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森学会早期史探寻

　　摘 要 史密森学会来自于史密森的私人捐赠。学会的成立，对19世纪美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贡献，而这一点与首任会长约瑟夫·亨利密不可分，是他奠定了学会的方向和运行原则。史密森学会的早期史表明，科学，在坚持自主性的同时，需要与政府及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由此才可以实现科学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史密森学会 约瑟夫·亨利 美国科学社会史 美国科技政策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两侧，坐落着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群落——史密森博物馆，其管理机构正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①。

　　布鲁斯（Robert V. Bruce）将史密森学会称为“美国科学的摇篮”（[1]，页193）。杜普里（A. Hunter Dupree）称赞史密森学会“最伟大的贡献是高举了原创研究的旗帜”（[2]，页90）。在19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史密森学会为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稍后成立的重要科学组织，如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1848）、美国国家科学院（NAS，1863）相比，史密森学会更显独特，其特殊定位决定了其运行发展的独特性，以至于后来在联邦政府是否要设置“科学部”的争论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就曾建议，干脆由史密森学会来担任科学部的职能，并统筹科学研究事务（[3]，页38）。

　　因此，对史密森学会建立的背景、建立过程中的争论、争论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各方理念、学会的独特贡献及史密森学会与19世纪美国科学事业的关系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理解美国早期科学事业的发展特点，以及美国政府与科学事务关系的变化，亦将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制订均具有重要的借鉴。

　　一 遗赠与学会的建立

　　1. 史密森遗赠

　　史密森学会的捐助来自英国的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他出生于1765年，是诺森伯兰（H. S. Northumberland）公爵的私生子，属英王亨利七世（Henry VII）的直系后裔。史密森颇有才华，21岁从牛津大学毕业，23岁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曾发表了约30篇重要科学论文，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菱锌矿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虽然詹姆斯·史密森的科学成就卓然，但其私生子的身份还是难以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他不但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甚至还受到各种歧视。他曾发誓：“我会让自己青史留名，即使将来人们把诺森伯兰这个贵族姓氏忘得干干净净，也还会永远记得我的名字。”后来，他继承了母亲麦西（E. A. Macie）的巨额遗产，在其晚年，他立下遗愿：遗产留给自己的外甥，但“如果我的外甥死后又没有孩子，或者，他的孩子在21岁之前死亡或未留下遗嘱就死亡……我的全部财产将赠给美利坚合众国，并在首都华盛顿以史密森学会的名字建立一个旨在增进和传播人类知识的机构”①。

　　史密森为何会将遗产转赠给美利坚合众国，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除了史密森公开的遗书之外，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动机与意图。他从未踏足美国，似乎也没有与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有过联系。或许，史密森相信，崇尚科学、拥有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的年轻共和国应该会比他的祖国更好地使用他的遗产。杜普里（A. H. Dupree）甚至推测说，或许是史密森从图书馆的某本副本上看到应当让首都华盛顿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的观点启发了他，或许是他对新成立的共和国充满同情，或许是因为私生子的身份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对他的冷落让他有了死后报复的动机（[2]，页67）。无论真实原因如何，史密森期待着“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观察、研究、实验的方式来为人类获取知识，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一员”[4] 。但是，史密森的美好愿望在真正实现之前，却几经挫折与折腾。

　　2. 遗赠接受之争

　　1835年6月5日，史密森的外甥去世，史密森的遗嘱生效。同年9月，美国国务院获知消息，12月，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向国会报告了这一事件，然而当时，美国国内对是否接受史密森的遗赠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人们大都设想政府可能使用史密森的遗产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以此来实现史密森增进、传播知识的遗愿。因此，设立国立大学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争论成为热点话题。其次，也还有许多人认为接受外国人的捐赠有失国体、有辱国格。部分保守人士坚持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笔巨额遗赠。

　　几经争论，终于在1836年1月5日，24届国会参议院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认领这笔遗产的决议。决议指出：

　　总体来讲，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是有能力掌管好史密森遗赠的，这一行为与它的尊严也是相一致的，在英国法庭上为美国政府的决定做出辩护，来获取史密森的遗产，这是美国政府的职责……应当由国会做出这一规定使执行者能够有效地依法进行… 因此，委员会推荐采用联合决议授权总统采取措施获得史密森的遗产。①

