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幻蘑菇,抑郁症的终结者?

  • 来源:海外文摘
  • 关键字:迷幻剂,危险品,意识
  • 发布时间:2019-03-07 22:33

  罗宾·卡哈特- 哈里斯博士(右),37 岁,与研究协调员布鲁纳·吉里巴迪,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在伦敦西部,大运河和连通时尚伦敦与荒野虫木林的高架路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一群人准备再次试用迷幻剂。2018年10月,志愿者们如约出现在帝国理工学院事先安排好的实验室,这次试药,被业内专家誉为“史上揭露致幻体验科学谜团之最野心勃勃的创举”。如果这次试验进展得如组织者预期的那样顺利,有关致幻剂类药物成为抑郁症常规用药的科研探索将取得巨大进展。倘若试验失败,它也如万花筒内的斑斓一瞬,为人类了解大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要想一探虚实,得先深入其中。迷幻剂研究小组的办公区位于伯灵顿丹麦多功能大楼的高层区,但大楼的接待处有一只麻烦难缠的“看门狗”,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但他始终不让我进。如果让我说谁最需要来一剂致幻剂,一定非他莫属。幸运的是,我专程来探访的神秘人物忽然从天而降,出现在电子围栏外侧,然后带着我奔去了另一座大楼,莫名地让我怀疑起这个前台存在的意义。我们穿过一条连廊从第二座大厦又回到了最初的大楼,这一过程也让我产生了迷幻的感觉,就像迷幻摇滚乐队杰斐逊飞机的那首歌一样“一颗药丸让我缩小成蚂蚁,一颗药丸又让我膨胀成巨人”——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看门狗”的防线。

  正如伟大的女王是“伊丽莎白二世、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疆域和领土的女王、英联邦的领袖、信仰的捍卫者”,我眼前的这位罗宾·卡哈特-哈里斯,乃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脑科学系神经精神药理学中心迷幻剂研究小组负责人。在如此年轻的年纪,拥有如此重要的头衔,卡哈特-哈里斯博士却没有半分傲慢之气,穿着打扮也颇为休闲。他的发型,尤其是刘海和胡须的样式,几年前曾经非常流行。卡哈特-哈里斯博士今年37岁,为人严肃坦率但不失友好,蓝色的眼眸炯炯有神。笑容很少出现在他的脸上,但当他微笑时,我们会面的这个杂乱的小房间也让人感到了暖意,这个小房间其实并不是他的办公室,它其实属于英国精神药理学界大名鼎鼎的大卫·纳特教授,纳特教授脸上的笑容更多一些。

  我来到此地,部分原因是一本书。不久前我收到了一本《如何改变你的大脑:迷幻剂的新科学》,它的作者是撰写了多本饮食书籍的美国严肃作家迈克尔·波伦。这本450页的书籍中最精要的部分,向读者展示了迷幻药物的历史沿革,它的兴衰,以及如今的卷土重来。我是带着对任何可能影响大脑和人类意志的物质的巨大偏见开始读这本书的,任何人服用迷幻药,特别是服药后滔滔不绝用药感受的人,都令我反感。然而,波伦这本书以脑科学为重点,却使我消除偏见,去重新思考和看待迷幻剂。如果我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地去看待这一切,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领悟?

  先说说纳特教授。如果长久以来我对迷幻药物的反感,主要来源于我认为它是一种危险品,如果有人说有些迷幻剂并不危险时,人们会作何反应?这就要说起上一届工党政府曾经遭遇的一场小危机。2009年,大卫·纳特教授还是政府“药物滥用”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在一则标题为“酒精险于毒品之首‘摇头丸”的头条新闻中,纳特提出了后来给他带来无数骂名的理论,他说:如果以毒性和有害程度为标准对所有有毒物质排序,海洛因和可卡因则位列冠亚军,酒精和烟草排名第5和第9,大麻、LSD及“摇头丸”则位列第11、14和18。这一毒物排名是对其之前的“服用致幻剂还没有骑马危险”言论的补充和强调,他曾经说,“骑手们350次骑行才可能发生一次意外”,而吸食“摇头丸”出现危险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仅为万分之一。

