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C总索引问题初探

　　摘 要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计划在最后一卷中出版一个总索引，包括参考书目、人物传略和专业术语索引，后来由于SCC不断扩充，至今都没有出齐，所以总索引的出版也尚未实现。依据现存档案资料，从索引的基本作用出发，具体分析了索引问题的起因、总体规划、准备工作和落实情况，认为对于SCC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总索引仍然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关键词 李约瑟 SCC 索引 出版史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李约瑟SCC第一卷《导论》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第二章“全书编写计划”中，李约瑟对SCC所采用的一套复杂的书目和索引系统做了详细的说明，并透露了将在全书最后一卷出版一个总的参考书目和总索引的计划。他将参考书目分为ABCD四类：A类是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B类是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的书籍和论文，C类是西文书籍和论文，D类是1900年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的传记目录，每一种内容的辞条都有若干著录项的具体要求。其中A类的中文书籍著录信息的项目最多，从（a）到（n）共列出了14项，而最后的2项（收有该书的丛书书名和本书所用该书的版本），李约瑟说将会“在总索引（master-index）中出现，总索引包括在本书最后一卷内”；D类的“传记目录只列在本书最后一卷内；在其他各卷中，可用一般索引查找有关任何个人的情况。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本书每一卷都将备有一切必要的索引。在最后一卷中还将包括技术词汇和短语”（[1]，页19—20）。

　　李约瑟设想的总索引，主要包括参考书目、人物和专业术语这三类内容，它们因何而起，又将如何编制？SCC在原定的7卷本基础上不断扩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已经达到了25册的规模，仍未出齐。那么李约瑟所说的这个将在最后一卷中出版的总索引后续又是怎么落实的？是否已被放弃？对于今天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来说，SCC这个尚未完成的计划还有出版的价值吗？对于这些问题，李约瑟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只能依据现存的档案资料，结合索引的作用和SCC的具体出版过程，来逐一梳理和分析。

　　二 索引的功能与编制方法

　　索引作为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某一特定内容而设定的，它是一种指示，标示出某一具体信息的页码位置。

　　在西方图书史中，索引比目录出现得还早。在15世纪中叶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方式就已经用于对《圣经》中的词语进行检索了。随着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的快速普及，为了方便读者对内容进行快速的检索，索引逐渐成为图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索引的主要作用在于方便读者查询信息，它有两项基本的功能：一是按字母顺序检索条目的查询功能，二是条目之间相互参照。

　　索引的指示作用主要是通过条目检索来实现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条目增进了检索的效率。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没有索引，就好似一座没有线索提示的迷宫一样，读者容易迷失其中；而如果读者过度依赖索引，又会只顾着采撷树叶而看不到整棵大树，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不好的索引也比没有索引强，但实际上编制得有缺陷的索引反而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这就要求索引的编制应该符合规范，达到一定的水准（[2]，页188）。

　　通常索引的条目包括人名、地名、书名、专业术语等类别。因为手工编制的索引是按照语义来编制的，同样一个概念即使表达方式不同，但只要意思是一样的，也会被归并在一个条目之下，所以使用索引来查询书中的内容要比用电子书全文搜索关键词还要更准确，但手工编制索引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专业工作。

　　索引指示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条目之间可以相互参照（cross-reference），把相互关联的内容建立起联系；如果同样的内容分布在书中的不同地方，相互参照就不可避免。

　　参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者直接在内容中提示读者，可以去参考某一章节的某一内容；二是在索引中的某一个条目后，提醒读者去参考另一个条目。虽然两种形式的目的和作用是一样的，但相比写在内容中指向章节的参照提示，指向条目和页码的索引参照形式更为简单和直观，查找起来也更为方便。

　　索引虽然对读者有这么多的好处，但它本身的编制对作者来说还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按照西方出版业的惯例，编制索引是作者的分内工作，但由于索引编制的专业特点，很多图书的索引都是由作者委托专门的索引编制者代替自己完成的。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来提高索引编制的工作效率，能够与图书的编辑校对工作同步完成，但在过去铅字印刷的技术条件下，索引的编制完全依靠手工劳动，只能等到图书的内容都校改完毕，所有的页码都确定下来不再更改之后，才能开始进行。一旦内容的页码发生了改变，就会给索引的编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已经做好的条目都必须逐条更新页码。正是因为索引在出版流程上的这个特殊要求，决定了索引的编制只能在图书出版的最终阶段进行，这也让图书的出版周期拉得更长。

