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文化基因

　　日本军国主义是什么？

　　“日本军国主义”是“军国主义”的一种。“军国主义”由“军国”与“主义”构成。在汉语中，“军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统军治国”，《黄石公三略·上略》中有：“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后汉书·荀彧传》中有：“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二是指“军人控制的国家”。至于“主义”，则主要是指“某种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也可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方法”。

　　“军国主义”中的“军国”，主要是指“军人控制的国家”，而“军人控制的国家”也需要“统军治国”。据此，可对“军国主义”概要描述为“以军人、军队控制国家的理念，或体系的思想和信念，包括实现军人、军队对国家进行控制的措施与方法，以及军人、军队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所采取的国家政策、策略和行为等”。

　　军国主义的最早推行者，是欧洲的普鲁士王国。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普鲁士选帝侯（德意志诸侯中有权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诸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即位后，开征军事税，实行征兵制，军人数量达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军费开支达到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三。普鲁士创造了欧洲军国主义模式，即“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

　　毫无疑问，这不是正常的国家与军队关系。无论是列宁揭示的“军队是国家的暴力工具”，还是克劳塞维茨所谓“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都应该是国家支配军队而非军队支配国家。由此，“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成了军国主义最典型也是最本质的特征。

　　“军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出现，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其形成是欧洲在十九及二十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的结果。民族国家与十八世纪及以前的欧洲的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是有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从一个民族构成政体，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体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形式。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義”的第一讲中说，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造成“民族国家”的力量可能是“自然力”和“武力”的结合，既有“王道”也有“霸道”。这样的认识可能与构成国家的实际肇因更加符合一些。

　　民族国家与军国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民国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中国重要的日本问题专家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中认为：“军国主义这个东西……如果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绝不能成就一个宏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的帝国主义大国，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军国主义的国家。”

　　因此，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戴季陶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要点何在？……到日俄战争后几年，日本已是一个彻上彻下的军国。虽然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和民众势力与民众势力、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做基础，从实际工作的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它是内阁，不如说它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配分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配分的地位。”“皇帝的称号已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治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另一方面是政治代表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练。”

　　在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国家体制中，天皇加封了“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而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虽名为内阁部长，首相却无权节制，他们均可直接向“陆海军大元帅”天皇报告。甚而至于，军部可以决定一届政府的成败，因为如果军部对于内阁的组成或施政倾向不满，只要坚持不派出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内阁就无法形成。

　　1931年，日本陆军部和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狼狈为奸，挑起“九一八”事变。考虑到事态的扩大极易引发与欧美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日本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天皇也希望乘势踩下“解决满洲问题”的制动闸。19日下午七时，“关东军”向陆军部提出请求：“我们确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的绝好机会。今日我军如果退缩，以后再想解决满蒙问题当绝无可能。……期望能以最大之决心，促成国家百年大计和整个陆军之猛进。”当天下午的内阁会议及第二天陆军高层举行的会议，态度非常强硬：“军部此番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若政府不同意军部方案，则将毫不犹豫推翻政府。”由此可见，是军部在掌控内阁，而不是内阁在掌控军部，甚至天皇这个“陆海军大元帅”对军队的节制，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也是徒有虚名。这样的日本，已经是一个活脱脱的军国主义国家。

　　神道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信仰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对风云雷电、旱涝洪荒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认识，对之感觉神秘；又因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收获均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因而对自然的力量感到敬畏。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和农业丰收，由原始部落、氏族的首领主持祭祀的仪式，被称作神事，也称神道。

　　日本又称“大和”，日本民族又称“大和民族”。然而，“大和”原本只是奈良盆地东南一带的地名，其大体区域范围是：自大和国城下郡大和乡（现天理市海知町）及大和神社所在地天理市南部（天理市新泉町），经箸墓古坟（现樱井市箸中），至古代被称为磐余天之香具山东麓（现樱井市池之内村附近）。公元三世纪左右，大和地方豪族争雄，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统一各路豪族并占有“盟主之座”的“大王”，就是“皇族”（天皇）的祖先。统一了奈良有限地区的豪族，建立了部落式的天皇“国家”，也就掌握了统治区域内的祭祀权，形成了原始的日本神道。