  后来,当时的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解雇了纳特。一年后,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份研究结果,这一次,纳特根据它们的无害程度为这些毒物重新进行了排名:酒精降到了可怕的第72位,海洛因位居第55,而可能给人体造成小程度伤害的迷幻药LSD及墨西哥致幻菌素“裸盖菇碱”分别排名第7和第6。出于职业需要,我当时仍专注于2008美国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对于这个新排名并没有投入关注。在我的脑海中,吸食迷幻类药物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危险方式,服用后,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的心智还足以清醒到产生“不如不吃”的想法,而最差的結果就是你认为你会飞,然后从窗口一跃而下。

  以“毒品沙皇”之名被解雇的同一年,纳特教授在帝国理工学院就任神经精神药理学中心主管一职。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与执着的年轻人罗宾·卡哈特-哈里斯有过一面之缘。卡哈特-哈里斯此前没有接触过医学方面的大脑研究和化学,他之前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弗罗伊德和精神分析。“我最初的目的是了解自己,而主流心理学干的是另一回事,基本上停留在认知心理学范畴和记忆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图表上面——只触及皮毛,并不深入血肉,就是从不关注人们的具体状况。弗罗伊德的研究中肯定涉及了这些,但是我不确定我自己对此是否真的认同和相信,我还没下定决心。”

  卡哈特-哈里斯的疑虑在于,弗罗伊德对于无意识过程的观察和理论,当大脑实际运转时,是否能找到对应的现实支撑?如何才能检验无形无影的无意识行为是否真的存在?通过回忆和叙述梦境吗?还是当人们念错“杰里米·亨特”(英国现任外交大臣)的名字时,从中寻找端倪?

  卡哈特-哈里斯的直觉告诉他,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致幻剂中,就在成千上万个吃过这种东西的人的描述里,人们对于与这种物质有关的描述似乎可以贯通有意识与无意识大脑之间的联系。卡哈特-哈里斯告诉我:“依据弗罗伊德的自由联想,对无意识过程进行3年的分析后,你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借助致幻剂,一切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并且值得信赖——因为类似的颇为深刻的情感宣泄体验,人们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此时此刻,卡哈特-哈里斯真正下定决心通过致幻剂来研究无意识过程。

  卡哈特- 哈里斯

  他自己用过致幻剂吗?他肯定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我能说的就是,你不妨揣摩一下它的言外之意。就像我祖母说的那样,我从没用过任何致幻剂。这样最好。”我不会逼他回答。因为那也无济于事。但是他用过致幻剂的可能性非常高,毕竟在他这个年纪,有几个没被推荐用过“死神蘑菇”或魔力蘑菇——含有化合物裸盖菇碱的菌菇。更何况直到2005年《毒品法案》出台前,使用致幻剂一直是合法的。据估计,截止到2004年,全英国食用过裸盖菇碱的人数超过25万。

  迷幻类药物主要有3种,它们通过不同方式诱发幻觉,改变人的状态。首先是人工合成的LSD,即麦角酰二乙胺,它最早诞生于战争时期瑞士的一间实验室,偶然间发现它的是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第二种迷幻药是一种纯天然的“异国货”,主要提取于各种奇异的动植物,比如蟾蜍和仙人掌,主要产地是南美和中美。第三种则是裸盖菇碱,200多种蘑菇中都含有这种物质,这些蘑菇的主要生长地是荷兰。