　　不同种类的图书对索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要求最高的，应该是百科全书这类的工具书。就是因为编制索引的不易，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百科全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为读者提供索引的，索引卷通常大大晚于图书的出版。钱伯斯的《百科全书》（1728）在1741年出版第4版的时候才附上索引；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1751—1772）在最初也没有索引，而是到了1780年的时候，才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单行本索引；《大英百科全书》（1768—1771）的索引是在1824年的时候与第5版的增补部分一道出版的（[3]，pp. 12—47）。从索引的出版滞后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

　　三 总体规划

　　我们知道，李约瑟在1948年最初提出SCC选题的时候，所预想的还只是一本书的规模，但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撰写的稿件字数也不断增加，到了1951年底的时候，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了以7卷本的形式来出版这套大书，并在1954年出版的第1卷中以总目录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

　　1. 索引问题

　　SCC从一本书扩展成了一套7卷本的大书，每一卷都单独进行销售，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按照常规，每一卷都应该配有参考书目和索引，但是各卷独立的参考书目和索引，虽然能够方便购买不同卷册的读者，却会给购买整套书的读者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就是索引问题的起因。索引本来是为了方便读者进行检索的，现在却显得很不方便：如果一个读者想要检索一个名词、一个人物或一本参考书在SCC中出现的地方的话，他必须逐一查找各卷册后面的参考书目与索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检索结果的完备性，这显然会让读者觉得极为不便。

　　索引编制的规范要求“每一部著作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索引而不是每卷一个索引”（[3]，页69）。当一套大书的卷册越多，这个问题就越突出，当SCC逐步扩充到20多个卷册的规模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出版社对这一问题早有预见，最初讨论SCC是否分卷出版的时候，剑桥大学出版社就曾提醒过李约瑟，分卷出版会给编制参考书目和索引带来很大的麻烦。经过多次协商，李约瑟和出版社的编辑最终选择了折衷的方案：给陆续出版的各卷配上各自独立的参考文献和索引，等到李约瑟完成所有书稿后，计划在最后一卷出版时，加上一个总索引，以此来解决购买全套图书的读者所碰到的问题。

　　2. 权宜之计

　　SCC在第1卷中做出一个承诺，要在最后一卷中出版一个总的书目和索引，以把各卷独立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都统一起来。按照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构想，SCC将在各卷出版的过程中完成总索引的积累和准备，但这个解决问题的计划，终归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彼时SCC的书稿都尚未完成，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更是无法确定。

　　李约瑟希望总索引不仅能够解决上述分卷索引的弊端，还能够解决一些潜在的问题，因为按照他的设计，这个总索引中所包含的参考书目、人物和专业术语这三大类内容，将是对各卷已有的内容的补充和完善。

　　对于第一类的参考文献，即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SCC已经配有中英文的书名和作者名，但还缺少必要的版本信息，要想查对中文原文，并不是仅凭书名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因为中文古籍的流传时间长、范围广，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版本校勘整理本身就是一项颇为艰巨的文献整理工作，所以李约瑟希望能在将来增加“收有该书的丛书书名”和“本书所用该书的版本”这两个著录项，来弥补这一不足。后来SCC在被译成中文的时候，需要核实其中所引用的中文典籍的原文，这一潜在的问题才显露出来。

　　对于第二类的人物条目，SCC各卷中出现的中国科学家的名字，李约瑟在正文中用拼音英译，人名首次出现的时候加注了汉字脚注，但由于缺少这些人物的生平介绍，对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来说必然觉得很陌生，所以李约瑟希望能在总索引中出版一个“1900年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的传记目录”，包括：（a）个人姓名，按字母顺序排列，附上汉字；（b）朝代；（c）尽可能准确的生卒年月或在世期；（d）简要说明取得成就的领域；（e）传记辞典或其他可以由之获得进一步资料的书籍，以此增进读者对中国科学家的了解。这种做法也符合索引的编制规范，为了区分不同的人物，索引实际上需要引入更多的信息，如生卒年等，来补充图书的内容，仅有姓名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第三类的科技词汇，SCC各卷的索引中只有英文，并无汉字，对于那些能够使用中文的汉学家和研究者来说，想要找回汉语的原文很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鉴于SCC的主要读者是英语读者，所以这个问题在一开始时并无大碍，只有当SCC后来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个缺陷才突显出来，专业术语没有英汉对照，给SCC的中文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李约瑟深知科技术语等专业词汇对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定希望能够在全书完成之后对此进行统一的汇总。