　　由此可见，日本神道自古与其统治者“天皇”密不可分。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直到公元七世纪，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借用汉字的偏旁和草书发明了假名，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但从公元四世纪末开始，日本采用汉字进行历史记载。最早的日本史籍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据其记载，原居于日向，后率领军队进入大和的磐余彦，就是初代天皇——神武天皇。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那些属于“倭”的各小国的国王，实际上仅是具有司祭性质的政治首长。从陈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和范晔《后汉书·东夷传》的记载综合来看，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如“卑弥呼”，一方面是政治君主，另一方面“事鬼道，能惑众”，又是萨满女巫。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将第一代天皇尊为神武天皇、第十代天皇尊为崇神天皇、第十五代天皇尊为应神天皇，在这三代天皇的谥号中附有神名，即是为了体现皇主神天照大神（日神）的神格，以强化日本神道与统治者“天皇”之间的关系。其中，神武天皇和崇神天皇被视为国家的创立者，应神天皇的所谓“应神”，意为天照大神的“应身”。由此可见，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是在世俗社会现实、具体地实现日神神格的最初的天皇。也就是说，来自神道的天皇，在人世间具有了现实的化身。

　　日本天武天皇（始于公元672年）时期，主要通过日本的神祀思想与中国天命思想的结合，确立了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和强化“日本是神之国”“天皇是神的后裔”等观念作为由统治阶级规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长期支配日本人的思想。

　　直到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的“黑船来航”，迫使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并走上近代工业化道路。随着德川幕府政权的崩溃和明治政府的成立，庆应四年（1868）1月17日，明治政府设立了神祇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并随之恢复了古代的神祇官，且地位高于太政官。明治四年（1871），将神祇官改为神祇省，不久又废神祇省，設置教部省，开始采取政教分离政策，神道国教制度开始崩溃，日本逐渐走向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翌年，明治政府颁发了精神爱国、明白天理、奉载皇上等“三条教宪”，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

　　这种神道向皇道的蜕变不仅没有降低日本人对神道的崇拜，反而使得神道与皇道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曾于189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的日本法学家笕克彦博士曾说：“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什么时候绝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来自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这一论述堪称神道、天皇、国家一体化的完整表述。

　　天皇作为神道的神格与世俗的现实存在，在长期的幕府统治期间并不掌握世俗权力。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两个后果：一是由于天皇不与幕府争权、幕府将军也未敢僭越皇权，所以避免了像中国一样的朝代更迭，形成日本统治者和民众都为之骄傲的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优秀国体”；另一方面，由于避免了受到现实社会各种矛盾的纠缠，天皇不用为任何现实和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因而在日本民众心目中成了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惯性，直到近代，即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日本民众仍然狂热地崇拜天皇。

　　可以这样说，不仅神道教的根源与天皇紧密相关，而且天皇就是神道的社会载体。那么，来源于神道的对天皇的崇拜是怎样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信仰的呢？

　　要使军国主义在日本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即要成为如戴季陶所言的“一个宏大的势力”，仅有统治高层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意识是不够的，必须使之成为一种深入社会基层的普遍的信仰，才能发挥效力。为此，日本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进行了非常扎实而有效的宣传、教育与灌输。

　　一是大力灌输“皇室中心主义”。明治十二年（1879），明治政府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教学大旨》强调：“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尽人伦道德。”明治十五年（1882）12月，明治政府向全国所有学校颁发天皇敕谕：“年少就学最当以忠孝为本，以仁义为先。”明治十九年（1886），西村茂树在帝国大学连续三天发表题为《日本道德论》的演讲，提出日本国民精神的核心是“以皇室为中心”。明治二十年（1887），东京大学综理（即校长）加藤弘之发表《强者权利的竞争》，公然提出“在野蛮和未开化的社会，强者的权利唯有通过暴力实现”。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皇宫顾问西村茂树向宫相土方久元提出书面建议：“按照本邦历史，国民精神之根源始终在皇室。故今日欲维持国民道德，应以皇室为精神之根源。舍此别无他途。”最终定稿的《教育敕语》简单清晰，核心思想是“我国固有的伦理”，就是“皇室中心主义”，并且强调日本人不可缺乏“尚武之精神”，不可养成“文弱之恶习”。

