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正处在新旧转换的关键期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

　　自2008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沖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

　　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处在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其不确定性十分明显，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

　　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可能大幅提高，它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其根本特征是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300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指出，这种挑战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

　　（1）2018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2）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研究和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变动的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的阶段性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的时代与新的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文化纵横》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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