  从前,但并非很久以前,LSD曾被视为神药,人们希望对其加以利用和推广。据作家迈克尔·波伦称,1953-1973年间,美国政府曾对116个不同项目投入400万美元来研发LSD,试验的被试人数达1700人。与此同时,大规模生产LSD的瑞士山德士公司实际上一直免费向研究者赠药,前提是他们能够提出一种使用方法,并宣称其拥有心理治疗特性。因而,当演员加里·格兰特决定在自己的心理治疗中使用该药时,不由得令人起敬;当LSD为“新新闻主义之父”、作家汤姆·沃尔夫的著作《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推波助澜时,自然会受到青睐,风靡一时;当披头士乐队的迷幻摇滚专辑《胡椒中士的寂寞芳心俱乐部乐团》问世时,奇幻的光环很难不让人兴奋不已。

  然而,到了1960年代后期,被哈佛解聘的前教授蒂莫西·利里对LSD的大肆鼓吹,与迷幻剂有关的恐怖事件和严重的用药反应,还有对LSD药物可能使美国年青人变得疯狂不羁的担忧及恐惧,无不预示着LSD的命运。以至于,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类型的迷幻类药物统统遭到禁绝,与之有关的研究也受到大规模的削减。除了少部分不法之徒及狂浪不羁的嬉皮士们,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迷幻剂时代戛然而止。对于洁身自好如我者而言,迷幻时代的终结并未对我产生任何影响。相比之下,全面禁绝大麻在我看来倒有些不切实际——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肯定也会这么想——禁绝迷幻剂,我觉得无所谓。我并未认真思考过这件事。

  从前,但并非很久以前,LSD曾被视为神药,人们希望对其加以利用和推广。据作家迈克尔· 波伦称,1953-1973年间,美国政府曾对116个不同项目投入400万美元来研发LSD,试验的被试人数达1700人。

  然而,迷幻药如今卷土重来,部分原因是神经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公众对大脑化学结构的兴趣,此外就是一部分杰出活动家的宣传及倡导发挥了作用。

  “对于五六十年代时迷幻剂在心理治疗上的应用和风靡,我几乎毫无耳闻。”卡哈特-哈里斯说。“但是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那样做并非行不通啊。我现在对无意识表示理解正是因为我曾经亲历过。它让我产生了一种执念,我要为此做些事。所以我开始想办法去实现它——在心理治疗中应用迷幻剂。然后我发现了阿曼达·菲尔丁和她的贝克利基金会。”

  在其官网上,贝克利基金会自述为“英国本土智库”,由菲尔丁创办及管理,基金会的目标是“开拓迷幻剂药物研究并推动循证药物政策改革”,它想要表达的,简而言之就是该机构创始人深信不疑迷幻类药物对人类有益,但她也意识到,若想使迷幻剂免遭被禁绝的命运,唯有佐以确凿的科学依据来证明其相对的安全性和对人类切实的益处。

  网站上还列出了基金会举足轻重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名单,声名显赫的神经科学教授科林·布莱克莫尔爵士位居首位,大卫·纳特同样榜上有名。

  贝克利的创建者菲尔丁,她的名字以其出生地牛津郡围有壕沟的都铎式建筑而命名,她还是威姆斯和马奇女伯爵。出身于贵族的菲尔丁,对密契主义兴趣浓厚——密契就是密切契合,密契主义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感觉自己的灵魂与一个至高的精神实体相契合。菲尔丁还主张对人施以“环锯术”,即头骨钻孔术,她坚信这种在颅骨上钻孔的方式可以使人更聪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她在议会上还提出过“对所有人施行环锯术”的议案。当时只有20几岁的菲尔丁对自己就进行了“钻孔”,还成功劝说她的丈夫也钻了孔。她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意为“摇滚贵族”和“宇宙小鸟”。但在過去的几十年里,她致力于药品政策改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事实上,她同布莱克莫尔均是改革企业家,他们为一些重要项目寻找资金,而这些重要项目的实现有可能促成政策上的大变革。

  我问卡哈特-哈里斯,她的祖母会如何看待阿曼达·菲尔丁,他答道:“‘住在大房子里脑袋上有洞的瘾君子。但她的确是个人物,不一般的人物。”