　　二是以“对天皇的忠心”进行战争动员。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对天皇的狂热崇拜，使得国民在以天皇为名义的战争动员面前毫无抵抗力。日本的好战分子大力利用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忠心，将香烟以“天皇恩赐”的名义赏给部下；每当天皇生日时，就率领全体士兵对着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号召部下“谨记圣意”，“祛除圣虑”，“以崇敬之心报陛下之仁”。许多日本军人说：“只要天皇有令，就算只有一支竹枪，我们也会立即投入战斗。”

　　三是极力强化为天皇“成仁”的决死精神。在日本军队里，士兵常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成仁”本身就是精神胜利，是真正的英雄。“为天皇成仁”是日本军人的最高精神追求。这种极端的宣传产生了极端的效果，即日本军人绝不或绝少投降。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时，会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干脆赤手空拳与敌人作困兽之斗，宁愿同归于尽，也绝不低头。二战的中缅会战中，日军被俘与阵亡者的比例是一比一百二十。战斗后一百四十二名被俘者，多数是因为身负重伤或昏迷不醒无法抵抗。而根据统计，任何一支西方军队牺牲人数达到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即会放弃抵抗，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一般是四比一。一比一百二十与四比一，差距是四百八十倍！

　　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以神道教为基础的对天皇的至高神化来教化国民，使日本军人可以为天皇去战、去死。这种源于神道教教化而形成的“为天皇成仁”的精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信仰，掌控了日本社会和军队中各个等级人员的思想并支配了他们的行为。

　　“武士道”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

　　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日本的国体逐渐从由天皇统治的皇权体制向由幕府将军统治的封建幕府统治过渡。说到底，其根源是皇权的扩张。

　　公元八世纪末，即日本平安时代的早期，恒武天皇为将大和朝廷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本州岛东北部，遂派军队对当地的虾夷人进行讨伐。但是，由于讨伐军缺乏士气和纪律，难以战胜当地骁勇的土著虾夷人。朝廷于是向地方豪族求助，提出将授予任何讨伐虾夷人的地方势力的首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弓马娴熟的地方豪族很快成为天皇扩张势力的工具。这些人堪称武士的先导和雏形。

　　至九世纪中叶，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裝，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以宗族和主从关系为基础的私人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至十世纪，朝廷已经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领主和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朝廷为平定各地“争乱”而任命押领使、追捕使。平乱后，押领使、追捕使仍留驻当地，朝廷却已经鞭长莫及、尾大不掉，对其无法控制。这是武士作为一个阶层产生的肇因和基础。

　　建久元年（1190）三月，原地方豪强势力源赖朝建立起了覆盖日本全国的统治权。建久三年（1192年），源赖朝被拜为“征夷大将军”，正式建立武家统治政权。征夷大将军的势力范围来自自己所掌握的军队的征讨，将全国分封为由各大名治理的藩国。这样就形成了名义上的天皇、幕府将军、藩国大名三级构成的日本国家政权。

　　幕府将军用武力来统治各地领主，即大名。各大名作为封建领主，配备着家臣和武士。当危险或内乱来临时，武士将负责保护大名。他们也时刻准备向其他大名挑战，甚至向幕府将军挑战，以取代幕府将军统治全国的世俗皇帝的地位。从镰仓、室町到德川幕府的演变，就是新的势力挑战原有幕府将军取得成功的结果。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历了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到德川幕府共近七百年的封建幕府统治时代。

　　漫长的幕府时代，使得“武士”的身份具有由上而下广泛分布的特点。征夷大将军这个幕府的统治者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武士，他的下属有忠于、保护他的家臣和武士。各封建领主即大名，本身是次一等的武士，其下属亦有忠于、保护他的家臣和武士。大名为了管理其藩国，势必依赖他属下的家臣和武士；他的家臣和武士，属下还有更下一级的武士。