　　四 落实情况

　　除了李约瑟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是上述计划的坚定推动者，一直在进行准备工作，从出版社对印刷厂的排版要求上可以得到例证。

　　活字印刷最大的优势是铅字可以重复使用，但它的弊端是每次印刷之前都需要重新排版。如果为了将来可能的重印而保留铅字版的话，不仅铅字版体积大、笨重，而且成本也很高。纸型的发明弥补了活字印刷的缺陷。所谓纸型，就是在铅字版上面覆盖一层厚的纸板，然后通过反复打压，在这层厚纸板上压制出铅字版的模子。相比铅字版，纸型更轻、成本更低，且易于保存和运输，能够被反复使用。用纸型作模子可以浇铸出铅版来，铅版能够上机印刷，省却了重新排版的麻烦。有了纸型，原来的铅字版就可以被拆掉，铅字可以被重新归还到排字架上以供再次使用，也可以熔化成金属作为原料再次利用。

　　SCC的中文参考书目部分，由于使用了中英文混合排版，用到了大量汉字铅字，而汉字的校对工作只有李约瑟及其研究助手才能够完成，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出版总索引时的重复劳动和造成新的错误，剑桥大学出版社负责该项目的编辑彼得·伯比奇（Peter Burbidge）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要求印刷厂改变标准的排版印刷流程，保存所有参考文献部分的铅字版，不得拆版，以备后用：

　　在处理（第5卷第3分册）这一卷的铅字版的时候，有一点至关重要：参考书目及其增补部分的印版必须保持原样不能拆版，可以用于（下一册）第5卷第4分册的参考书目部分。我希望你能给印刷厂以必要的指导，并要他们确认。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保留铅字版的话，将会给双方的业务带来巨大的麻烦和高昂的费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确保这些铅字版不被拆版还字。[4]

　　按照铅字排版的流程，考虑到中英文混排对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操作难度，如果要在最后一卷中把所有卷的参考书目汇总成一个大书目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保留住这些已经排好的铅版，等到所有的分册全部出版完毕之后，把原来各卷的铅版进行拼版，剔除掉重复的条目，这个办法要比任何其他的修改方式都更为简单划算，由此可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在每一卷的出版时都要考虑到落实最初所制定的计划。

　　SCC编制索引的工作，从第1卷（1954年）开始，到第5卷第5分册（1983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实际上都是李约瑟妻子多萝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中文名李大斐）的妹妹穆里尔·莫伊尔（Muriel Moyle）一个人完成的。

　　莫伊尔做索引主要的依据是李约瑟及其合作者为撰写SCC和出版总索引而积累的三类索引卡片：人物、书目和科技词汇。

　　1. 人物索引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的传记名录是李约瑟最先着手准备的。在1954年SCC第1卷出版之前，李约瑟和他的研究助手王铃一起，就已经整理出了大量的人物索引卡片。李约瑟把这些人物卡片翻拍成缩微胶卷，分送给国际上几家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机构和学者，希望他们能够试用这套卡片，帮助他补充、修改，以使之更为完善。

　　1954年11月25日，李约瑟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将一套人物卡片的缩微胶卷赠与中国科学院，希望中国的学者们能帮助他改正其中的错误和遗漏，为将来总索引的出版做好准备：

　　我现在能够践行我的承诺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写信告诉您，有一套我们希望能在结论卷中出版的，我为SCC所做的人物辞条的复印件，一共29卷缩微胶卷，现在分装在15个塑料盒中，赠送给中国科学院。这个名册采用的是索引卡片的形式，现在包含了超过14000余个辞条。每一个辞条是一个中国的人物，包含了他或她的传记信息。所收录的都是19世纪之前对科学、技术或科学和哲学思想有所贡献的人物。按照预期，在五到十年之后，SCC最后一卷面世的时候，这一人物索引中的条目数量至少会翻一番，因为目前我们包含的只是一些与我们已经写出来书稿的领域有关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主要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还缺少化学家和炼丹术士、医家和农学家。

