一直待在巴黎，他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他已经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中心站稳了脚跟，画作也拿了不少奖，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成员。他的两张画作《病妇》和《裸妇》以及为女儿画的《莎娜画像》，分别珍藏在里昂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他还是《艺风》杂志的专栏作者。所谓命运使然其实还是性格所致，另外也有冥冥之中的必然。

　　1935年底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壁画和雕塑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余年间中国人的艺术创作，其中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700年。他在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我要回中国，我要到敦煌去。”这成为常书鸿最执著的信念。

　　出发敦煌

　　1936年，常书鸿接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的电报，请他回国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秋天，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阔别祖国近十年的常书鸿，初到北平后，在陌生而又亲切的新环境里，激发他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是《街头幼女》。他把久违的景象：穿着棉袄模样，披着乌黑头发，手抚柳筐，天真的北平小姑娘作为画像，用北平冬季街头为背景。画面上深浅棕色调及浅灰蓝色，深浅的反差，构画出一种寂寞的宁静，应该说这幅画是常书鸿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在一次北平学人聚会上，常书鸿与梁思成初次见面，谈到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从此成为终生好友。梁思成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这越发激起了常书鸿对敦煌的向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这时，陈芝秀带着女儿常沙娜从法国回来，一家人刚团聚，又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

　　1940年，常书鸿随学校搬迁到了重庆后，却被新任学校校长吕凤子解聘，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在里面担了份闲职。1941年，他的长子常嘉陵出生。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并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个人画展。

　　1942年，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在社会上引发舆论。迫于形势，重庆国民党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文化界物色人选。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最后选定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不久，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常书鸿被正式任命为敦煌研究所所长。

　　敦煌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个。“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当时中国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石窟群是指存在于敦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画、彩塑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跨越时代最长，保存情况也比较好。

　　令人气愤的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宝库屡遭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掠夺。1900年5月，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园禄发现第17窟的藏经洞，这是在公元1035年时，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抄本、契约等3万余件文物封藏起来的石窟。

　　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窜到千佛洞，贿通王园禄，盗走了丝绢、织造、绣像等150余幅，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等6500余件。此后，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人接踵而来，先后盗走了手抄经卷、绣像、幡画、卷轴等文物万余件。美国的华尔纳用化学药品粘去壁画20多幅，并搬走了最精美的彩塑，使敦煌文物遭到严重损失。国内的军阀官僚也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1940年，军阀马步芳派一个步兵连，把敦煌石窟封锁三天三夜，盗走五代银质宝塔、宋代白磁瓶、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而且破坏了唐、元时期的许多佛塔基座。

　　1942年10月，常书鸿告别了妻儿，离开重庆。临行前，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书鸿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常书鸿首先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在所址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因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和研究呢？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兰州一些官员，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得不到解决，工作难以展开。

　　无望之际，常书鸿遇见了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的劝说下，龚祥礼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并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省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中国第一批保护敦煌的全部人马。

　　1943年2月20日清晨，他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个人，身穿北方的老羊皮袄，戴着老毡帽，坐在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西行敦煌的征程。无比艰难的日子，从此与之随行。

　　常书鸿

　　1904～1994年，满族，老姓：伊尔根觉罗氏。别名：廷芳、鸿，生于浙江杭州。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美术教育家。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