　　据统计，在幕府统治的最后时代，全日本有一个人数达到两百万的寄生阶层。武士阶层不干体力活，靠其领主将农民的赋税分配给他们一部分来维持生活。由于等级森严和人数众多，底层武士的俸禄几乎跟农民的收入不相上下，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然而，武士道是什么呢？从字面上看，可以解释为“武士的道德”。武士与他的领主或者主人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中认为，“‘武士道其实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禄报恩主义”。这种定位与上述日本学者对“武士”身份的定位，以及武士的“以主从关系为纽带的道德准则”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在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眼里，武士道却无比高尚。1894—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日军在旅顺、台湾等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导致西方各国将日本视为一个野蛮、残暴的国家。新渡户稻造作为日本最早向西方派出的留学生并与美国女人结婚的日本人，撰写《武士道》向世界解释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新渡户稻造将日本的武士道与西方的骑士道相提并论，认为其是高尚品德，辩解说武士的切腹与复仇并非野蛮，武士参透死亡，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其对武士道极尽歌颂美化之能事：“武士道，乃是一种武士被要求或被指导必须遵循的道德律令。武士道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它是铭刻于心碑的律令。”“虽然不具备可以用手触摸的形态，却使道德的空气散发芬芳，令我们意识到自己依然处在它强大的魅力之中。作为封建之子的武士道，其光辉也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综合本尼迪克特、戴季陶和新渡户稻造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所谓的武士道概括为：忠的道德、等级秩序和牺牲报恩的行为模式。

　　一是忠的道德确保了日本军队从普通士兵到各级长官对天皇的向上忠诚的军国主义道德观。

　　武士道由上向下的“施恩”和由下向上的“报恩”，核心的道德要素就是由下向上的一级一级的“忠”。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强调：“在武士的道德戒条中，忠义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新渡户稻造认为：“神道充分地提供了对君主的忠贞、对祖先的崇敬、对孝的虔诚，都是其他宗教从未曾教导过的。神道谆谆教导这些，赋予傲慢的武士以服从的秉性。”“神道的自然崇拜，使国土深入我们内心的灵魂，而它的祖先崇拜，则使得皇室，从一个世系到另一个世系，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感情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特性：爱国与忠心。”新渡户稻造用《武士道》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进行辩解，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具有无法割断的紧密联系。

　　道德是一个人或者群体、社会所遵循的标准与原则。武士道的道德为武士的思想、言论、行动所遵循。因为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社会根本变革，明治五年（1872）12月28日，明治政府向全国颁布《征兵告谕》，取消了武士垄断军人身份的特权，实行仿效西方的义务兵役制。这一律令从形式上废除了武士身份，即武士再不能凭借身份获得俸禄，武士的“报恩”由此失去了“施恩”的前提和凭借。

　　这一变故，使得很多武士成为生活无着的“浪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使社会道德重新回归“以忠为基础的报恩主义”，明治十五年（1882），明治政府颁布了《军人敕谕》，这是一个延续日本传统社会道德的最权威的宣言范本。

　　《军人敕谕》一如既往地将对天皇的忠作为道德的最高形式，开宗明义地表示：我（天皇）全靠你们来辅佐，你们也仰仗我来做你们的首领。我能不能保护国家以回报上天的恩德、祖宗的恩德，就全靠你们各位都能恪尽职守了。整篇《军人敕谕》体现的是日本官方文化，大力倡导“忠”，强调“公道”。《军人敕谕》极力鼓吹：“公道”完全可以成为一切道德的准绳。《军人敕谕》规定的“五条训诫”中，第一条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尽忠，大义重于高山，生命轻于鸿毛。

　　对此，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认为：“对日本人来说，永远报答不完的大恩大德是一种义务。而义务主要包括忠和孝——对天皇尽忠，对父母尽孝。这两项义务是必须履行的，所有日本人从一出生就被告知了。”而且，“义务是永远履行不完的”。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强调：“在武士道的观念里，国家是先于个人的，个人天生是国家一分子，因此，他必须为国家，或者为国家的合法统治者，生死以赴，义不容辞。”

　　日本的整個教育体系都把“忠”当成了最高道德标准。它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尽到了“忠”，就等于完成了其他一切义务。它要使“忠”不再仅仅是一种“势力范围”，而是要成为“人们道德力量大厦中受力量最大的顶梁柱”。由对天皇的忠，自然而然就导出了日本军队从下向上逐级的忠，忠于自己的上级，成为向天皇尽忠的替代方式和直接方式。