　　1836年7月1日，国会两院经过反复讨论后表决，最终通过这份决议。杰克逊总统派理查德·腊思（Richard Rush）前往英国接受遗赠。腊思在英国法庭与英国人打起了遗产之战，这场官司几经波折，于两年后的1838年9月9日，英国法院宣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判定史密森遗嘱有效：史密森的遗产归属美国。1838年，英国政府将遗产以一英镑的金币来计，装满105个袋子送往美国，后在费城造币厂重新铸造成美国硬币，遗赠最终的数额大约为50万美元。

　　1838年，腊思带着史密森的馈赠以及他的个人藏书与矿物收藏品返回美国，而此时，如何成立一个合适的机构以实现史密森之“增加与传播人类知识”的愿望，仍旧是美国国内各界人士争论不休的焦点。

　　3. 史密森学会的成立

　　史密森遗嘱的法律条款对遗产的接受者、机构所在地、目的以及机构名称都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美国科学界与社会却在诸多相关问题上争论不已：什么是知识？如何增进与传播知识？如何管理这个机构？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个新机构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很难想象，遗产领回之后，针对如何使用这笔遗产，美国国内又展开了长达8年的争论。

　　在这冗长的争论期间，部分人仍然坚持使用史密森遗产建立一所大学式的教育机构。也有人希望，史密森遗产可以用来在华盛顿建立一座研究机构，同时可设立科学讲演厅，通过出版这些演讲者的作品来激励后人。还有人希望这个机构是用来进行科学实验的场所。甚至有人担心，联邦政府接受和管理这笔巨款会引起腐败，所以主张将这笔巨款捐赠退还给英国算了。各种建议中，包括设立农学院、国立大学、国家研究院、天文台、图书馆、师范学校等等，因涉及联邦政府“中央集权”之嫌和宪法的限制，更不可能实现。

　　连续几届国会在确立新机构属性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总统也不断地催促，希望尽早解决这一问题。终于，1846年8月10日，第29届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史密森学会的法案（An Act to Establish the 揝mithsonian Institution?for 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Men）：

　　……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通过立法创立史密森学会……史密森学会的运行应当由设立在华盛顿的董事会所掌管，这个董事会称为史密森学会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华盛顿市长；三名参议员，三名众议员；六名其他成员，这六位成员不是国会议员，其中两位应当是华盛顿national institute的成员，同时居住在华盛顿。剩余的四位成员应当是这个国家的居民……

　　董事会应当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为史密森学会建立一个适当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朴实却经久耐用，没有多余的装饰物。它应当有足够多的空间来接待与准备各项活动，为自然历史收藏品提供一个收藏场所，为地质学与矿物学样本提供一个收纳场所，还应当包括一个化学实验室，一个图书馆，一个艺术走廊，还应当有必需的演讲室……

　　国会有权变更、修正、增加或废除本法律条款……①

　　根据最终的法案，史密森学会还包括一座收集各种“有价值的作品”的图书馆、一座博物馆、一个化学实验室、一个艺术画廊以及演讲室。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选出会长作为最高行政负责人。联邦政府每年都应资助史密森学会，但学会却“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处于政府监护之下的民间机构”（[5]，页639）。

　　虽然史密森学会的建立拖延了很久，但最终也体现出这样一种共识和期待：政府的最终方案应该让捐赠更有价值。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凸显了科学事务与美国政府间的微妙关系。19世纪30—60年代也正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开始更多地介入科技事务的新时期。联邦政府在积极资助美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同时，必然涉及这样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在处理任何相关的科技事务时，政府的职责、权限和边界究竟是什么。就史密森学会而言，联邦政府当时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到底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该如何运行，但是他们相信，至少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思考，最起码也是对史密森遗愿的尊重。

　　在史密森学会建立之前，美国国内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科学组织，而对于史密森学会成立的意义，稍晚成立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曾指出：“史密森学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为了特殊的目的对我们政府的神圣信任的产物。我们有责任用与捐赠者意愿相一致的方式，来管理这种信任。史密森将这一机构定义为‘在人类之间增进传播知识’。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意：遗赠不是用来支持美国政府增进传播知识，而是支持这个机构本身增进传播知识。”（[6]，页961）

