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家谱：二十四史漫谈

　　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悠久、史学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来没有中断。对此，中、西哲人都表达了由衷的赞叹。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梁启超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而最能体现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和丰富性的，莫过于至今保存完备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总记录，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资料库。

　　一、二十四史——中华民族的家谱

　　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部史书，它们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有三千二百二十九卷，约四千七百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记载的上限黄帝算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述的下限崇祯十七年（1644）为止，记述中国历史亘续四千多年。这些史书，除了《史记》是完全的通史，《南史》《北史》是将几个断代连续起来的通史，其余都是皇朝断代史，即完整地记述一代皇朝之始末。断代史首尾衔接，这样，中国从黄帝以来的历史均有文字记述。特别是这些史书的本纪部分具有编年的特点，在全书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唐朝的刘知幾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就是说，本纪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编年，不可避免地带有帝王家谱的特点。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以他为中心进行编年也是反映皇朝历史之进展的必然选择。将二十四史的本纪连接起来，中国历史的编年纪事可以说极其完备。

　　1902年，梁启超发表一篇揭开中国现代史学序幕的著名文章，名曰《新史学》。在该文中，梁启超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史学的弊病，矛头直指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在破旧立新时代，对传统的东西往往否定过头。梁启超的批评亦是如此，把二十四史说得简直一无是处。晚年，梁启超自知其失，遂改变原来的观点，对二十四史的价值又做了许多肯定。但他早年的批评对后人影响巨大，导致不少人有轻视二十四史的倾向。与他同时的章太炎，在民族危亡之际，强调读史的重要性。他说：“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他不赞同否定传统史学，指出二十四史是中华民族的家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就必须熟悉自己国家的家谱：“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

　　二、正统与正史——二十四史的产生

　　二十四史是到清朝才出现的称谓。最早出现的名称是“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史书，修撰时间历时一百多年，但到唐朝中期以后逐渐亡佚，于是“三史”的内涵出现了变化。中唐以后的“三史”，一般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从魏晋以至唐朝，三史往往与六经并列，称“六经三史”。这一方面说明此三部史书地位的崇高，另一方面也是史学挣脱经学羁绊、获得独立发展的反映。唐朝有“十三史”的说法，出现了像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之类的书。“十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到了宋朝，又有“十七史”之名，如南宋有一个著名史学家吕祖谦就编了一部《十七史详解》。十七史，就是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清初有“二十一史”之名。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条云：“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也就是在前揭十七史之外，加上元朝修的《宋史》《辽史》《金史》，明朝修的《元史》。顾炎武还提到了《旧唐书》，认为“《旧唐书》病其事之遗缺，《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他主张“二十一史”加上《舊唐书》，合刊为“二十二史”。但顾炎武的“二十二史”建议未被官方认可。乾隆时期出现的“二十二史”称谓，是在顾炎武说的“二十一史”之外，增加清朝官修的《明史》。乾隆朝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初薛居正等修的《五代史》（为了与欧阳修的《五代史》区别起见，此书称《旧五代史》，欧书称《新五代史》）。不知是出于夸耀自己稽古佑文的功业，还是对欧阳修强调夷夏之辨的不满，乾隆皇帝打破了南宋以来一朝一史的成例，下诏将《旧唐书》《旧五代史》加入“二十二史”的行列。于是，“二十四史”由钦定而诞生。二十四史亦写作“廿四史”。廿者，二十也。

　　1920年，柯劭忞完成了《新元史》。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将《新元史》定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同意将《新元史》列入，而主张将《清史稿》列为第二十五史，或者主张将两书都列入正史，于是又有了“二十六史”之名。然而“二十六史”不过是学界的一个说法，没有像“廿四史”那样得到官方的律令式的确认。

　　二十四史之所以被称为正史，既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也与历代皇朝宣扬正统观念有密切联系。

　　“正史”之名，盖最早由南朝梁人阮孝绪提出。他的一本书叫《正史削繁》，此书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列在“杂史”类，大概属于史抄类的书籍，因其亡佚，具体内容不晓。《隋书·经籍志》首创经、史、子、集四部记述图籍目录，史部分为十三类，第一类就是“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纪传体史书。此后，刘知幾著有《史通》，内有“古今正史”篇，此“正史”既包括纪传体史书，也包括编年体史书。南宋的晁公武针对《隋书·经籍志》，明确表示不赞同只把纪传体作为“正史”，说：“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批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王应麟在《玉海》中首列“古史”，次列“正史”，“以纪传便于阅览，号为正史”。这说明，到南宋末年，对正史如何定义尚不明确，即使主张正史仅指纪传体史书的观点，也未将正史置于特别推崇的地位。赋予“正史”以特别意义，是在二十四史确立后。清朝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臣将史部书分为十五类，首列“正史”，并对之作了明确的规定：“正史，大纲也。”“‘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由此可见，到乾隆时期，“正史”就成为了专用名词，有了官方规定的意义。它有三个要点：一是它是史部书的纲；二是体尊，纪传体与经书相辅相成；三是它是朝廷钦定的，“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