　　二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确保了日本军队逐级向上服从的军国主义秩序。

　　军队的战斗力来自铁的纪律。而纪律要得到广泛的、严格而自觉地遵守，就必须明确个体在群体中的定位，即造成一个集体、群体的有效的秩序。承继于武士道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秩序，就是严格区分个体在群体中定位的等级制。

　　对于等级制度，我们并不陌生。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典型的等级制。对此，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是承认的：“说到严格的道德教条，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沛的源泉。”但他并不甘心接受这一等级秩序来源于儒学，紧接着他就辩解说：“早在孔子的著作被介绍到日本之前，我们民族就本能地认识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及朋友间的五种伦常关系，孔子的论述不过将它们确认下来而已。”但他还是很推崇地说，孔子的“政治道德理论平和、仁慈，并富有处世智慧，这些特点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贵族化的保守言论切合了武士政客们的要求”。

　　明治政府颁布《军人敕谕》规定的“五条训诫”中，第二条就是应按照军队高低级别遵守礼仪。这是在明治维新后对日本长期实行的严格等级制度的继续强调。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说：“日本人信赖等级、秩序。日本人认为，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在日语里，皇室中的人被称为‘居于云上者，只有具有皇室血缘关系的人，才可继承皇位。天皇是神，不可侵犯。”“八世纪末，贵族藤原掌权后，天皇被驱逐到后台。之后，源赖朝将军凭借武力掌握大权，将军也从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将军和幕府用武力来统治各地领主。”

　　天皇、将军、大名构成国家三级等级体制。此下的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士指武士，农即农民，工即手工业者，商即商人。这种等级制度严酷到何种程度呢？配刀是武士的特权，如果一个武士新打造了一把刀，想一试它的锋刃，可以找一个农民或者商人来试刀。拥有特权的武士杀死一个农民或商人，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整个社会如此高度认同和施行等级制度，将其运用到军队之中，纪律的严格性和军人嗜杀的残酷性，也就不言而喻。

　　武士道为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行为模式，就是自下而上的服从与牺牲。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认为，对统治者的服从是“自豪的归顺，有尊严的归顺，哪怕是奴役般的臣服，也不失去高贵的自由”。“真正的名誉是服从天命，虽死不辞；相反，为了回避天命而死，实足懦夫所为”。服从的秉性从何而来呢？“神道的谆谆教导，赋予傲慢的武士以服从的秉性”。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揭示：一些顽抗到底的日军认为是天皇创造了极端军国主义，自己是“奉命行事”，是为了“解天皇之忧”，“为天皇尽忠”，“天皇发动了这场战争，服从是臣民的职责”。这种“服从”要达到什么程度呢？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认为：“某些德性是如此宝贵，连生命都可以为之牺牲。”“女人们也会鼓励丈夫或者儿子为君主牺牲一切。”“自我牺牲精神浸润于武士道的全部教义之中，对男人女人都一视同仁。”

　　极为荒唐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种等级制思想当成了对外发动极其野蛮、残暴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日本在1940年的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前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世界和平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各国各安其分，各守本分。”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时任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外交照会中竟然说道：“使万邦各安其所、安守本分乃帝国矢志坚守之国策。今现状与上述之帝国基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不能容忍。”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等级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种无法撼动的等级关系是一笔可贵的资源，是日本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它可以为日本的复兴提供契机。”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引向了给世界带来灾难、同时也毁灭日本自身的错误方向，即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这使得日本的等级制度不仅成为维护内部秩序的工具，而且成为对外侵略扩展的滥觞。

　　三是自下向上不惜牺牲的报恩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倡导的行为模式。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揭示：“报恩也是伴随着等级制度而生，被日本人高度重视，并认真遵守。”“西方人认为，强者的标志是反对落后的习惯和规矩，克服障碍以争取幸福；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的所谓强者，恰恰是为了履行义务应该牺牲个人幸福才对。”“报恩是值得赞美的高尚情操。当一个人积极投身于报恩行动时，他就同时变成了一个高尚的人。”“天皇略施恩泽都会让一个日本人感动得流泪。为了天皇，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我们几乎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欠社会的恩，人生来就是为了报恩。”“对日本人来说，永远报答不完的大恩大德是一种义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阶级长期的灌输和熏陶，已经使报恩成为日本国民的潜意识和内在要求。这既是武士道“食禄报恩主义”的延续，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层继续强化的道德要求，并使之成为日本国民、军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模式。明治政府颁布《军人敕谕》规定的“五条训诫”中，第三条就是：要有战斗的勇气。这种所谓“战斗的勇气”，就是要求日本军人勇于牺牲。