　　换言之，关于史密森学会有三点是非常特别的。首先，史密森学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民间组织。其次，它是由私人捐赠成立的，美国政府仅仅是受委托来实现史密森的遗愿。第三，史密森学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其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7]，页147）。

　　国会通过立法确立史密森学会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稳定的架构，保证了学会的正常运转，而董事会构成也赋予了实际行政管理者以更大的空间与自由。接下来，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一位伟大的会长”。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作为第一任会长①，不仅确定了史密森学会的发展方向，并且他为学会建立的运行原则也为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所遵循。可以说，史密森学会对美国科学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与首任会长亨利密不可分的。

　　二 约瑟夫·亨利与史密森学会

　　1. 学会首任会长

　　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出生于1797年12月17日，卒于1878年。年轻的亨利主要是靠自学成才，在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自感应现象、无线电通讯等领域有重要贡献。由于其杰出成就，1832年，亨利受聘到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担任自然哲学教授，并被当时人比作本杰明·富兰克林。

　　1846年，新成立的史密森学会董事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选出史密森学会的首任会长。董事会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头衔所应具备的资格：

　　史密森学会的会长必须有重要的影响力与卓越的科学才能，同时还必须取得普遍认可的科学成就；他还应当有能力通过原创性研究和工作推进科学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他还应当具备承担学会与国内外科学共同体以及公众之间受人尊敬的交流中介的责任……（[8]，页192）

　　在史密森学会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Alexander Dallas Bache）是唯一的一名职业科学家，他指出史密森学会的执行秘书（会长）所应该有的特质：“这个人应当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具备较高的才能，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声望。在当时的美国只有亨利才具备这些领导才能。”（[1]，页188）贝奇特别强调史密森学会的会长必须是一位科学家，他认为，史密森学会未来的好名声、成就和影响均高度依赖于这位会长的选择。

　　但是，对于是否接受这一提名，亨利本人还有顾虑。对亨利来说，担任新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要牺牲个人的科学研究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也希望能够留住他。但是，也有许多人极力劝说他接受这一任命，贝奇就强烈地催促亨利来到华盛顿，甚至安慰说，如果他不喜欢史密森学会的工作，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他还可以重新回普林斯顿担任他的教授职位。贝奇热情地邀请亨利道：

　　……我亲爱的朋友，科学的胜利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来，光大华盛顿。……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必须要来。……一个人难道不该有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作为这个伟大学会的伟大会长，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首任会长，你的名誉将载入史册……（[9]，页98）

　　1846年12月，众望所归的亨利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华盛顿，被任命为史密森学会会长，直到1878年5月去世，他将自己贡献给史密森学会长达32年。

　　亨利将自己对詹姆斯·史密森遗愿的理解贯彻到史密森学会的管理中去。在亨利的观念中，知识是无界的，是可以全世界共享的，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扩大知识的边界。亨利说：“我脑海中最强烈的一个想法，是激励我们国家的人才来进行基础研究活动，以此来为科学知识增砖添瓦。”在给贝奇的信中，亨利清晰地表达出他的这些理念：“使科学在美国得到更高的尊重，并由此增加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和激励科学人才，政府应有意识地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10]，页85）

　　在亨利心目中，史密森遗产的使用是用来促进知识的发展，这是史密森学会的最高目标，这个机构不是大学，不是图书馆，也不是博物馆，更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亨利的领导使得史密森学会朝着史密森所盼望的“增进和传播知识”的方向迅速发展，大大推进了19世纪美国基础科学的蓬勃发展。他不仅“使得史密森学会对于美国科学事业产生了非常伟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了接近一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他的巨大贡献，除史密森学会之外，对后来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也影响深远”（[11]，页426）。

　　2. 史密森学会确立运行原则

　　早在史密森学会成立之前，亨利和贝奇就对美国科学的发展方向形成了共识。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应当超越自然博物学的培根主义，应当进一步在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方面实现突破，基础研究应当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亨利期盼史密森学会能够实现他的理念。

　　在1859年度的学会报告中，亨利指出：

　　在关于史密森遗愿的最初讨论中，即使非常卓越开明的人也容易混淆了捐赠人的目的。相反，学会成功地使美国公众的头脑熟悉了关于知识的三种基本区分，即：增进知识，扩散知识，应用知识。虽然许多州的立法者对知识的扩散提供慷慨支持，尽管知识的实际应用得到政府与专利法的鼓励，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或真理的发现，即使没有得到直接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值得赞助与支持……①