  卡哈特-哈里斯原本就知道纳特,他用谷歌搜索过菲尔丁,那时是2005年,他25岁。“我给他们两人都写了信,我先收到了阿曼达的回信。然后我就利用阿曼达给我的回信与大卫搭上了话,其实就是向他暗示阿曼达可能会为我的研究出资。”外表温柔绅士的卡哈特-哈里斯,其实也是个硬汉。他很清楚获得研究经费是一切合作的前提。如果他可以为纳特带来贝克利基金会的投资,他们未来的合作将是水到渠成。就这样他与纳特相约面谈了一番,此后便与纳特合作至今。然而,他也说了,促成他们合作的不仅仅是钱,“我认为大卫觉得在他的有生之年,是有希望使这件事达成的,否则他当时可能就拒绝我了。总而言之,他就这样向我敞开了大门。”

  13年后的今天,卡哈特-哈里斯的大胆的计划——在可控的环境下,让志愿者服用迷幻剂,以研究他们的脑成像的计划,一直在稳步有序的推进着。贝克利基金会及其捐赠者们出资,英国内政部——在专家的严格指导下,给予批示。卡哈特-哈里斯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团队由33位科学家及研究员组成,其中包括研究音乐疗法的孟德尔·凯伦及37岁的罗莎琳德·瓦茨,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她志在开办英国首家迷幻剂心理诊所。在第一轮研究中,研究者们给每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志愿者两剂量的裸盖菇碱,然后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他们用药前后大脑的差异和变化。

  他自称自己在万花筒般的斑斓世界中,‘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云游了一番……然后曲调变得悲伤起来,他好似回到了身患肺气肿的母亲的弥留之际。此刻,他感到他的所有悲伤与苦痛如同溃疡。他可以停止悲伤,但并不需要与他的母亲永别。他洞穿了一切痛苦的真相。

  我与两位志愿者聊了聊。现年48岁的克雷格,自2011年他的母亲去世后,便患上了抑郁症,病情很严重。他吃过抗抑郁药,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但都疗效甚微。他便找到纳特,经过一番审查和体检后,他成为了一名被试。他向我描述了他服用两剂迷幻药时发生的事。他所在的医院房间灯光色调温馨,铺盖的装饰物看上去也很温暖,整个房间充满了神秘色彩。试药期间,自始至终都有两三个人陪在他身边。

  服药后不久,克雷格便感到“异常焦虑”,但周围的环境和气氛使他平静了下来,然后他得到了两颗5毫克的药丸,药丸取自一只陶罐,“那过程有如享用圣餐”。当药物慢慢开始起效,他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但是他身边的陪伴者示意他停下来,“顺其自然”,只管药效继续发作。克雷格告诉我,他先是在空中发现了一道长长的闪光,闪光似乎也在诉说着什么,而他“知道”那其实是梵语。接着,戴上耳机后,一切体验便皆由音乐来引导。他先是变得瑟瑟发抖,浑身冰冷,然后身子又暖了起来;他感觉如腾云驾雾一般;然后他就化成了一股洪流,向前奔腾不息……最终,他感到自己“汇入了一条长河”,化为了浩淼的烟波。

  克雷格的第二次试药,比第一次的剂量更大,他自称自己在万花筒般的斑斓世界中,“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云游了一番……然后曲调变得悲伤起来,他好似回到了身患肺气肿的母亲的弥留之际。此刻,他感到他的所有悲伤与苦痛如同溃疡。他可以停止悲伤,但并不需要与他的母亲永别。他洞穿了一切痛苦的真相。悲痛之情对他来说不再有用。从此之后,克雷格的心情也会波动起伏,但他再也没有抑郁过。

  另一位志愿者是索尼娅,39岁的她是一位单亲妈妈,一次糟糕的分手经历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生病后,她胖了许多;抑郁症使她既照顾不了孩子,又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药物似乎对她都毫无作用,最终,她绝望的全科医生建议她参加帝国理工学院的迷幻剂试药项目碰碰运气。