　　我们很清楚目前这个人物索引的缺陷，这也是我们不揣冒昧地寄送给中国科学院的主要动机。我们当然并不是觉得能够胜过你们（诸如竺可桢、梁思成、王振铎等）已有的知识，为北京的学者准备出一套足够可用的资源，而是迫切地希望，你的同事们能够偶尔抽出点时间，审阅我们所做的缩微胶卷索引，能够在以后尽可能地给我们提供一些补正、校改和建议。我请您相信，我这么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谦辞，而是真实的、迫切的请求，在SCC最后一卷出版之前，请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没有批评的意见，如同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一样，就不会有好的作品诞生。[5]

　　郭沫若在回信中写道：

　　今年一月收到你的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来信，及小型胶卷二十九卷，至深感谢。你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做了这许多工作，实在令人钦佩之至。你送来的胶卷的内容包括一万四千余张卡片，因系不分科目，只照姓名的拉丁字母拼法排列，我们很难分给各位专家，并请他们看过后表示意见。本院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中曾有人大致抽阅，认为此种引得（Index）是值得付印的，同时觉得里边搜集的姓名不免太多些。有些人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身并无贡献，只是偶然记录了些与科学技术史有关的材料。引得是否应包括这些人在内，是一问题。[5]

　　郭沫若的肯定令李约瑟颇感振奋，他随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这套人物索引虽然后来并没有能够在中国出版，但李约瑟所做的工作已经开始在中国产生了影响。

　　2. 参考书目

　　分卷出版的SCC，参考书目的重复是读者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1976年9月，剑桥大学东方系的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准备在一篇即将发表的书评中，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批评，他认为，SCC第5卷中两个分册的参考文献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必要重复印刷，反而那些更为重要的参考文献的版本信息等著录项，依然没有补充完整。他在书评中指出：

　　这一卷（V5 part 3）的内容中，正文只有262页，参考文献263—432页和477—478页与上一卷（V5 part 2）中305—469页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有6页补充的内容是单独排印的。

　　当前图书的价格已经把大多数学者和学者都拒之门外了，只有图书馆才有实力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应该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么高比例的内容重复是否明智。

　　比重复印刷更重要的是，应该列出那些本书写作过程中实际用到的图书清单。这个书目，如果能够提供一些确定的版本信息的话，不管是汉英对照的，还是英汉对照的，对于现在的研究和辞典编纂来说，都将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帮助。[6]

　　鲁惟一的信和书评被转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伯比奇先生，他回函解释了之所以这么处理参考文献的原因，希望自己为降低整套书的成本所做的努力能够获得学界的谅解，而不要被误解为是在浪费读者的金钱。伯比奇在信中说：

　　尽管我有其他的职务，但我仍然是出版社负责李约瑟著作的编辑，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您一个答复。

　　您在评论中所说的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印刷参考书目，目的恰恰是为了降低图书的生产成本。真实的情况是，一卷一卷地保留铅字版，这样就只用花一次排版的成本，不会新增费用。很容易理解，在第5卷中，参考书目中有大量的条目是一样的，如果区分不同的分册而各自排印的话，所花的费用将会高得多。保留铅字版不拆的费用虽然也很高，但如果我们为每一个分册单独编辑和排印参考书目的话，费用将会更高。

　　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希望您能考虑适当修改您的书评。我们为降低SCC的成本已经考虑了很多办法，我特别担心学术界对此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6]

　　李约瑟则更重视鲁惟一所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即参考书目缺少版本信息，在读者中饱受诟病。为了不让读者遥遥无期地等待总书目和总索引的出版，李约瑟只好提前为SCC已出版的部分所用到的参考书目增补了版本信息。这项工作是由莱昂妮·卡拉汗（Léonie Callaghan）等人来做的。1971年，一个“临时的中文参考书目版本信息列表”（Interim List of Editions of Chinese Texts Used）附于第4卷第3分册的后面出版。

　　临时的补救措施并没有解决后续各卷的参考书目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查找中文原文的问题，后来SCC在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需要查找原文的译者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