　　然而，要实现亨利的理念还有许多困难。国会立法将史密森学会的主要功能定义为国家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每年大量资金被用来支持图书馆与博物馆的运行，用于基础研究的资金就变得很少。亨利则认为，史密森遗愿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国会的诠释并不能够实现史密森增进、扩散知识的原意。因此，亨利坚持应当将资金重点放在研究以及支持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董事会成立后，董事们主张将遗产收益的一半用于藏书。亨利认为这是国会图书馆的重复，它对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没有特别的作用。他主张要将收益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原创性的研究，并为实现这主张进行了许多年的努力，最后终于获得成功。”（[12]，页74）

　　1857年，亨利促使国会废除了法案中规定史密森学会充当所有“有产权的材料”存放处的条款。在亨利眼中，国会对于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设想，更多地是出于“国内”目标，但亨利却试图将学会的定位“国际化”。亨利坚持把促进原创性研究作为史密森学会的核心，他设想通过类似于同行评议的方式，来支持基础研究项目和研究结果的出版。在1875的年度报告中，亨利曾指出：“尽管史密森遗赠的收入中，超过一半被用来投入到博物馆及其他地方性目标，但是学会已经成功地通过它的研究报告、出版物以及国际交流确立了它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声誉……”①

　　对亨利所确立的史密森学会的实际运行原则，克拉克（Austin H. Clark）曾这样评价道：

　　……至于学会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一定是与创立者从史密森遗愿中推导出来的原则相一致的，而这些原则是由史密森学会第一任会长约瑟夫·亨利所建立的。其首要原则是去支持探究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而不去考虑目前的经济利益，这些科学问题或许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承担国内外的这些问题领域的研究，或者由史密森学会自己来做，或者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并且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提供出版途径……既然遗嘱中没有限定支持何种类型的知识，第二个原则就允许这个机构关注所有的知识分支。因此，史密森学会的档案就包括了在所有领域取得的成就，例如在飞机制造业、天体物理学、以及深海动物的研究。原则允许史密森学会做出的最有效的贡献是尽可能少地承担在其他组织中进行的活动。换句话说，学会的政策确保了对科学最有效的支持，来帮助鼓励那些没能得到其他机构充分支持的科学研究，不去干扰其他私人或者政府所资助的工作……（[7]，页147）

　　亨利为史密森学会所确立的原则中最突出的就是支持基础性、原创性研究。在这原则的引导下，亨利将史密森学会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学会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只是为了国家或地方；把知识的增进与知识的扩散有所区分，强调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虽然有时这被部分人士看成是第二位的；在承担所有知识门类学科的同时，主要去做那些现有机构不能做的事情。亨利为史密森学会的发展所制定的这些思路被证明是高瞻远瞩的。这些原则与方向引导着史密森学会的实际运行，也为史密森学会后来的继任者们所尊重并遵循。

　　3. 从理念到实践

　　在确认了史密森学会的运行原则与发展方向后，亨利开始将理念付诸实践。学会一方面定期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同时向大约1，500个图书馆和全世界对这些资料特别感兴趣的人免费分发这些出版物。当时，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士都从史密森学会得到了大力支持，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在史密森学会的资助下得以出版。

　　亨利曾提议，通过适当的奖励与资金的支持来刺激鼓励基础研究，再通过出版研究者的成果来积极推动其后续研究活动。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1875年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谈及，其电话发明工作就曾得到亨利的鼓励与支持，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为此，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AT&T）曾经向史密森学会赠送了贝尔的半身像（[8]，页193）。

　　在学会资助的为数众多的基础研究项目中，最突出的是人类学研究。亨利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必将带动其它学科的研究，它为物理学、博物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史密森学会的出版物第一卷就报道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新发现，这则报道的广泛传播对继续深入地进行人类学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3]，页56）。史密森学会还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亨利对此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变得真正有价值的方法，是使它们成为整个收藏品中的一部分，将这些收藏品小心地保存在一些公共机构里。在科学不断进步地过程中，它们可能被用来揭示现在意想不到的真理。”① 在1877年的学会报告中，亨利这样来描述学会的考古成果：“从第一卷的出版直到现在，学会每年对这一类知识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国家博物馆里考古学和人类学收藏品在世界上是最广泛的。为了使它永远和史密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用史密森基金来出版这些人类学的成果是明智的。”②

