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武侠”与“言情”

　　武侠小说里侠客们生存与行走的世界被称为江湖，江湖是一个虚构世界的想象，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而江湖得以存在并正常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一套江湖规矩，门派、辈分、武功高低、江湖地位与道义担当等都是江湖规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的江湖规矩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正邪不两立”，泾渭分明且势同水火的正派与邪教在江湖上一方面相互对立、彼此仇杀，另一方面却又借对方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确定己方的身份认同。这种正邪帮派对立再演化升级，帮派矛盾便上升为民族矛盾。

　　这种对峙在金庸早年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书剑恩仇录》中乾隆是否可靠不在于其人品，而是取决于他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在陈家洛等人的逻辑中，似乎只要证明了乾隆是汉人，那么他就理所应当地帮助汉人反满，哪怕他当时已经是满人的皇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也是如此，他虽从小在蒙古被抚养长大，甚至被成吉思汗封为金刀驸马，蒙古人于他情深义重，但蒙古与南宋开战之后，他依旧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汉族一方，并誓死坚守襄阳城。或许这种基因已经先天地注入到了郭靖的骨髓之中，就像他和杨康的名字一样，从出生起，就被打下了“靖康之耻”的国恨烙印。

　　这一界限在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开始变得不那么清晰，小说男主角张无忌不仅学了一身从波斯传来的奇妙武功，又和蒙古郡主赵敏最终走到了一起。到了《天龙八部》中，这种界限开始进一步模糊，单看小说三个主角兄弟的身份便可知一二：萧峰是在大宋被抚养成人的契丹人，虚竹后来成为西夏驸马，段誉更是彻彻底底的大理国王子。虽然整部小说中所反映的民族矛盾依然深重，但读者已经很难将汉族、外族，正义、邪恶简单地画上等号了。

　　到了《鹿鼎记》中，这种民族与正邪之间的差异，更是被以一种戏谑的、近乎荒诞的方式彻底解构掉了。小说最后，韦小宝向母亲确认自己父亲的身份：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鹿鼎记》第五十回）

　　韦小宝已经彻底分不清自己是哪个民族的后代，汉、满、蒙、回、藏的民族大融合就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方式在金庸小说里完成了。

　　以结局论，金庸小说里的爱情故事多半是圆满的，这也是一般大众文学为迎合读者市场所做出的某种必然选择。但金庸笔下爱情故事“大团圆”结局的背后，却往往又隐藏着一些“事出无奈”的悲剧或“道阻且长”的坎坷。而造成这种爱情悲剧与坎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江湖中森严繁复的规矩束缚，尤其是“正邪不两立”的门派之别，或者其演化升级而成的差异与矛盾。

　　不同势力集团之间的仇恨形成对身处其间的男女爱情的阻断，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戏剧模式。在金庸笔下，江湖往往有正、邪門派之分，分属不同正、邪门派之下的男女弟子，当然不可以彼此产生感情。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等等。而比正、邪门派更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属民族矛盾，比如在《倚天屠龙记》中，被认为是魔教教主的张无忌与名门正派弟子周芷若的婚姻，尚且还能经过一番辛苦经营从而获得各门派的认可与祝福，但其和蒙古郡主赵敏的婚恋却让其绝难在江湖上立足。当然，这些爱情故事不论其过程有多少波折、反复、猜忌、误会，起码它们的结尾中男女主人公最终都突破了种种限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其中颇为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这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突破正、邪门派的观念走在一起，但他们同时也彻底地离开了江湖，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归隐山林”，或许这是小说在暗示读者：正、邪截然分立的江湖其实还是容不下这种逾越正、邪的爱情的，想要保留爱情，就要告别江湖。

　　对敌人的仇视就意味着对己方的忠诚与责任。除了上述这种男女双方分属敌对阵营，阵营间的敌对关系必然成为他们爱情阻力的情况外，金庸小说里还有一类常见的爱情阻力是来自家国大业的束缚。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属《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小说里写陈家洛初见香香公主是偶遇其在河中洗澡，听见香香公主用回语说话，“陈家洛虽然听见，却似乎不懂，怔怔的没作声，一时缥渺恍惚，如梦如醉”（《书剑恩仇录》第十三回），而后当陈家洛得以见到香香公主真容，“陈家洛一见她的脸，一颗心又是怦怦而跳，暗想：‘天下哪有这般美女？只见她舒雅自在地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地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他平时潇洒自如，这时竟呐呐地说不出话来”（同上）。之后，随着二人开始逐渐攀谈起来，“陈家洛见她说话时天真烂漫，毫无机心，而玉容丽色，生平连做梦也想像不到，此情此境，非复人间，一时不由得痴了”（同上）。从这些层层递进的描写可以看出，陈家洛对香香公主可谓一见钟情，而香香公主对陈家洛也是以身相许，死心塌地。但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陈家洛为了反清复明、光复汉人的民族大业，而拿香香公主去和乾隆做交易，最终导致了香香公主的惨死。事业在这里成为阻隔爱情甚至破坏爱情的借口。