　　陈立夫在台湾主持翻译出版SCC的时候，谈到翻译过程中所碰到的最大问题：

　　原著所引资料，多由中文英译，今再由英文回译，必须与原来中文典籍中原文一致，方为正道。惟若干原著，在台湾不易找到，虽曾用尽方法在国外托人寻找，亦不易得，则惟有暂用译文，留待将来改正。而原先协助作者从事研究之若干主要中国学者如王铃博士等，均在国外，虽曾约请参加译事，以便原始资料之回译。但困难甚多，不易实现。……原书中有若干名词，无中文注明，除有名之人物及地名易于查考外，余需花费不少时间以求译名之正确。惟仍有若干，不敢信其无讹也。（[7]，页6—7）

　　同样，1986年12月，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成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进行SCC中译本的翻译工作时，作为主编的卢嘉锡也曾感慨SCC中译的“回原”难度之大：

　　这部巨著卷帙浩繁，又有大量文献资料引自中文和许多种文字的外文书刊等，译校审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加上历史和哲学观点，见仁见智，未必完全相同，要在译文上做到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始史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如第二卷中所引先秦诸子，历来校注诸家聚讼纷纭，我们的校译者采用了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作为校勘和标点的依据。我们也曾参考过台湾学者的有关论著，但有时又发现所需要的部分或有疑义或付之阙如（如《墨子今译》未收“大、小取”等）。（[1]，中译本序，ix—xiii）

　　3. 科技术语

　　SCC在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另一个困难是对科技词汇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实际上，李约瑟非常重视科技词汇的翻译。在SCC的写作过程中，每开始一卷册的内容写作之前，他和他的研究助手必先从专有名词开始，把用到的科技词汇制成中英文对照的词汇卡片。李约瑟认为要想研究一个领域，就必须同时熟悉该领域中国的和西方的不同专门术语，否则就无法搞清楚一个名称的具体所指。他曾在一个指导大学生创造性写作的讲座上，谈到自己是如何把中文里的科技词汇翻译成英语的：

　　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你才会明白科技词汇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有些词汇很复杂……关于一艘帆船的专业词汇就非常复杂，每一条绳索、每一根缆绳、每一个滑轮、甚至每一片木板都有它自己专门的名字，你必须知道这些名字，你也必须知道中文里它们的名字，否则你就没办法处理它们。……我们可以谈论一个人织东西（knit），可以说到平针（plain）与倒针（purl）的不同，但是如果过了500年之后，未来的人一定会非常难以理解我们所说的东西，如果他们自己不会织的话。

　　有关技术术语的问题，中文的医学典籍尤其困难。有很多术语放在不同的地方意思会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们说huang tao（黄道），没有问题，它的意思就是黄道（ecliptic）；在冶金学里，如果我们说kang（钢），你可以确定这指的就是钢（steel）；huo yao（火药）除了被当作火药之外，不会被误以为是其他的东西。但是到了医书里，文字的理解就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使用的是非常技术性的专业词汇。例如，我有一个德国的朋友非常坚持地要把“气”（chhi）翻译成“能量”（energy）。在中文的医学书中，大约有24种不同的气，他也都把这些不同的气分别给形容出来了。他的这种做法还是让人颇感担心的，因为能量是一个在19世纪早期才被认可的科学概念。对于“气”，我们更愿意使用拼音而不是翻译。同样，对于“阴”（Yin）和“阳”（Yang），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是宇宙中的两种基本的力量，试图去翻译它们不会有好的结果。

　　翻译一段医学的文字，有好几种办法。你既可以把技术名词留着不译，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几乎没法阅读，也可以使用一种猜测的现代对应词，但毫无疑问是错的。如果你依赖于查字典来翻译，你会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这段文字显得非常的古怪、也很幼稚。其实这种判断一点都不公平，那些中世纪的中国医生们实际上是非常老练的。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造字的办法，用“文字的艺术”，以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字根构造出一些新的词汇，并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详加解释，在以后的使用中也注意保持系统性。例如“实”（shih）和“虚”（hsu）我们翻译为plerotic和eremotic，你能够马上从其中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字根中明白它们的意思。[8]