　　亨利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建立了统一的科学文献目录体系。在1851年的年度报告中，他提到，更加方便科学图书使用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精心编纂的主题索引：“不只是书，还有专题报告、论文以及一部分科学学报和类书……每一个渴望扩大人类知识范围的人为了公正地对待自己和公众，应该了解先前在同一专业中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有通过使用上面所说的这种索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①亨利认为，了解研究领域的现状对于原创性研究工作极为重要的，而统一的科学文献目录体系能够让研究者更迅速的指导目前的研究状况，这对于知识的快速传播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布鲁斯在评价19世纪美国科学事业时曾指出：“历史的动力、社会环境以及纯粹的思想都起着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但是，个体的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19世纪美国科学建制的发展，如果不考虑一小群自称为佛罗伦萨学院的人就难以得到充分理解。”（[1]，页217）亨利在史密森学会运行过程中的理念与实践正体现了布鲁斯的上述观点。对于亨利在史密森学会的卓越贡献，历史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或许亨利简朴的个性是对学会最大的贡献。对政治家的不卑不亢、超越个人感情、基于事实来判断所有的事情，他身上的这些特质都向这个国家展示了新一代科学事业家的形象。”（[2]，页89）

　　三 史密森学会与19世纪美国科学的发展

　　1. 科学研究的资助人

　　史密森学会的宗旨是增进与传播人类知识，学会的创立与运行进一步使得美国成为推进科学思想与知识发展的国际资助人。

　　史密森学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支持美国现有科技机构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为美国新的科研机构的建立起了推进作用。例如，学会为海岸测量局提供了决定经度的掩星表，还在华盛顿等地建立磁场观测站。而一旦这些机构后续得到政府或者其他部门的支持，学会的支持就适时退出，转而支持另外更需要支持的机构。美国气象局、渔业局、地质调查局都是史密森学会早期活动的见证，是在史密森学会的直接资助之下，这些机构才得以逐渐地发展起来（[7]，页148）。

　　史密森学会本身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活动，这些活动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区域也遍及世界各地。1921年的《科学》曾这样来描述史密森学会1920年的科学探测领域：“23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同步展开，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外太空物理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人种学等多学科领域，而涉及区域包括加拿大落基山脉、美国十四个州、海地、牙买加、南美洲四个国家，甚至还有非洲的开罗、中国、日本、韩国、满洲、蒙古、加拿大、夏威夷群岛。”（[14]，页68）学会的研究领域，包括分类生物学、太阳辐射、地球和月球地质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热带生物学、兽医学、生态学、海洋学、人类学、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航空学和航天学、美国文化、美术、雕刻等。学会博物馆保藏了许多自然历史科学的标本、科技成果以及美国的文化艺术作品。

　　史密森学会对美国气象学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50年代，学会组织国内多项气象学研究，其中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手段：电报、气象图，成为当时美国国内气象学的主导者。学会还组织了第一个电报网络系统来收集信息，同时发布预报与警告信息。学会当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报气象观测系统，大大地超过了欧洲的规模。1869年，在国会通过了建立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的法案后，这套气象观测系统全部移交给了新的气象局。

　　2. 科学国际化的推动者

　　在组织科学交流方面，史密森学会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国际科学交流体系，发行了数量庞大的各种出版物。这一系列的活动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国际化”。布鲁斯称赞史密森学会改变了美国科学“地方性”的发展倾向，刺激了美国科学“国际视野”的形成，使美国科学的发展更加国际化（[1]，页200）。

　　史密森学会发行的一系列出版物成为学会传播人类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学会的出版物《史密森对知识的贡献》（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刊登了大量科学、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文章，并发表了学会的大量研究成果。到亨利逝世时，史密森学会共出版了21卷，其中包括一百多篇不可能由当时的任何机构出版的重要论文。其中最著名的论文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古代遗址》《关于机械飞行的研究报告》《地球上的风》《地球和月亮的比较》《论氧气、氢气的密度和它们的原子量之比》和《人类家庭血亲和姻亲的关系》，等等（[13]，页58）。