  索尼娅试药的过程颇不寻常。第一次试药的体验令她很失望。她非常激动,音乐和陪伴者都让她烦躁不安。她所期待的魔幻感觉根本毫无踪影,她失去了耐心,并且气愤不已。

  第二次试药的体验却截然不同。“我仿佛看到了缭绕的音乐,如此清晰而美妙,轮廓分明的几何图案异彩纷呈,接着我就看到了似龙的神奇动物……我感到飞离了我的身体,我能够洞察到我的抑郁来源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可以去我想要去的任何地方。抑郁也被我甩在了身后。”从何时好起来的?“好像我的大脑在2015年被重置了。我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我开朗了许多。我开始去健身房,我的衣服从16码缩小到了8码。我又回去工作了。我也能处理和前夫的关系了。”

  上述只是两位试药志愿者的口述,其他人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然而,在可控的环境下使用迷幻剂,所有试药者的用药阐述都惊人地相似。这使我想起了《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全透视涡流,当整个试药过程处于可控的条件下,使用迷幻剂的观感不正是涡流体验的良性版本吗?当用药者的自我与给他带来痛苦的病症一同“幻化”或“消融”成浩瀚宇宙中的小小微粒,不正是与自然、空间及万物实现了大融合吗?“实现大融合”的主题是恒久不变的。

  罗莎琳德·瓦茨,临床心理学家,在帝国理工学院从事裸盖菇碱方面的研究和试验。

  纳特、卡哈特-哈里斯及其他研究者由此提出理论:迷幻药物对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的运转与关闭发挥着作用。卡哈特-哈里斯告诉我,该体系是大脑各区域的集合,它由大脑中线——包括脑前部很大一块区域、内侧前额叶皮质、大脑中间靠后部分及后扣带皮层组成。大脑中的这一区域有着非凡的影响力,首先,它的运转比大脑中的其他部位需要更多的能量。第二,它在大脑中发挥的联通作用是最强的。以大脑皮层为例,人类大脑皮层所具有的与整个体系有关的功能,在所有生物种群中是属于很高级别的,可以说是人类特有的——也就是说,它能办到的事,只有人類能办到。

  而在这部分可以人为控制的大脑体系中,“这个大脑中最强大的生物基质”,为人类的正常活动创造了捷径,而它有时也会受到迷幻类药物的干扰。与此同时,它也为人类拥有其他观感创造了可能,比如说同宇宙融合,“天人合一”。

  卡哈特-哈里斯的团队希望在第二轮试药后,取得更多的认识和进展,他们将把裸盖菇碱用于抗抑郁药的疗效与英国医保体系指定的传统抗抑郁药依他普仑做比较。接下来的试验不同于前两次,将尽力避免受到被试的主观期待的影响,因此在之后的试药中,志愿者可能根本不会得到迷幻剂,对于他们的后续治疗,也将采取更为标准化的手段。

  如今令我着迷的,正是我曾感到不屑与无聊的。我甚至报名参加了一个位于荷兰的“迷幻周末”活动,在那里我要吃素食,要进行所谓的“呼吸运动”,然后就是吃裸盖菇碱,当然全程是在“经验丰富的辅导员”的引导下。而我的妻子萨拉7年前就有过精神病史,2016年又险些得了听上去不那么严重的短暂性失忆症,可她太固执了,我倒觉得她应该试试他们的药。

  我不是科学家,更不是神经科学家,所以我既无法评估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也不能解释试药者产生幻觉的来龙去脉,我更无法解释那些奇异的梦境。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门道不浅。同罗宾·卡哈特-哈里斯一样的是,我也打算对这种神秘物质继续深入探究。我的直觉告诉我,40年后,我们对于迷幻类药物的应用将覆盖医疗及娱乐两大类。但是,在此之前,我的洪流肯定早已汇入了长河。

  大卫·亚罗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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