　　不错，对于中文里某些抽象的概念，即便是能够将它的意思解释得非常地细，也只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若要完整地再现中国古代某个字词的确切含义，恐怕没有任何翻译方式能够有效做到。为了准确传达汉语的语义，李约瑟选择了采用西方的构词法发明一些新的词汇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李约瑟所碰到的科技词汇的翻译问题，是从古汉语译成英文，后来在SCC要被译成中文的时候，又变成了如何从英文译回汉语的问题。很多词汇并不能按照字面进行直译，这也是很多翻译容易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若照字面去翻，难免会闹出笑话。197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SCC中文版中，很多中国古代发明的专有名词就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错误：译者把苏颂的水运仪象台的“自动机械钟”（automatic clock-drive）译成了“自动分度仪”；把“冶金用的鼓风机”（metallurgical blowing-engines）译成了“金属喷出机”；把“兽驮的两种有效挽车法”（two efficient harnesses for draught-animals）即“胸肩束带和轭”（breast-strap or postilion harness， and the collar harness）误成了“驮兽之两种有效装具”与“胸带和颈带”；将“防水隔舱”（water-tight compartments）误为“挡水的间隔”。后经读者一一指出，在1974年的修订版中加以更正（[9]，页275—277）。

　　胡菊人翻译出版过李约瑟在SCC之外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文章，他也很有感触：

　　译这篇文章（李约瑟《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自己也感到吃力不讨好，因为笔者不懂科学，往往为了一个专门术语，要费十多个小时去查书……例如为了“Torquetum”一词，查了十几种书都得不到结果，现在意译为“换座仪”，但是不是一定正确呢？……又如“Oikoumene”一词，这是希腊字……译者的困难便告大增。此外，本文的所有中文书名和中国人的名字，都没有附上中文，有时为了一个名字，要三番四次的查二十五史。……例如“Ao Pho Thu Yung”这样四个拼音字，怎样还原到原来的书名，本文既未列中文，而李氏的巨著《中国科学文明史》就已出版的来看，亦未著录。还原回《熬波图咏》，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不足为外人道。

　　译这篇文章，笔者已痛感到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的许多缺点。最简单的是，我们的工具书籍之匮乏。……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多的人口，而且一向自命和被认为是有文化的国家，这就是不应该有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能不摇头吗？（[9]，页268—269）

　　上述三个方面内容的实际情况表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SCC的出版计划不断地改变，SCC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充，但总索引的计划从未被明确放弃，而是一直都在补充和完善，对此李约瑟和出版社都煞费苦心。彼得·伯比奇于1985年过世，他当年极力要求保留下来的那些SCC的铅字版不知是否还保存着，但当年的那些技术问题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现代的计算机激光照相排版技术已经彻底取代了传统的铅字印刷技术。

　　五 总索引的价值

　　1995年李约瑟去世后，SCC的出版工作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作为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李约瑟当年所设计的那个总索引是否还具有出版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对于SCC的读者来说，需要一个总索引来方便查询。索引是为读者服务的，现在的读者情况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开始写作SCC的时候有了很大不同，中国科技史这个学科已经相当成熟；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日趋强盛，希望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的西方人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对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索引的意义已经不在于能够节省多少读者的重复劳动，而在于它究竟能提供哪些有价值的信息。传统的索引编制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电子文档全文检索功能有类似之处，但仍有很大的不同。计算机全文检索搜索的是字和词，要求字面必须完全一致，否则便查询不到；手工编制的索引是按照语义对条目归类的，能把字面上不同但意思上一样的内容归在一起，这是计算机全文检索无法做到的。即便是进入了信息时代，索引也不会自动编制完成，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整理，耗费足够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编制出对读者有用的索引。

　　其次，总索引能够完善现有的相互参照功能。如同百科全书，相互参照功能是SCC所具有的一个特色。虽然出版社并不鼓励作者过多使用交叉索引，因为它们会给排版校对带来很大的麻烦，但为了避免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进行的内容划分可能引起的问题，李约瑟仍然坚持在SCC中使用大量的相互参照。由于整部著作的出版周期很长，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前面的内容中提醒读者要参照后面某一章节的内容，但后面的内容还没有写出来，这时相互参照就无法指向确切的页码，只能指向内容所在的章节了。在SCC中，有可能几十页一章，也有可能是一本书一章，读者在找到章节之后，就只能依赖书后的索引来查询关键词，造成很大的不便。虽然李约瑟在第一卷出版之前就为全书设计了非常详细的目录编号来方便读者对内容定位，但这种方式终归也是权宜之计，要想准确到页码进行相互参照，唯有统一专业术语之后，使用索引的相互参照方可实现。