　　将二十四史视为正史，虽然到清朝才真正地明确下来，但其实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已有这个思想倾向了。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即当一个新朝建立的时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二是通过书写历史来宣布自己的胜利，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其手法就是运用“正统”论。修撰史书，首先要确立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东晋习凿齿首先明确提出正统论，唐朝韩愈又提出道统说，把周公、孔子以来的儒学传递列出一个系统。南宋朱熹把道统与正统融合起来，在历史编纂中把正统问题提到更高的层次。唐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对修史工作都是很重视的。一般是皇帝特下诏书，明确正统，委派宰相监修。修成的史书遂成为钦定近代历史教科书，并且排挤前朝的同类史书。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权，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样，一朝一史的局面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的色彩。

　　三、二十四史的体裁

　　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体裁写的。纪传体是司马迁创立的。司马迁的《史记》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五部分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班固写《汉书》，将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于是，《汉书》就变成了四个部分，即本纪、列传、志、表，这使得纪传体史书更加严整。《汉书》成为皇朝断代史的范本。然而，此后的正史并不是每部史书都由这几部分构成。有的有志而无表，有的表、志全无，有的用“载记”写少数民族政权。但无论如何变化，本纪和列传都是具备的。因此，这种体裁被称为纪传体。

　　关于纪传体史书的优点，刘知幾评论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这说的是纪传体史书各部分能够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能够做到大小史实记载无遗。也就是说，记述的内容丰富、包容量大，是这种体裁的最大优势。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不能集中叙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如刘知幾所批评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但与其优点相比，缺点还是次要的，历代正史之所以采用纪传体，除了它能够显示“正统”，表现统治者的意志之外，包容量大是根本原因，这是曾经激烈批评廿四史的梁启超晚年也不能不承认的。梁启超说：“纪傳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表、志，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帝王做家谱。”近代以来，撰写历史一般用章节体，这种体裁综合叙述历史的发展变化有其优势，但表现历史的方式比较单一，历史的丰富性，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活动难以展现。所以，有的学者就从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中汲取营养，将章节体与纪传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综合体。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就是这样做的，获得学界的广泛赞誉。

　　四、二十四史的史料价值

　　二十四史中，像《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虽然其作者写作时得到朝廷的允许，甚至利用了官方的图籍，但都带有私修的特点。其余的正史，或出自史馆馆臣之手，或得到皇帝的诏书谕旨而修纂，或完成后获取朝廷的承认，都属于官修之作。二十四史的质量参差不齐。一般说来，前四史写得好；在官修正史中，《明史》修得较好。历史上，遭到批评最多的正史是北齐时魏收修的《魏书》和明朝修的《元史》。

　　魏收在封建时代就被历代史学评论家攻击、批评，说他“品德”差，所写的《魏书》是“秽史”。明朝初年修的《元史》，用时很短，两次开馆时间加起来不足一年。出现一人两传，两人混一，人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一等情况。所以清朝不断有人纠正《元史》的错误，补充它，甚至提出重修《元史》。但无论人们如何批评这两部正史，它们的史料价值却是其他史书无法替代的。《魏书》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自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期的历史，也是第一部少数民族皇朝史，其中《官氏志》《释老志》尤其具有创新意义。唐初史学家们在讨论修前朝史时，已经承认了《魏书》的地位，认为它“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元史》修撰所据文献，如《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以及当时尚存的档案、文书等，明以后大多亡佚，赖《元史》才得以存其精华，其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官修史书尽管有其缺点，但它的资料优势往往是私家著述难以企及的。遭到批评最多的《魏书》《元史》的史料价值是如此，其他官修史书的价值就更不用说了。五四以来，有些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学者追求新史料，把是否运用新史料作为治学能否跟上潮流的重要指标，重野史，轻正史，甚至主张不看二十四史，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吕思勉说：“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代替之故。”严耕望也说：“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吕思勉史学成就很大，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四大家”之一，据说他一生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阅读过三遍。严耕望的学术成就令人景仰，他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在正史上。”

　　要而言之，二十四史中虽不免存在糟粕，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毕竟是认识、研究我们国家古代历史的基本材料，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

　　周文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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