　　1852年，亨利提出，学会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是以收藏在学会建筑物内部的资料来衡量的，而是极力推进国际交流活动，使之成为人类知识沟通的平台。学会不仅向国内各图书馆分送出版物，还向国外的图书馆与科学机构寄送学会的出版物。学会的这一做法，在世界上引起了许多共鸣，许多运输公司与轮船公司都乐意免费邮送学会用于国际交流的科学文献。

　　英国皇家学会就是史密森学会最大合作伙伴。在史密森学会年度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学会非常感谢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慷慨政策和皇家学会的密切合作，准备送给英国、欧洲大陆和东印度的邮件归皇家学会保管。按照政府的特别命令，凭会长的证书，邮件被免费送达，且不会因为检查而延误时间。”①当时，由史密森学会会长开列的包裹清单可以让史密森学会邮件顺利通过港口及海关，而不需要支付关税。另一方面，所有到达美国港口、寄给史密森学会的邮件同样可以自由通关，免征关税。

　　除外，史密森学会还直接支持国外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史密森学会不仅仅资助美国人，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研究工作。史密森学会出版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且非常无私地将这些出版物分送给世界上近1500个图书馆与学术团体。”（[15]，页18）史密森学会的这种国际交流机制使得学会成为世界科学的交流中心。对其深远意义，《科学》杂志曾这样评价说：“史密森学会的成功，吸引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效仿史密森的行为来建立研究机构，通过馈赠来无私地为人类增进和扩散知识做出贡献。”（[5]，页640）

　　3. 科学与公众的中间人

　　史密森学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让科学与公众有了更为直接的交流，这对19世纪中期美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史密森学会通过举办一系列的科学教育活动，激发了美国民众对于智力活动的热情，促进了美国社会之科学价值观的形成，也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这为美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创始人之一乔尔·波因塞特（J. R. Poinsett）曾指出：“居住在华盛顿的科学、文艺、美术的爱好者非常窘迫地认识到，政府对于这些活动的资金支持，是非常有限，虽然这些事物的存在能给予人们以尊严与享受，会增加更加实际的研究成果。”（[2]，页90）而史密森学会从创立之初就与华盛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华盛顿的市长按规定必须是学会的董事会当然成员，且第一任董事会中的几个公民成员都是华盛顿当地人士。这样一来，史密森学会就成功地使华盛顿成为整个国家的智力活动的中心、全体公民的文化中心。

　　史密森学会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定期举办各类学术演讲活动，以此来熏陶普通民众对科学的观念。这些讲座是由亨利发起的，在史密森博物馆报告厅中进行。亨利在1850年的报告中明确了这一点：“有大量的观众前来参加，这表明，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知识将会得到相当大的好处……”①有时，因为来参加的听众人数非常之多，这些讲座不得不重复进行，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更大的演讲室，几年之后，在史密森博物馆二楼设立了更大的演讲室。在1858年的年度报告中，亨利坚持认为：“史密森学会对华盛顿这座城市的品性与名声上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自由的演讲，一定会促进人们智力与道德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将使人们的兴趣也更加的多样化……”②

　　1873年，纽约《论坛》编辑里德（W. Reid）发表评论说：“十年或十五年前，这里阅读和谈论的课题是英国的诗歌和小说，现在，却是科学。斯宾塞（H. Spencer）、米尔（T. S. Mill）、赫胥黎（Huxley）、达尔文（C. R. Darwin）、丁铎尔（Tyndall）已经取代了坦尼森（A. Tennyson）和布朗宁（Browning），阿诺德（Arnold）和狄更斯（C. Dickens）。”（[13]，页59）

　　亨利在1874年的报告中总结了这一转变：

　　自从史密森学会成立以来，公众的观念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于抽象科学对现代文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这个国家最有智慧与影响力的人大力支持成立一个为了更高的目标来增加知识或者通过基础研究来扩大人类思想边界的观念的机构。

　　高兴地是，从那以后，巨大的变化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以及欧洲……这个计划准备将资金最大程度地用来促进基础研究以及通过出版物来传播知识，这已经得到了文明世界的支持。③

　　史密森学会举办的一系列科学教育活动，让美国民众对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偏见，改良了美国科学发展的社会土壤。