　　再次，如果总索引能够提供中英文对照，毋庸置疑，对于翻译者将会非常有用，它能够解决SCC中译的时候所遇到的许多棘手的问题。凡从事过翻译的学者，对此都会有很深的体会：对于那种需要众多译者合力完成的巨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索引，不能首先统一全书的术语翻译，那么所做的事情，都只能是事倍功半。SCC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一直是中国科学史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目前SCC的中译尚未完成，其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与缺乏一本权威的工具书不无关系。现在的一大遗憾是，SCC英文版的索引没有中文，而中文译本的索引则没有英文。虽说李约瑟构想的总索引不见得会是中英文对照的，但如果SCC能有一个中英文对照的总索引，对于翻译的帮助将功莫大焉。这样的一部索引，作为一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工具书，能够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充分利用李约瑟所打下的基础。

　　最后，通过编制总索引，必然能够发现很多SCC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提高出版物本身的质量。SCC的出版跨越半个多世纪之久，虽有过勘误，却并未修订过，因此SCC一定也存在一些文字上的错误需要更正。例如，李约瑟将中国人名“薄珏”的音注为“Po Yu”，有读者指出，他显然是将“珏”（jué）字误读为“Yu”了（[9]，页57）。再例如，何丙郁曾回忆自己替李约瑟去美国拜会一位批评者，这位教授指出了李约瑟在SCC中把李俨（Li Yen）写作“Li Nien”的错误，何丙郁只好向他解释：“李约瑟大概听到江苏方言的口音，就将Li Yen写成Li Nien。问题是第三卷既然用了Li Nien二字，以后就不便再改回Li Yen了。”（[10]，页74）出版前的编校固然是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首要环节，但在全书出版完成之后，继续发现和订正文字上的错误，也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总索引的编制，可以为出版者提供发现错误的机会。

　　总之，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没有一个总索引是不完整的。SCC的总索引是李约瑟承诺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是李约瑟宏大的SCC规划的题中应有之意。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 布莱尔. 工具书的诞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3] Wheatley， H.. What Is an Index？[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79.

　　[4] Cop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morandum from Peter Burbidge to Jim Henderson about the Use of Standing Type for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Parts of 慡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抂A]. NRI. 慡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Project[R]. 1975年9月4日. 英国剑桥：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4/100.

　　[5] Correspondence with Kuo Mo-Jo [Guo Moruo] of Academia Sinica， Peking， about a Copy of the Card Index of Chinese Scientists[A]. NRI.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R]. 1954年5月16日—1955年10月28日. 英国剑桥：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2/388/2/4.

　　[6] Letter from Michael Loewe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o Bob Seal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bout His Review of 慡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Part 3? The Documents also Include a Copy of a Reply from Peter Burbidge of the Press； an Extract from Loewe抯 Review[A]. NRI. 慡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Project[R]. 1976年9月10日—20日. 英国剑桥：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4/113.

　　[7] 李约瑟.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 导论)[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71.

　　[8] 慦riting SCC? 慉 Paper Given to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roblems in Creative Work抂A]. NRI. Papers of Joseph Needham as a Historian of Chines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R]. 1981年2月1日. 英国剑桥：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NRI2/1/2.

　　[9] 胡菊人.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M]. 香港：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79.

　　[10] 何丙郁. 我与李约瑟[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5.

　　On the Master-Index of SCC

　　WANG Xiao John Moffett

　　Abstract： Joseph Needham made a plan to publish a master-index in the last volume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揝CC? which included bibliographies， biographies， and technical terms. Due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CC， till now it has not finished， so this plan has not been achieved either. Based on the functions of an index and the SCC 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the overall plan，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aster-index， and concludes that it will have a particular publishing value for an encyclopedic masterpiece as SCC.

　　Keywords： Joseph Needham， SCC， index， history of science

　　王晓 莫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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