　　类似的悲剧还有《神雕侠侣》中王重阳为了抗金大业不得已拒绝了林朝英女侠的好意，导致二人虽全真教、古墓派互为邻里，却终究一生无缘共结连理。更有《天龙八部》中慕容复为了借助西夏国的力量匡复大燕，而舍弃了对自己情深义重的表妹王语嫣，最后人财两空，自己也变得疯疯癫癫。而在这为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慕容复真实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小说里关于西夏国公主招亲时的一段描写可见一斑：

　　（宫女）接连说了许多抱歉的言语，才向慕容复问：“请问公子！公子生平在什么地方最是快乐逍遥？”

　　这问题慕容复曾听他问过四五十人，但问到自己之时，突然间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一生营营役役，不断为兴复燕国而奔走，可说从未有过什么快乐之时。别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强，名满天下，江湖上对之无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满，但他内心，实在是从来没感到真正快乐过。他呆了一呆，说道：“要我觉得真正快乐，那是将来，不是过去。”（《天龙八部》第四十六章）

　　身为侠客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于“侠之大者”，就应该“为国为民”，因此，不仅对敌方的仇恨会成为破坏爱情的理由，对自己一方（帮派/国家/人民）的责任很多时候也会成为私人感情的阻碍。除非这种私人情感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承担起肩上的责任，比如郭靖、黄蓉夫妇共同坚守襄阳城。

　　当然，江湖之上对爱情的束缚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师徒伦理辈分的限制，纵使《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已经是一个平时不大循规蹈矩之人，但遇到让他和自己的师父小龙女成亲如此有悖江湖规矩和伦理纲常之事时，他还是显得有些畏缩和游移，直到小龙女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才最终“刺激”杨过下定了突破禁忌的最终决心：

　　杨过眼见她命在须臾，实是伤痛难禁，蓦地想起：“那日她在这终南山上，曾问我愿不愿要她做妻子，那时我愕然不答，以致日后生出这许多灾难困苦。眼前为时无多，务须让她明白我的心意。”大声说道：“甚么师徒名分，甚么名节清白，咱们通通当是放屁！通通滚他妈的蛋！死也罢，活也罢，咱俩谁也没命苦，谁也不会孤苦伶仃。从今而后，你不是我师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神雕侠侣》第二十八回）

　　最后，除了这些显在的江湖规矩、家国道义之外，有时候侠义对于爱情的阻隔更体现于细微之处，比如我们所说的“侠气”，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与“爱情”存在某种深层的微妙的抵牾关系。这里最精彩的例子当属《天龙八部》中萧峰误杀阿朱之后的一段描写：

　　走了幾步，蓦地在月光下见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凄凄冷冷，甚是孤单，心中一酸，便欲回向我行我素林，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会，但只一沉吟间，豪气陡生，手出一掌，劲风到处，击得湖水四散飞溅，湖中影子也散成了一团碎片。一声长啸，大踏步便走了。（《天龙八部》第二十三章）

　　这里萧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爱情，也有悔恨和愠怒，但这些感情最终却都在“一沉吟间”汇合转化成了“豪气陡生”，随着一掌发泄出去，像被他击中的湖水一样“四散飞溅”。在金庸小说里，讲求豪气云天的侠客们一般都不愿深度纠缠于儿女私情，仿佛“遥怜小儿女”是一件颇损自己英雄形象之事，所以发泄之后的萧峰才会“一声长啸，大踏步便走了”。

　　江湖上正、邪对立的门派，及其衍生出来的民族、国家矛盾，甚至于江湖间烦琐却森严的等级秩序和侠客身上的豪情、侠气时时会成为男女爱情的阻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是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彼此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微妙的抵牾，甚至可以说武侠世界得以合理存在的一套逻辑对男女私情具有先天的某种排斥性。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现实世界的倒影，毕竟现实世界里复杂的伦理、道德、利益关系也常常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但反过来说，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阻拦的存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爱情才更摇曳多姿、引人入胜，毕竟“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何况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了，男女主角的爱情终究是会突破这些束缚与限制的，预定的结局让读者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爱情途中的“道阻且长”。

　　战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