　　四 讨论

　　1. 史密森学会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史密森学会是19世纪美国科学事业的基础，1846年史密森学会的诞生，是美国科学进步之黄金时代的开端。在随后的一百年中，对自然与空间方面的探索一直占据着学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最大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早期史密森学会的会长大都是职业科学家出身，相对更注重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后，学会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转型，但亨利开创的传统始终在延续。今天，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史密森学会仍旧运行良好，其所属的博物馆体系，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对于史密森学会在美国科学史上的意义，艾伯特（Dr. C. G. Abbot）曾指出：“它不是一所大学，也不仅仅是一个公共机构，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将其私人属性转变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努力是徒劳的。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已经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益处。”傅莱希勒（Dr. Flexner）指出：“史密森学会的成功，既是在向政府发出呼吁，同时也在向私人慈善机构发出呼吁，支持科学吧！因为，我们都在毫无例外地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巨大益处。”（[15]，页18）

　　在史密森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日上，史密森学会的发言人这样谈及学会的意义：

　　1846年8月10日那天被认为是意义深远的一天，当我们看到90年之后整个世界，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被科学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几乎没有预见到，1846年史密森学会的成立会产生如此的结果。在那时，纯科学几乎完全是一种个人喜好。对纯科学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绅士的财产与闲暇时间之上。那时在高等院校，人文科学是远远高于纯科学之上的。

　　……史密森学会的建立，专心于纯科学的研究，不去考虑直接、实际的应用。这种对于科学的支持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原则。在那之后，受捐赠的研究机构，许多大量的财富，从欧洲到美国快速的出现，因为他们迅速地意识到，发展的捷径，是自然基本法则的发现，而这可以通过充足的支持与推动研究项目来实现……（[16]，页129）

　　2. 史密森学会的启示

　　史密森学会的成功与第一任会长亨利的卓越才能有着极大的关系。同时，学会妥善地处理了学会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并最大程度地使科学自主性与政府治理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

　　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崇尚自由的传统，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美国开国先驱们第一次把科技事业写进宪法中。虽然国家权力支持科技事业只是限于专利与版权方面，但这无疑给予科学发展以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这部宪法确立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与科技事业的基本关系，也将使‘鼓励与限制’这一基本点贯穿整个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实践中。”（[17]，页268）而布什（V. Bush）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也高度强调自由精神对于美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性：“科学在广阔前沿的进步来自于学者的不受约束的自由探索，他们用探求未知的好奇心所支配的方式，不断地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课题。”（[18]，页55）

　　但是，与科学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比，科学事务的政府治理却有着不完全一致的政策导向。政府行为本质上带有相当大的功利性，它总是致力于为了执行特定的社会职能或某种实用的目的，对科学事业的资助亦不例外。对于政府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9]，页523）由此，科学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功利性之间就产生了深层次的冲突。正如贝尔纳所言，由于它（科学）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最终地支配其他力量。但是，科学如果不明白自己的社会意义，就会沦为要它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力量手中的工具而无法自拔，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了它的精华，即自由探索的精神（[20]，页542、544—545）。小李克特（Maurice Richter Jr.）也同样指出：“科学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得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反而表明，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种种关系允许科学的发展方向得以不被这些其他组成部分所完全控制。”（[21]，页2）显然，科学在坚持自主性的同时，必须与政府及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由此才可以实现科学的健康发展。

　　史密森学会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第一任会长亨利是19世纪美国科学家精英的代表，他们的努力和成效塑造了这一时期美国科学发展的方向，也定下了科学与政府关系的基调。亨利的努力也正体现了19世纪这群科学家精英的理念。对史密森学会早期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学会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学会与科学共同体及政府的互动过程。通过支持政府科研机构的活动，史密森学会赢得了政府支持。与此同时，学会的管理者们也在努力减少政府不必要的管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科学共同体的自主独立性。可以说，这种平衡关系的实现，也是史密森学会得以成功发展的最值得探究的要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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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NG Kunna WANG Jun

　　Abstrac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funds from James Smithson. Once established， the Smithsonian has mad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ing of American science in 19th century， which was owed to Joseph Henry. As the first Secretary of Smithsonian， h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 of it. The early history of Smithsonian indicates that both autonomy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Keyword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oseph Henry，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王坤娜 王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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