　　军国主义者不仅要求个人服从和牺牲，而且要义无反顾地勇敢地服从和牺牲。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认为：“义与勇，是武士之德的一对孪生儿。”“义，乃是一种毫不犹豫地据理而为的决断力，当死即死，当击则击。”“德川公曾说过：投身战斗，横尸疆场，容易之至，匹夫可为。当生则生，当死即死，方为真勇。”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之间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佐证。明治维新之后，一大批日本武士，如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都成了明治维新之中的“新武士”；垄断日本政坛近半个世纪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包括昭和时代推动发动侵略战争的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是武士家庭出身。这些武士或者武士家庭出身者极其自然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和勃兴的主要社会力量，也充分展示了武士道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道德、秩序和行为模式的有力证明。

　　普鲁士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外援

　　新渡户稻造为了给野蛮和残酷的日本武士道涂脂抹粉，在《武士道》中不仅大量引用孔、孟、王阳明学说等中国儒学思想，而且多处引用基督教和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言论，来为日本的武士道辩护。例如，将日本武士道与西方的骑士道相提并论：“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军人的、骑士的方式——那种战斗的贵族应该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遵守的方式。”在解释武士道的“忠”时，又引用斯宾塞《伦理学原理》中将“忠”等同于政治服从的论述。

　　客观地说，日本军国主义确有文化外援，但那主要是普鲁士军国主义。十九世纪中期，依靠日益强大的军力，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普鲁士王国赢得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了除奥地利之外的整个德意志，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继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极大的残酷性和反动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普鲁士主义”也因此成为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根源与核心。1868年，日本启动明治维新，即开始学习普鲁士主义与德国的政体与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成为纳粹德国的坚定盟国。

　　1871年，由明治政府要员岩仓具视为首的、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前往欧美各国参观学习。他们在德国的考察时间多达三十三天，拜访了被称为“铁血宰相”、同时也是坚定的普鲁士军国主義者的俾斯麦。1862年9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走进议会，发表了一段强硬的讲演，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以及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面对到访的日本使团，俾斯麦将他的“铁血”军国主义逻辑和盘托出：“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就曾这样引述：“伟大的俾斯麦夸耀地说，忠诚是德国人的美德。”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与德国学者狄尔鲍拉夫的对谈记录——《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一书，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向普鲁士德国的学习提供了佐证。池田大作说：“明治政府在建立足以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现代国家时，围绕以哪个国家为模式的问题，进行了各种探讨。1871年，日本决定以刚刚成立的普鲁士为盟主的德意志帝国为效仿的典范。明治政府的实权派伊藤博文曾亲自赴德国，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范本，在1889年制定了宪法……明治、大正以至昭和初期，官费留学生几乎都是派往德国留学的。”

　　被称为“日本宪政之父”的伊藤博文，在明治初年专门赴欧洲考察宪政。他首先来到英国，发现英国国王虽有王位但并无实权，认为不适合日本。他来到德国，发现德国虽设立议会广征众议，皇帝却亲掌立法行政大权。于是，伊藤博文认为德国的体制最适合日本。日本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宪法》，虽设议会，但以天皇主权为根本原则；以天皇为神，将神道国教化；规定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直属于天皇，赋予军人以特权。可以说，《明治宪法》的形成基础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预留了文化环境、提供了法理基础，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渗透了普鲁士军国主义。

　　总的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成型、鼎盛和肆虐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和对外政策的彻底破产和可耻失败。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基础既历史悠久，又丰富多样；既有来源于日本自身的古神道、武士道，也有来源于欧洲近代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且，任何东西一旦进入文化层次和以文化的形式存在，就很难因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时间的流逝而消亡。直至如今，我们仍然不时从日本政客或者作家、学者的谈话、著作中，发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幽灵。这不能不使我们保持警觉。

　　吴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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